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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读书】 名人谈读书（二） 枕边书系列之11：宗璞谈枕边书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喜欢快是慢读？ 宗璞：其实我已经没有谈书的资格，我早已不能阅读，只能听。听力又在下降，整天昏昏然，算得个准残疾人。但是说起书就来了兴致，不过我谈的不是枕边书，而是脑中书。因为不能看，一切都在脑中。我从小喜读书，反正家里书多，随手便读。但喜读书不求甚解，没有章法，没有计划，也不求读完，从来不做笔记。 让您感动落泪的书是什么？或开怀大笑或怒火中烧的书？ 宗璞：我很容易落泪，让我感动落泪的书不胜枚举，可以加“最”字，真正让人肠断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在高中时读《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时大哭不能继续读下去，只能下一次再读。《红楼梦》黛玉焚稿前后，我每次读都很伤心，但总能读下去。那又是另外一种伤心。 让人大笑的书是马克·吐温，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非常幽默有趣，有的篇目简直让人笑不可仰。 让人怒火中烧的是《水浒》，其中人物写得最好的是林冲。金圣叹认为武松是天人。武松当然也好，不过林冲最好。我和蔡仲德、兄、弟还有一些朋友都喜欢林冲，林冲也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他受到的迫害令人发指。无路可走要当强盗都受到阻碍。到后来梁山好汉要受招安，我说：谁都可以投降朝廷，只有林冲不可以。《水浒》是一部大悲剧。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宗璞：因为自己不能看，真正反复阅读的书并不多。而想要重温的书不少。我想再看《世说新语》，可是搬家后就找不到了。再一想，找到也无法读。因为助读人不认识繁体字无法念，就算有简体字本也念不下来，这样一想，找不到书也不算什么。我很喜欢《世说新语》，我想读了这本书，对中国文化了解会更全面。 还有一本《幽梦影》，清代张潮所作。讲的是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张潮还说：“《水浒》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 真正有时看看的是《古文观止》，我很怕混乱的语言环境影响我的笔墨，隔些时念一篇古文，算是打预防针吧。好在《古文观止》有简体字本。 生病的时候，有心情看书吗？哪些书帮助您度过难关？ 宗璞：我喜欢读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我常常住医院，英国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很解闷。但是，有人送来几本日本最流行的侦探小说，我试着读，却读不下去，可能是我太懒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好看。严家炎教授在北大召开金庸研讨会，我报名参加。中国的武侠小说传统到金庸可算一个顶峰。我想，人是要有一些侠气的。简言之也就是打抱不平。多说一点，就是做事只讲义不讲利。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宗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最先想到要请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很幼稚，因为幼稚居然敢写了一篇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登在《工人日报》上。其实，我连被称为世界第一小说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没有全懂。除了可以表现年轻人的狂妄外，也可见我对陀书的热情和推崇。后来想想，如果他真来了，可能坐在那里不讲话。于是决定不打搅他了，还是在书中请教吧。 我的邀请名单有四位中国人，苏东坡、李义山、司马迁、蔡文姬。三位外国人，英国托马斯·哈代、挪威易卜生、丹麦安徒生。 我从小敬爱东坡，读他的第一篇文字是《前赤壁赋》，是父亲要我读的。以后他便是我的良师益友。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中国读书人喜欢东坡的极多。东坡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王国维在《静安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他提出必须“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又说：“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其唯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照静安先生的意思，感其所感要比言其所言要深一层。感所感更需要人格的力量。在无法享有自己完整的人格时，是无法感自己所感的。东坡善于聊天，据说，上自玉皇大帝，下至卑田院乞儿，都能谈得来。我想能和他谈几分钟就是了不起的经验。 李义山是我极喜欢的诗人，为什么林黛玉不喜欢义山诗，只能接受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这个问题我当然不会去问义山本人，我要请教的是关于《锦瑟》。《锦瑟》被认为难解，研究他的各种观点很多。我只是凭直觉说上几句，一弦一柱思华年。已经很清楚这首诗是“思华年”，是回忆。下面的四句用了四个典故描写人生四个阶段，青少年、中老年。“庄生晓梦迷蝴蝶”一句是描写正在寻求“我是谁？”的答案。下句“望帝春心托杜鹃”是写虽然经过努力，而豪情壮志只能化在杜鹃的啼声里。所以，便有第三句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这是说的遗珠之憾。第四句“蓝田日暖玉生烟”，朱光潜以这句诗的温暖色调驳斥了对《锦瑟》的悼亡说。我可以加一个旁证，支持朱先生的解释。就是义山有子，名衮师，他有一首诗，首句“衮师我娇儿，美秀乃无匹。”第四句正是用“蓝田种玉”的典故描写时光已流到了下一代。我想再多就不必研究了。此所谓读书不求甚解，况且诗无达诂，过多的穿凿反而缩小了诗的意境。 我要声明，我没有读过《史记》，而且以后也不可能读。但是我很敬佩司马迁，他的身心都受到重创，却能写出这样一部大书。《史记》居然保存下来，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请这位老爷子来坐一坐也是好的。 从汉朝的历史想到了蔡文姬，她的一生太悲惨了。我想请几位歌者为她演唱《胡笳十八拍》，如果她觉得那会惹她伤心，就免了。 估计哈代不是很健谈的人，也许我们可以谈一谈叔本华。我也许请他念一念他自己的诗。如果他礼貌地要我挑，我会挑《为时钟上发条的人》。 易卜生是中国人熟悉的名字，民国时便上演过他的《娜拉》和《人民公敌》。听说前几年国家大剧院上演《人民公敌》，台上台下呼应热烈。我要告诉他上世纪80年代《世界文学》杂志刊出了他的诗剧《培尔·金特》，我们特邀萧乾从英文翻译，我是责任编辑。我很喜欢这本诗剧，不知挪威文是怎样的。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做了《培尔·金特组曲》，也是名作。其中，培尔·金特的母亲离世那一节慢板和索尔维格之歌非常好听。 丹麦安徒生在我的想象中也是不说话的，我想他可能会吃一点东西，如果我准备的话。我曾写过一篇讲童话的文章，题目是《也是成年人的知己》。好的童话老少咸宜，不同年龄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对于同一作品，不同年龄也可以有不同的收获。读安徒生，年轻时可以读《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等，成人后会认为《海的女儿》和《皇帝的新装》最上乘。二百年后仍旧发人深省。 您收到过最难忘的读者来信是什么？ 宗璞：上世纪80年代收到一位孔姓女工的来信，说她读了《鲁鲁》之后哭了很久，又卧床一日没有吃饭，她还为鲁鲁挨打抱不平。她真是一位会心人。 我的散文集《铁箫人语》出版后。有一天三松堂来了一位陌生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是一位从长沙来的中年人。他说：“曾在长沙的书店里，外面正下着小雨，读到我的散文集《铁箫人语》。他觉得心情马上安静下来，头脑也清爽。”所以不怕冒昧来打搅了。我尊重这样的热心。 民族学院附属高中一位女同学来信，说她极爱我的文字，认为我的文字可以称为宗璞体，她正在学习。读书读到这样程度，也算得慧心人。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 在写作《野葫芦引》的过程中，不断收到鼓励的信。不止一位说，他们读第一本书的时候在上中学或上大学，现在或上大学或做事了。 大概是上海哪一所中学的同学，我猜他们都是男孩子。他们说喜欢读我的书，要我加油加油，打了许多惊叹号。这封信我在创作六十年研讨会上提到过。 读者给我力量是巨大的，我衷心感谢，也衷心祝福。在人生的列车上，我已经快下车了。我还是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和你们一起加油！加油！！ 枕边书系列之12：周大新谈枕边书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周大新：我的枕边书有两种，一种是需要在精力好、不想睡的时候读的书，通常是需要质疑、思考和与作者暗中对话类的书。比如美国威尔·杜兰著的《世界文明史》，英国彼得·沃森著的《思想史》，《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自然科学卷》，法国米歇尔·沃维尔著的《死亡文化史》，德国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著的《美学》等等。另一种是在精力不好可又不愿睡下时，用来进行精神放松和享受的书，通常是喜欢的长篇小说或者散文集和诗集。 枕边书是自己认为必须读的书，不可错过的书。如果不把他们放在枕边，只是放在书架上，担心会忘记读。书架上的书太多，忘记读是可能的。放在枕边，每天的午睡前和晚上睡觉前都能看见它，忘不了。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周大新：眼下我的枕边放着一本《哈佛百年经典·24卷——英国和美国名家随笔》。这本书里收录了英国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英国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科学与文化》，英国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的《种族与语言》，美国威廉·埃勒里·钱宁的《劳动阶级地位的提升》等文章，读了这些文章，让我知道了这些智者对人类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比如：“大学是一个借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国内使得思想得以交流和传播的场所”，“在大学，思想摆第一位，因为思想是学术体系的基础”。“在物质宇宙中，地球不是主要的结构，世界不是服从于人类的需要的，更确定的是，自然是不受干扰的定则的一种表达，人类最主要的事情是学会相应地管理和支配他们自己。”“用语言测定民族十分困难”，“语言的多样性也并不意味着血缘的多样性”。“我们应该坚信，如果国家不能让其所有阶级成员得到提升，那么国家就不能持久繁荣，其国民也不能真正获得幸福”。我觉得这些智者的看法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有意义。 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周大新：我现在读书的场所，是四个，一是白天在书房，是根据工作需要阅读；二是旅行途中，读有意思的小说；三是卫生间，读能让自己开心的书；四是在卧室，睡前半依在枕上读自己放在枕边的书。精力好不想睡时读的书，通常会给我带来思考；精力不好又不愿睡时读的书，能让我精神放松，带给我艺术享受。享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有什么书能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 周大新：我的写作欲望通常是从生活中来的，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的经历或某一个场景刺激了我，让我生起了写作的欲望。由读书而激起写作欲望的情况也有，但比较少，通常是书中的某一句话或者描述的某一桩事勾起了我对自己生活经历的联想，从而有了写作的欲望。这应该叫启发吧。这种启发因为是瞬间就过去了的，很难深刻地保存在记忆里。 您阅读时会记笔记吗？喜欢快读还是慢读？ 周大新：我年轻时读书会记笔记。这是缘于两个原因，一是那时书少，所读的书多是由图书馆或从朋友处借来的，书读了要还回去，自己怕记不住；二是那时工作的流动性大，野战军的部队，执行的多是流动性的任务，即使自己买的书也不能带在身边，所以要记笔记。当时所记的内容，一个是由阅读获得的启示，一个是名言警句包括叙述、描写的精彩段落，再就是全书的梗概（主要是科学类和理论类的书）。后来随着个人经济状况的好转和工作环境的转变，能买书了，有书房了，就不记笔记了。需要再回看或查询某一本书，去书架上拿下就行了。 我读书有快读的也有慢读的。快读的，通常是好理解的书，用形象思维写的书；慢读的，通常是有理解难度的书，多是用逻辑思维写的书。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周大新：我最希望在大雪纷飞的夜晚，人们都睡了，四周人家的灯也都关了，我半躺在床上，敞开床帘，看一阵窗外飘舞的雪花，看一阵书，默想一阵，再接着读。这时候最好读一部能给我带来温暖感的爱情小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最美的享受。至于为什么，我说不清楚，就是想这样，觉得心里安恬舒服。 您读过的最有意思的书是哪一本？ 周大新：我读过的有意思的书很多，一定要挑一本的话，那就《洛丽塔》吧。它是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最初未获在美国发行，1955年首次被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1958年才有了美国版。小说大部分篇幅是死囚亨伯特的自白。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年男子对一个未成年少女的迷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描写恋童癖的小说，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男人中原来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性取向竟然是这样的。这本书给当时的我造成了双重惊骇：一是人原来是千奇百怪的，我原来对人的知悉还太少太少；二是小说对人的表现边界是可以无限宽的，没有作家不可以写的东西。 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周大新：对我的思维影响深的书挺多的，要只说一本的话，就是美国维尔·杜兰著的《杜兰讲述·哲学的故事》。这本书不是一部完整的哲学史，但却是打开哲学之门的敲门砖。读完这本书，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弗兰西斯·培根到斯宾诺莎，从伏尔泰到伊曼奴儿·康德，从叔本华到赫伯特·斯宾塞，从尼采到伯格森、克罗齐、罗素、桑塔亚那、詹姆斯和杜威的哲学见解。进而可以基本明白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 书架上最终留下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周大新：我买的书除了在工作调动中不小心丢失的，我都保存在了书架上，一本也不扔，他们都是我的宝贝。很多书能勾起我美好的回忆，看见他们我心里很快乐。我最后将把他们捐赠到河南老家，让他们代表我为故乡人服点务。 枕边书系列之13·丁帆：枕上诗书闲处好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您的枕边书会经常变化吗？ 丁帆：我的阅读习惯是坐读正书，躺看闲书（枕边书）。对我来说，枕边书皆为“禁书”和“闲书”，那就是漫无目的的趣味性的消遣，这种无为阅读，往往反而会在不经意中悟到许多人生的况味。 读书人一生的枕边书不可能是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枕边书是在不断变化的。小时候我的枕头下面藏着的是一本又一本的红色经典小说。到了下乡插队的时候，靠着泥巴墙的枕边堆着的是“偷来”、借来的世界名著和“黄色小说”（如《红楼梦》《茶花女》等），当然还有唐诗宋词，这在那个时代都是禁书，它们却陪伴我走过了两千多个枯寂的长夜。大学时代的枕边除了堆满了专业书籍外，晚上12点就着台灯阅读的是从前没有读到过的“禁书”，那是最惬意的悦心娱目事情，从此便养成了凌晨一点多钟睡眠的习惯，何以为“枕书而眠”，夜深人静之时读着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作品而无眠，这是最快乐的一种阅读；而捧书读到自然睡眠，那也是读书的一种极致的境界，难怪李清照说出了“枕上诗书闲处好”的妙处。因此，以我的意见，枕边书一定是要选择好玩有趣的“闲书”来读的，先不要预设任何的功利目的。 有人劝我在枕边放上一两本枯燥的理论著作，以此用以治疗失眠症，此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于我而言，是万万不能实行的，一是读“闲书”本身就是一种读书的享受，去除这一享受，读书人的快乐就减去了大半；二是读理论书籍甚至会加深失眠，因为对于一个搞批评和评论工作的人，一旦在理论书籍里寻觅到了批评和评论的义理根据时，他就会通宵达旦地进入专业性的工作状态，那就失去了枕书而眠的快乐意义了。 人生渐入老年后，看世间的人事沉浮本已是风轻云淡，但也不经意地读一些论古史著，以及那些不着边际的传记文学和一些“非虚构”文字，似乎想从字缝里品咂出些许历史的沧桑来，这种貌似闲适的读书，无意间从骨子里却透出了读书人的一种魔怔，非得敲骨吸髓地把历史和人生参透，说好了是漫无目的读书，却也把枕边书当做家国情怀的大书来读，这种失去了我之枕边书观念的阅读，违背了自己的读这本书的初衷，让我不能自已，孰优孰劣，苍天有眼。 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丁帆：我理解的枕边书是一种满足于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的食粮，你说它是一种“文化点心”也好，是一种开袋即食的快餐也好，抑或是可以饕餮的大餐也好，总之，它首先是满足你的精神饥渴，满足的是你的阅读欲望，我以为一个现代人并不止于“食色性也”两种欲望，除去食欲和性欲，还有一种从图文中获得的窥视欲的第三种欲望，那就是从书中去寻觅人世间暗隅里的真相，这成为读书人的一种下意识和无意识的冲动。于是，便在夜深人静之时去读这些具有“隐秘性”的书籍，成为一种独自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枕边书之所谓是枕边书，他是一个读书人规避在公共空间里的一种阅读方式，带有私密性，就像在禁锢年代，我们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红楼梦》那样，禁忌更是促发人们“恶向胆边生”的窥视欲。 我这样说，你可能就能理解我的枕边书多半是一些私自独享之书的缘由了吧。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丁帆：我的枕边书是取之不尽的，书房里有读之不尽的枕边藏书，许多枕边书积压在那里，不知一生中能否读尽，眼下枕边除去读白银时代的俄书文学史著外，就是闲读南京出版社给我寄来的李渔《闲情偶寄》，旁及余怀的《板桥杂记》和《秦淮画舫录》《扬州画舫录》之类的闲书。读这些书轻松愉快，没有负担，但是你让我写文章就无从下口了，因为许多心得体会是不能与他人言的，谈剧、谈艺、谈吃、谈古玩、谈装修、谈花草、谈颐养都好说，但是深入地谈灵魂深处的人欲，就无法展开了，这就是读枕边书不与外人言的道理。当然，一些涉及到社会敏感神经的枕边书心得也是不能与他人言的，那是一种精神自慰。你懂的。 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丁帆：枕边书带来的是快乐啊，是那种偷偷地乐的快乐，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私人快乐。当然，也有倾诉的欲望，只有与挚友交流时才能一吐为快。 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 丁帆：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书籍对我有不同的影响。小时候看胡万春的《骨肉》，我泪流满面，那是我人性启蒙的枕边书；插队前夕读《牛虻》，那是浪漫英雄主义的枕边书；下乡后《红楼梦》和《茶花女》则是我性启蒙的枕边书；大学读书时，许多禁书成为我窥探世界和人性幽暗处的枕边书；中年后，大量的史书和闲情逸致的书籍成为我在消遣中深悟人世和人性的枕边书。所有这些都是我写散文随笔的素材，寻章摘句，信手拈来。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丁帆：哈哈，我的阅读习惯是被人诟病的那种，喜欢躺着看书，或在床，或在躺椅上，或在沙发，尤其是看消遣的书籍，天生就是一种享受，身不舒展也对不起心的愉悦啊！不躺着读闲书是对不起枕边书的。年轻的时候我会做笔记和札记，中年以后觉得这有点幼稚，真正好的东西是入脑的，是牢牢地嵌入你的大脑沟回之中的。我的阅读是跳跃性的，无关紧要的地方一目十行，遇到精彩绝伦的地方就一字一句地细读扣读下去。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丁帆：最理想的阅读体验就是躺在那里把一部书从头读到完，一刻不停，忘却一切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当然要有水喝，有吃无吃都无所谓，这本书（一般都是记叙性质的作品，小说居多）一定是在我的阅读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书籍。 您读过最有意思的枕边书是哪一本？丁帆：《堂吉诃德》。因为人与风车作战成为世界性的幽默。 哪些枕边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丁帆：十几年前进入我枕边书的以赛亚·伯林的所有论著和随笔回忆录对我近年来的影响最深。这就是我上面说到的将非消遣读物也列入枕边书的特例。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丁帆：我的观念是：作为一个学者，一切书籍都是有用的，即便是一部劣质的作品，它都带有时代的印记和符码，起码可以作为认识那段历史的样本。所以，我还是在每一次淘汰旧书的时候尽量保存一些比较典型的历史文本，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文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浩然的《西沙儿女》都是我下乡插队的时候跑了80里水路去县城新华书店购来的，也有敝帚自珍的意思。每一次搬家都会处理掉大量的书籍，尤其是杂志，珍贵的就给需要的弟子，比如《文学评论》和《人民文学》从创刊开始的全套，就送人了。这次搬家有了一个更大的书房，两万多册的书籍杂志仍然不够放，有一间办公室也堆满了，准备让弟子运走一部分，至于这些书的最后去处，我也早已想好了它们的归属。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丁帆：我一般是不会重温昔日读过的书的，除非是遇到写随笔的时候需要核对内容。好玩有趣的自然就会入心，忘记的部分于我而言都是不重要的，忘记就忘记了罢。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丁帆：郁达夫。我之所以选择郁达夫是不得已的，原来我选择的是一个民国28岁就自杀了的女作家余美颜，她的《摩登情书》最坦诚地表现出了人性和人世隐密。比郁达夫的私小说还要震撼。 如果请您邀请作家也来谈谈枕边书，您最想请谁来谈？ 丁帆：余华。我觉得他应该把“活着”中更隐密的东西告诉读者。 枕边书系列之14：毕飞宇谈枕边书 您的枕边书会经常变化吗？ 毕飞宇：我在年轻的时候枕边书经常变，中年之后，变化的频率就慢了。实际上枕边书的功能也变了，它成了一种特殊的阅读，带有自我奖励的性质，就是临睡之前让自己舒缓一下。年过半百之后，我发现我的枕边书又有了新功能，主要是培养睡意。假如我的床边有一个录像设备，俏皮一点说，我相信我读枕边书的画面和电影上的死亡也差不多，先是阅读，最多半个小时，眼皮子就耷拉下去了，挣扎几下，然后，手一松，一本书从我的手上滑落下去了。 它们通常是那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毕飞宇：二十多岁的时候肯定是文学作品居多，尤其是冬天。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我很喜欢半躺在被窝里头读书，非常舒服。读小说我还是有点经验的，故事性太强的书我不会放在床上，那相当危险，为了追情节，搞不好一夜就没了。有一年的冬天我开始读功夫小说，一读就是一夜，这很糟糕。后来我就变聪明了，选择一些阅读难度比较大的哲学类，之所以选择哲学类，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发现，读哲学书你很难坚持太久。这是四十岁左右。 再后来我就有点迷恋人物传记了，尤其是和科学沾点边的那种，许多东西都不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它足以让人好奇，也不至于过于兴奋。我最爱的一本人物传记是《爱因斯坦传》，它有一个特点，介于读得懂和读不懂之间，我个人比较偏爱这一类的枕边书。它们不是专业书，但是，带有艰涩的专业性质，你似懂非懂的，同时也不用考试，没有压力，这个就比较有意思。这一层意思很难表达，为了说清楚，我还是举例子吧——它和我个人的童年经验比较吻合。我在童年时代经常站在河边，幻想着自己能够跳过去，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跳过去，也没有尝试过，可是，幻觉始终在，总觉得将来可以。我就那样站在河边，一站就是老半天。我想我已经表达清楚了。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所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毕飞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点忧伤的话题，从2016年3月开始，我的枕边就不再有书了，我已经彻底告别了枕边书。我做了一次腰椎间盘手术，谢天谢地，手术很成功。但是医生警告我，我再也不能半躺在床上看书了，那个姿势对椎间盘的压力是巨大的，尤其在席梦思上。我必须听医生的话，不听也不行啊，如果我不听，第二天就会有报应，腰部的反应特别地大。在枕边读书是我几十年的习惯，一下子没有了，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我都需要适应。理论上说我是可以看手机的，但是，这不一样，很不一样。一说起这个我就十分心疼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后来眼睛不行了，做完了手术就告别了阅读。 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毕飞宇：我觉得没有给我带来什么，诚实地说，我躺在床上看枕边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求知啊或者寻求慰藉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习惯而已。我是一个写作的人，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内部，阅读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可以帮助我把所有的注意力拉到外面来，这个转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睡眠。如果一定要回答枕边书对我的作用，那就是让我安静下来。 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 毕飞宇：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这是一本好书，我给许多人推荐过。读完了之后我意犹未尽，又把帕慕克的《哈佛讲稿》给翻了出来。这两本书我差不多是一前一后读的，它们的本质其实一个样：写小说的人讲小说。比较下来，卡尔维诺更适合我的口味，他读得特别好，很具体。老实说，讲小说讲得更好的人一定是批评家，他们宏观，有大视野，史学素养和逻辑能力都是写小说的人没法比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遗憾，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很难感同身受。其实我对作家的讲稿没什么兴趣，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去做讲座了，要是整理起来，估计能出一堆书，可我觉得没什么价值，都是口水罢了。是卡尔维诺改变了我对这一类作品的看法，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类作品的价值，这个影响是实打实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整理和出版《小说课》。 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 毕飞宇：这个有的，年轻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读着读着，突然被人家掀开了天窗，产生了动手的欲望，这本来就是小说家的一个常态。当然，这个路径通常都是间接的，一般说来并不具体。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因为阅读直接导致了某个作品的诞生，只发生过一次，我以前好像已经说过了，那就是阅读《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导致了《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写作。《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是李敬泽的旧作，大概是世纪初出版的，读者并不多，这本美轮美奂的“小册子”曾经是我的枕边书。多年之后，它改版了，书名也换了，叫《青鸟故事集》，一再版就成了爆款。细心的读者可以去翻翻，《青鸟故事集》里有一句话，说：“古罗马人的地理是想象力的地理。”这句话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现代版和国际版。这句话刺激了我，“我的地理”凭什么就不是“想象力的地理”呢？《地球上的王家庄》就这么来的。这个小说我可能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写完了，具体的写作细节我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估计是太快了、太顺了，几乎就是一个空白。对了，《青鸟故事集》里头还有一句话，也很神，我也很想写个短篇。现在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想这样说，读枕边书的心理有时候是比较幽暗的，它的体验非常地独特。我记得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是在《雨天的书》里头说的，他说，生病的时候最适合读线装书。我这个年纪的人大多没有读线装书的经历，可是，有一年，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套线装的《红楼梦》，天蓝色的封面，又大又薄，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在家和尚了。我也没病——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哈，我也没病，却尝试着去寻找病中拿起线装书的感觉，老实说，味道好极了，周作人说得对，线装书轻，手腕子一点也不费力，字体也很大，刹那之间我就有了很冬烘和很腐朽的快感。这种体验相当地蛊惑，总觉得自己的上一辈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雪夜闭户、红袖添香什么的。我想说，对中国人来说，腐朽的旧文人气息确实很迷幻，是根性的东西，一不小心你就能把你罩住。我很警惕这个东西，绝不放纵自己。那套线装的《红楼梦》只在我的枕边滞留了个把星期，我就把它撤了。这东西不能玩，我不能让自己变成那样的旧式文人，我的阅读体验告诉我，旧文人的趣味是很可怕的。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毕飞宇：是的，我是那种喜欢回头阅读的人，我就是迷信经典。至于怎么回头，许多时候也不取决于我，反而取决于外部的环境。某种程度上说，阅读只是代偿，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回过头去阅读经典。从春节到现在，我挑了几本鲁迅，对我来说，他一直活着，从未远去；我找来了《神曲》，除了吓唬我自己，作用似乎也不大；每天读几首《诗经》，我真心觉得《国风》实在是不可思议；《红楼梦》我好几年没碰了，此时此刻，我就觉得《红楼梦》十分无聊；我对卡夫卡的评价一直不高，就在上个月，我重温了《变形记》，我突然发现我是有可能喜欢他的，我们都有可能流出那些“咖啡色的血液”。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深？ 毕飞宇：美国诗人施耐德。那是十多年前了，在香港，很小的范围，就四五个人。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视觉魅力的一个男人了，他的身上具有不可思议的静。实际上，整整一个晚上，我都不知道他是施耐德，因为他们都在用英语闲聊，只有我一个配了翻译。到了第二天的上午，我突然犯过想来了，那个老头怎么那么熟悉东方文化的呢？不会是施耐德吧？我就打电话，一问，Snyder果然就是施耐德。我特别地遗憾。其实事先也介绍了的，是我的英语反应迟钝，我把Snyder听成了纳艾德。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已故的，您希望是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毕飞宇：茨维塔耶娃，这个没有疑问。我承认她很吸引我，我甚至愿意承认我很爱她。事实上，这个茨维塔耶娃也许并不存在，是我从诗歌、相片和人物生平当中臆想出来的一个女人。我不想从她那里知道什么，相处就可以，处不来也没关系。我很想为她烤一片面包，看着她吃下去。 如果允许您带三本书去一个无人岛，哪三本？ 毕飞宇：我会带一本《现代汉语字典》，别的书我都不会带。我会每天翻翻字典，保证我的语言能力就可以了，其他的我都不要。在无人岛上，我宁愿选择动物的生活，我会尝试着和动物们交流。我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和孔夫子是帮不了我的。 枕边书系列之15：许子东谈枕边书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许子东：因为最近在和“看理想”合作音频节目《20世纪中国小说》,我差不多每个星期要写关于一部或两部长篇小说的评论，基本没有时间看其他书，最近重看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等。 有没有自己特别想读的书？ 许子东：这太奢侈了。这种状态好几年没有了。我去年写一本《重读鲁迅》，把《鲁迅全集》读了一遍；另一本是《重读张爱玲》，也把张爱玲的作品读了一遍。当然还要读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读关于他们的评论——研究鲁迅的评论有多少？鲁迅的每个字上爬了很多学者。工作占据了绝大多数的阅读空间。有人说很幸福，爱好和工作一致；但是也很不幸，除了工作没有爱好了。好在我的工作涵盖多个方面，无可抱怨。如果有多出来的时间，我喜欢看球，看欧冠，来了“新冠”，球赛也没了。正好也是个机会——原来每周讲两部小说是来不及的。其他工作停了，时间反而多了。 您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 许子东：在客厅或者书房，我习惯每读一章记点笔记，通常尝试把一章的内容变成自己的一句话，这就需要桌子。我主要是晚上和凌晨的时间读书，早上三四点睡，知道对身体不好，没办法。读书总是紧张。 怎么理解紧张？ 许子东：书里有很多让你惊讶的东西，只有处于紧张的状态才能和作者对话。读书得跟作家“战斗”。比如《《废都》模拟旧白话的文体，是自然主义的写法。这些作品不能单独从理论上抽象地下定义，必须咬文嚼字从书里找细节。如果进入不了状态，就无法和阅读对象对话。写的时候，我的假想读者，一方面可能是文学圈外的读者，一方面也可能是和洪子诚、黄子平、陈平原他们“对话”。希望看上去通俗，背后又有专业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不同意近年某些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倾向，貌似“超克”80年代，其实有意无意在学术上趋时投机。 很期待您的解读。您的文本分析确实引人入胜。尽管您也是“学院派”，文章却没有“学究气”。 许子东：学院很多为了评审，都是有个学术的“面子”，有术语有注解。这些我也会。我希望《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不要有学术的“面子”，但要有学术的“里子”、有学术的精神。也是受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的启发，他有一篇文章分析现代文学的困境，认为现代文学史没有故事。其实鲁迅、钱锺书、沈从文……作家们讲了很多精彩故事，是我们做评论的把故事给教没了。《20世纪中国小说》录制结束后会出版，核心就是20世纪小说里的中国故事。方法上，一是文本细读，也学习一些古人评点的方法，读一段，插几句张竹坡、金圣叹式的评法。二是把近百个故事合成一个大的中国故事，还是我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里那种结构主义框架。近百部20世纪小说，每个作家都很了不起。 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许子东：最佩服《史记》。了不起的书很多，《论语》了不起——孔子只是说，学生把它整理出来，孔子的“说”是很放松的；《红楼梦》了不起——曹雪芹自己喜欢就好，至于小说有什么地位，怎么出版，他没有责任。《史记》不一样。一是有责任，你是史官，你记载的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二是有监督，有假想的读者。要考虑皇帝，考虑知识分子，考虑现在的人将来的人……由于《史记》，历史上出现了中国特色的政教分离，决定了后世很多知识分子的天职。 您最喜欢哪种文学类型？ 许子东：喜欢的文学类型是小说。我不大敢谈诗，散文也看看。我也喜欢看小说改编的电影，都是比较有质量的。如果有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我一定会看，最近刚看了根据阿·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俄罗斯连续剧《苦难的历程》。 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创作欲望吗？ 许子东：我中学下乡时看过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主人公的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 作评论，觉得一部作品难评，就会激发我的创作欲望。看完觉得写得好，不知道怎么解剖它，就有了解读的欲望。写小说——我写过十来篇小说，在上海作协时和王安忆同在小说组。我的文学创作才能还没得到评论界公正的评价。他们说我的评论写得好，后来我就不写小说了。我写小说的动力也是来自看小说，看了别人的小说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要写肯定不是这么写。评论某种程度也是这样。你看了一个作品，再看一篇评论，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会激发你的灵感。 有什么难忘的阅读体验吗？ 许子东：我下乡的时候有一年生病回到上海，在图书馆看了一年书。那时候没有身份证，我只有一张报临时户口的白条，图书管理员也让我进去了。《战争与和平》就是在上海图书馆看的。比较辛苦的是，《战争与和平》四卷，总借不到同一个译者的书。俄罗斯的人名很长，好不容易把巨大的这个斯基那个娜记住，再借又换了高植的译本，下次又是董秋斯的译本，我又要重新记人名。我记得我看到娜塔莎在家里要等一年，被花花公子阿那托尔引诱打算私奔的时候，我就把书轻轻放下，满脸通红，看着窗外，嘴里轻轻地说：“别去啊！别去！” 所以年轻的时候要读书。后来这么享受的阅读状态没了，再紧张的情节也能冷静地读下去、冷静地从理论分析为什么严肃作品都是表现主人公男人失去的女人。 在您所有作品中，最钟爱的是哪一本？ 许子东：应该是《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王德威说《许子东现代文学课》是我治现代文学的代表作，我想也许手头这本《20世纪中国小说》更有代表性。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许子东：就是和不认识的知音对话。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有一次我挤地铁，脑子里不知道怎么想起沈从文的一句话——都忘了那句话是什么——突然产生了一种感受，我身边有那么多人，摩肩接踵，他们是不相干的陌生人。可是和一个作家从来不认识，他多少年前说的一句话会让你觉得很贴心。很奇妙。不读书没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读书了也没体验，那就太可惜了，只能和周围的人挤了。 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没读完的？许子东：《史记》。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许子东：有些作家很有特点。比如贾平凹，我进过他的书房，是不同朝代各种各样文物的宝库。如果我是贾平凹就不写作了。随便拿一个瓶子卖，可以生活得很好。有的作家，比如张承志，说话感染力很强；杜威明讲新儒学，我被他讲得很感动，过后仔细想想，我好像并不同意他的意见；最聪明的是阿城，非常幽默；白先勇的风度让人自惭形秽……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许子东：和作家见面，不如仔细读他的书。我当然想见鲁迅，拿一个小板凳躲在角落里做普通听众，但是他讲绍兴话，能不能听懂很难说。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许子东：再也回不来了？那就《辞海》吧，带一本医学手册可能比较重要，得了什么病要想办法医治，你得活下去。拿《红楼梦》有什么用？Ipad肯定不能带，没网络；还得带本《史记》吧？因为还没读完。 您最想知道哪位朋友的枕边书是什么？或者说，如果请您@某位作家参与枕边书话题，您想@谁？ 许子东：那就阿城、贾平凹吧。他们看的书多，而且比较怪。 枕边书系列之16：牟钟鉴谈枕边书 您有什么好的读书习惯可以分享一下吗？ 牟钟鉴：我的读书习惯是在山东烟台二中学习时形成的。1951年至1957年，是二中发展的黄金年代，老师教学水平高，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喜欢文学和历史课，《文学》课本是冯钟芸教授主编的，蒲修源老师要求学生读历史名篇，从《诗经》选开始，按历史朝代选读诗和散文，还要背诵和吟咏（这个课本后来说是“厚古薄今”，被取消）。除了课堂教学，学校鼓励学生开展课外文体活动，包括阅读中外名著。二中图书馆藏书丰富，我经常跑去借书，我读了《红楼梦》《战争与和平》《怎么办》《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其数量之多，今天想起来都有点吃惊，它丰富了我的文化知识，培养了我良好的读书习惯。读了于光远、胡绳、王惠德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我对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在北大八年半（等分配半年）时间里，在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诸教授指导下，根据专业需要，我细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细读了《四书章句集注》《道德经》《庄子内篇》《传习录》等古典名著，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原人》，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在西方哲学史方面，主要是读各时期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辑》。 毕业后进入世界宗教研究所，我读了《资本论》前三卷，作了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读了王力《诗词格律十讲》，喜欢上唐诗宋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的学术研究不断向儒学、道家和道教、佛学和宗教学理论研究开展，读书范围不断扩大，儒学史、道家道教史、佛教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不断进入我的视野，如《荀子》《礼记》《史记》等，还有西方宗教学重要作品。这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的需要。 现在读书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读书为乐，不读点书就不舒服。有心得就随时写下来，积少成多，不断修改，或成论文，或成小书。看书、写书、教书是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所在。 我们都知道读书方法很重要。能谈谈您的经验吗？牟钟鉴：从方法上来说，我的习惯是： 一，经典精读，夯实文化人生的基础，还要读一生，百读不厌，每一年龄阶梯的体会是不同的。我读《论语》，总想从孔子仁礼之学中寻找最核心的思想是什么。有人说是“礼”，但周公制礼作乐，礼文化早已有之。我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中精华的精华，它使礼文化上升为哲学，其仁爱忠恕之道，尤其是恕道，为中国人指明了精神方向，现在仁学需要作创新性解释。于是我写出《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提出三大命题：“以爱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得到学界的好评。这本书就是反复读《论语》读出来的。 还有《老子》即《道德经》，是道家和道教的首经。我在给研究生作讲解时，反复读《老子》，把一些前人有争议的地方，努力找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几年下来，写出一本《老子新说》（金城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我结合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来解说老子五千言，力求使读者亲近老子，从中吸取人生智慧。 二，读古代文史大师的书要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涵泳”，即深入经典内部体味大师的本心，像在水中游泳一样自由穿行，能进能出，与大师作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史·跋》中提出对哲学和宗教学的原著要有“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而不是居高临下，随意贬斥。冯、汤二先生的观念是相通的，都是他们自己读书写书的心得，从而才有传世之作； 三，读书要能做到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综合创新”，即熟知古人的经典和思想，掌握当代学界的最新成果，又能了知国际学界的研究状况，然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南京大学原校长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将综合创新归纳为“三义”说，“本义”是掌握文本的准确内涵，“他义”是参阅前人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我义”是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 你们那一代人，读古书是一种基本修养。您是怎么读古书的？ 牟钟鉴：读古书，要能过好文言文和繁体字这两关，不能全依赖今人的白话译本，所以要有训诂学和文字学的知识，并学会和习惯于使用文史工具书，勤查字典，多读范文，便能直接面对原典，读出自己的体会。 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能够达到乐在其中的状态。例如我读《古文观止》，有许多名篇读得很开心，越读越有味，爱不释手。收入其中的《史记》的《项羽本纪》《孔子世家》《管晏列传》，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贾谊《过秦论》，李密《陈情表》，陶渊明《归去来辞》，韩愈《师说》《进学解》，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等，其中许多名句我都能背诵下来。晚上遇到失眠便背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和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不久便可入睡，唐诗宋词成了我的“安眠药”。 您多年来从事的一项重要学术工作，是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使它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为此做了哪些读书准备？在探讨儒道佛三教关系上，您也著述颇丰。 牟钟鉴：我重读马恩论宗教，在研究中华优秀文化时提炼出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写出了《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 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探讨儒道佛三教关系。改革开放不久，我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参加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卷本的写作组，任先生要求我写每一卷的儒道佛三教关系史部分，他认为汉末魏晋以后，三教关系史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于是我阅读了大量古籍和当代学者如冯友兰、李养正、汤用彤、郭朋等先生的相关论著，不断积累。八十年代末，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教书，在给研究生讲三教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约四万字的讲课提纲。这期间，我写了一批论儒道互补和三教关系的文章。前几年，我化大气力将这些成果加以综合，又补读了一些书，遂写成约60余万字的《儒道佛三敦关系简明通史》一书，前后用去四十年。 中国儒道佛三家的学问都是生命的学问，有益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而能够明体而达用，故强调知行合一，不是单纯地获取知识。我近来写了一本《君子人格六讲》，就是希望读书尤其是读古典要能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做有德君子，不做缺德小人，提出“君子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并讲述了古往今来各类君子的故事，这“六有”是我做人的座右铭，我是认真在按六条做人做事的。 读得最多的是否仍是哲学方面的著作？ 牟钟鉴：我现在读书读得最勤的书，在中国哲学方面是冯友兰先生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新事论》《新知言》《新世训》）；在宗教学方面是吕大吉先生的《宗教学通论新编》《西方宗教学说史》；在民族学人类学方面，是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依据费先生的理念并结合中华民族实际，主编并出版了《民族宗教学导论》，宗教文化出数社，2009年6月出版）；在小说方面是《聊斋志异》。 您的藏书有什么特点？ 牟钟鉴：我对自己的藏书，采取不作收藏家而愿与人分享的态度。我的书是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添置的，有些书在书店已买不到了。现在网络阅读很发达，但代替不了纸质书的功能。纸质书放在身边，随时可以亲近，在书上勾勾划划，不必端坐在电脑前累眼睛。从九十年代以来，我为陕西周至县儒学会提供了一批藏书，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图书室提供了一批书，为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提供了以儒学研究为主的大批图书，希望建立一个图书资料馆。2018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院，我把自己大部分藏书都捐给它，希望书能与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用。我的藏书没有珍本，没有文物的价值，只要同事和学生喜欢查找阅读，我就满足了。 枕边书系列之17：陈彦谈枕边书 您如何评价“枕边书”？ 陈彦：最舒适的交流沟通，就是躺在床上，捧一本你喜欢的书，随意读将起来。减少了很多礼仪和麻烦。尤其是疫情时期的沟通交流，有时甚至是要付出染病、做传播链条代价的。即使是非疫时期，交流沟通成本也很高。刨除时间外，你起码得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吧。还不说有的场合，你不喝酒，被人生拉住硬灌了。而随意在枕边抓起一本书，你就可以满足很多交流沟通的心理需要。身子不必端坐着，甚至可以把双脚倒竖起来，让血液回流心脏。有椎间盘突出者，也可以在硬板床上做“挺尸”状。这一切都不影响你与荷马沟通关于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海上漂泊回不了家乡的乡愁问题；也不影响你与歌德交流浮士德与魔鬼墨菲斯托的灵魂交换条款的法律效应；更不影响你随着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去探索《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和“黑洞”的天问。 总之，你想交流沟通什么随你，并且绝对不会带来社交能力不逮所引起的无尽麻烦。把枕边读书说得这么好，其实也是有边界的。比如你要谈交易，谈生意，谈爱情，并想展示一下自己独特的羽毛，当然还是得尽量冒风险奔赴现场的好。书里提供的技巧，大多不能在具体事情上生搬硬套，搞不好，还会带来“贻误战机”的严重后果。所以万事都不是绝对的。这里所说的交流沟通是生命的一种普遍需要，就是个体对外面世界的整体了解和把握。端直想要“立竿见影”的各种演讲、交际、口才、沟通、谈判，以及如何获取上司青睐的“厚黑学”技巧，枕边书恐怕是不能贴上膏药就立即见效的。 还记得您最早的枕边书是什么吗？读书有什么嗜好吗？ 陈彦：我记得我最早放在枕边的一本书是《高玉宝》，这是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看得我泪流满面。年龄大概在十一岁左右。那也是那个年代的儿童基本读物。里面“半夜鸡叫”的故事很有名。再后来，就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些连环画，图文并茂，看着很是来劲。整个少年时期的枕边读物，基本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还有《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这些书。总体印象很深，那时记忆也好。到十七八岁时，沉醉于文学戏剧，就开始了有目的的阅读。那时好多书刚解禁，我印象中县城书店买好书是要有内部关系的。比如一套精装本《莎士比亚全集》，就得等货几个月，说是要从西安发来。还有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以及契诃夫、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都整整齐齐放在床里，如果码不好，倒塌下来，是能伤身毁容的。那时是集体宿舍，门常年不锁，也没有书橱，你还得给码起的书打记号，以防人顺手牵羊。因为要获取创作技巧，就读得如饥似渴，甚至还要做卡片，记警句。到现在我都很怀念那段读书的扎实和狠劲。 您在枕边书中寻到了怎样的乐趣？ 陈彦：从县城到西安后，交流广了，读书就不免杂起来。但能放到枕边的，大多还是好读之书。所谓好读，就是不用做笔记，不用查阅资料的那种。也有一些熟人、朋友的作品，常常读得津津有味。关键是能读出他们文章背后“潜藏”的那些意趣。读着读着，他们就笑吟吟走出来跟你直接对话了，那是一种比文字表面更丰富的表述，有时感觉真是妙极了。有一段时间，卧室壁挂了一个电视，躺在床上，就把无尽的频道摁来摁去，遥控器摁坏好几个，还总是找不到喜欢的节目，就老对电视台有意见。后来，壁挂电视坏了，又开始看枕边书，从此这方面的意见就烟消云散了。读书真是一件养神养气的好事。 您如何看待阅读？ 陈彦：书是一种越读越盘根错节的东西。读了莱辛的《汉堡剧评》，就能勾扯来几十位重要剧作家的作品，要看莱辛是怎么认知这些名作的。有些今天已然成为经典，但在当时却受到了他猛烈的“炮击”，你到今天也不能说他认知有偏差。他就那样兀立在那里，让你什么时候都觉得他是一座大山。凡他评价过的作品，你都想找来再读一读，书自会越读越多。再比如，读了梅尔维尔的《白鲸》，你就不由得要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再翻出来读第三遍第四遍，因为他们无论表面还是内在，都有那么多的相似和深刻的精神、意象关联，有时你甚至觉得后者就是前者的超级浓缩版、也可以叫“升级版”，但绝不是抄袭版，它是再创造。 既是小说家，也是颇有成就的剧作家，您读书有什么特点或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陈彦：读书有一个特点是某个时候的“扎堆聚集”。要相信别人的经验，相信更多人的推荐。比如在大家都说乔伊斯和普鲁斯特时，你要“搞文学”，就不得不花时间去“硬读”。我先后用两年多时间集中“啃”了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伍尔夫、桑塔格，包括梅特林克、奥尼尔、萨特、贝克特、尤奈斯库等一大批西方剧作家的作品。有一段时间，我一晚上读一个剧本，一个剧本一般在三到五万字之间。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无所不有。我没有感觉我实现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所谓现代转型，就像读了马尔克斯，你能学到他讲故事的某种表述方式，但永远学不到他与他那块土地看上去实在是血肉模糊的内在逻辑关联。有时集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能让自己的创作立即进入“内心风暴”的“连环套”。而在这些外国作品集中阅读后，我又会一头扎进中国古典，开始重读四大名著，以及明清一系列笔记小说。我甚至有一段时间，专门阅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陕西省文化局收集整理的几千部秦腔“老戏本”。这些戏本已经被虫子眷顾很久，并且“啃”得很深入。我躺着翻，还得给嘴上搭块手帕或餐巾纸。但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这种“扎堆聚集”阅读的好处是，可以系统了解一些叫“大趋势”的东西。看完一堆老戏本，你也不可能立马就转型成一个“老艺人”。但它会从一个侧面拓展你认知历史和现实的边界。总之，“扎堆”、聚焦并杂糅起来，对于我是一种有用的读书方法。 还有一种枕边阅读，就是比较阅读。比如大家都十分推崇的文体大家鲁迅，还有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枕边各放一本，这个拿起来读读，那个拿起来翻翻。看他们怎么“出手”，怎么描写，怎么对话，怎么判断；甚至怎么断句，怎么分行，怎么使用标点符号等。当然，最后你会发现，都是无法真正模仿的。一模仿，就生出“有为相”来。找表面的东西都不难，难在浅表之下的地下水位的无尽深藏。更别说鲁迅埋在那里的诸多“水雷”和“深水炸弹”了。文体才是最大的生命综合体，没有那种经历，没有那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想精神历练，就不可能复制成相同的“模板”。他们游刃有余到信手拈来的写作佳境，是他们生命独到的散枝开叶景观。就连鲁迅日记，也是不可模仿的。看似在无尽地说会客、说买书、记看病、抓药、濯足等，但枯燥、冷静的背后，总有一些大事小情牵绊着。如果没有这些幕后的牵绊，连学写日记，也是可以用鲁迅常用的“失忆”二字作罢的。比较阅读的最终所得，可能还是找到符合自己表达的一种自信。 总之，阅读是很个人的事，所有关于读书方法之类的，都只能是一种借鉴。兴趣阅读，仍然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尤其是枕边，这是一个容易瞌睡的地方，如果你硬要听人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十分重要，不“啃”就不懂得“修昔底德陷阱”，结果那么厚的“砖头”，“啃”得你昏昏欲睡，一不小心，砸歪了鼻梁，也是大不值得的事。倒不如读读尤瓦尔·赫拉利的“三个简史”，轻快，简便，易懂，还能开阔视界，预知一下有可能的智人未来。最舒适而少麻烦的交流沟通，还是读书。而读书最舒适的地方，算来算去，大概是枕边了。当然，需要做笔记、记卡片、翻检资料的书，仍是伏案的好。枕边书，说来说去，还是懒人做勤奋态之一种。 枕边书系列之18：格非谈枕边书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会经常变化吗？ 格非：我的枕边书往往是随笔、杂录、笔记、哲学小品、历史评论、方志、博物志一类的闲书和杂书。有些书在我的床头待的时间比较长，最常见的，比如说，《鲁拜集》《法国历史轶闻》《沉思录》《道德箴言录》《廿二史劄记》《读通鉴论》《初潭集》《岭外代答》《春在堂随笔》《花镜》《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帝京景物略》《扬州画舫录》《容斋随笔》等等。当然也包括大量的诗歌作品。不论是现代诗人的集子，还是古典诗词的选本，作为枕边书，都很合适。临睡前读上几首，感觉也很轻松。这些书籍当然也会发生变化。往往是床头柜堆不下时，我会整理一下，更换一批。在这些书中，我印象比较深，且一读再读的，有《一千零一夜》《史记纂》《论语》、奥维德的《变形记》、利希滕贝格的《格言集》，《尼采遗稿选》《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等等。有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故事》，我也反复读了很多遍。 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格非：所谓枕边书，按照我的理解，是指放在床头柜上供睡前阅读的书籍。我们不可能躺到床上就睡着，总需要读点什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说，读书是为睡觉做准备，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因此对枕边书的选择往往很挑剔。它最好能符合以下几个要求：1）书不宜太厚、太重。如果太重，需要很大的臂力支撑，你不太可能很快睡着。最好薄一些，轻一些。2）字体最好大一些。为了方便入睡，床头灯不可能搞得太亮。如果字太小，你为了看清书上的字都需要集中注意力，就会让你一直保持兴奋。3）它必须是非小说类的读物。小说属于某种有相当密度的织体，有经线，也有纬线。要搞清楚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往往需要充分的脑力活动。我一般不在床上读小说。当然，《追忆似水年华》算是一个例外。4）书籍的内容不能太艰涩。你要是跟书较上劲，一个晚上就别想睡了。5）不能有异味。我注意到，10年前或20年前印刷的书籍，出现刺鼻异味的概率很高。近些年，这种情况已有很大改善。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格非：我最近在读的是宫崎市定的《中国史》。这本书的装帧很好，字很大，纸张也极其考究，闻之有一缕淡淡的清香。但对于枕边书而言，缺点仍然是太重太厚。宫崎市定被认为是京都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历史学观念自然是属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那个思想脉络。宫崎市定在发表观点时，那种不容置辩的专断和自信的口吻，显得很老派，也很有魅力。当然，从世界史的视野、尤其是将“现在”视为一个历史结果，来追溯、审视、界定中国历史的演变，也带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这本书还没读完，无法具体、清晰地给出恰当的评价。 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格非：首先是愉快、平静的心境，就像李清照所说的那样，枕边读书，心闲尤好。这时，阅读是一种权利，一种生活中的乐趣。其次，我们白天的阅读，或多或少有明确的目的，有些书是你根本不想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读。或者有些书实在无趣，但因为某项工作或义务，又无法绕过它。因此，枕边书也可以被定义为你在自由状态下，自愿选择的读物。它们当然也可以给你带来获取知识的欣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功利性阅读的偏颇。最后，因为我的睡眠不太好，枕边书多少也有催眠作用。有点像是你愿意放在枕边，可以与它随意漫谈的伴侣。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格非：最难忘的一次阅读体验是在拉萨。那是1990的夏天，我和妻子去西藏玩了一个月后，因为一时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最后滞留拉萨。刘伟和扎西达娃介绍我们借住在西藏文联大院的一位朋友家。每天的三顿饭，要么在扎西达娃家，要么是在色波家。我记得也曾去马丽华老师家蹭过饭。至于借我们房子的那位朋友是谁，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一家出远门了，房子空着。他家卧室的一个小书架上，摆满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因没有别的书，我只得靠金庸度日。那时的拉萨正逢雨季，几乎每天都会下暴雨，有时在深夜，有时在午后。百无聊赖之中，我没日没夜地躺在床上读金庸。累了就睡，醒了就接着读，晨昏颠倒，不知今夕何夕。就这样，在十几天的时间里，我差不多将书架上的金庸小说全都读了个遍。现在一想起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常常会与那年夏天西藏的记忆联接在一起，比如说不期而至的暴雨、院中齐人高的杂草、一条被色波亲热地称为“儿子”的野狗。 您读过最有意思的书是哪一本？ 格非：这很难说。人的阅读趣味和偏好一直在变化之中，有些书我过去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旷世杰作，现在虽然也觉得很好，但并非不可或缺。比如罗布·格里耶和西蒙的作品，甚至是加缪的作品。有些书过去不太重视，如今重读，往往爱不释手，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最近开始一本本地重读这部巨著，感觉上有一种后怕。我的意思是说，即便像巴尔扎克这样极罕见的伟大人物，也是很有可能被我们这等轻浮的读者错过或忽略的。想到这一点，有时不免悲从中来。 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格非：如果您的意思指的是，某些书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那么这样的书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当年开始接触弗洛伊德的时候，他给我带来的感觉是全新的，令人惊愕的。直到几年前，我在读《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时，仍然有那种震惊之感。疫情期间，我读了德国哲学家瓦尔特·舒尔茨的《德国观念论的终结》之后，开始对谢林的晚期思想产生了一些兴趣，最近正在搜罗谢林的相关著作。海德格尔的《尼采》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王均江教授向我推荐的，读了之后，的确很受教益。 您会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吗？ 格非：没有什么计划。在阅读方面，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如何，我自己常常会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感的折磨。比方说，别人在热烈讨论的某部著作，我竟然闻所未闻，心中的羞耻感往往油然而生。我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随手记下可能很重要、但我还未及阅读的作品或著作，等到书单累积到一定数量，我就会下单购买。穆齐尔曾说，现在很多人追求知识，跟在银行存钱的行为差不多，扎根于一种资本主义的储蓄欲。我觉得在读书方面，也需要克服虚荣心，需要适当的节制。有时候，知识太多，反而会让人陷入真正的无知。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格非：说到清理自己的书架，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所谓清理，说白了就是扔书。但哪些书该扔，哪些书不该扔，并不取决于你心目中书籍的价值大小，有时候还会涉及道德困扰。长辈、朋友、同事、学生送你的书，当然不能扔；可那些你素不相识的作者的著作，难道就能毫无愧疚地处理掉吗？因此，我在送书给别人的时候，通常不太喜欢签名，这是为了这些书有朝一日被清理时，可以让朋友们少一些心理负担。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格非：当然会重读。这就好比吃饭——你觉得某个菜好吃，何妨多吃几次？我喜欢重读的书，都是一些极平常的、大家都知道的书，主要是古典或经典作品。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格非：我和作家迟子建认识的时间相对比较早。1986年夏天在青岛见面时，我们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到今天依然如此。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格非：除了常有联系的同行朋友之外，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作家。你赞赏、钦佩或喜欢一位作家的作品，读他的书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见面不可。我曾有幸与当今文学界的一些大人物在一起吃饭，比如说以前是南非作家、如今移居澳大利亚的库切、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以及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等等，说实话，感觉并不很好。主要是在那种场合，大家都过于严肃、矜持，不太可能谈论任何有意思的话题。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格非：如果只能带三本，我一定会挑选那种经得起反复阅读而不会让人厌烦的作品，比如，我或许会从诗歌、历史和哲学著作中各选一本。你在不同的时间、心境中阅读诗歌，感受会完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更接近于音乐作品——我这么多年反复听巴赫，从来就没有感到任何厌倦。我相信优秀的诗歌经得起时间的磨洗。而选择历史和哲学著作，是因为它们通常比较枯燥。越是可口的东西，往往越容易让人厌腻，书也一样。 如果请您约一位作家朋友来谈谈枕边书，您最希望请谁？ 格非：如果让我来约一位作家的话，我就选阿来吧。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的知识背景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关注的问题，和其他作家有些不同。我对他提供的书单很好奇。 枕边书系列之19：林希谈枕边书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林希：本来是个小读书人，混迹文坛，我只是一个通俗小说写手，文化根底浅，自幼读书杂乱无章，虽然学前也随母亲读过唐诗，更听母亲讲过《古文观止》，不幸母亲早逝，读书事就无人引导了。 及至十五六岁，有健康的读书环境，才开始在读书上有了选择，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作家群作品成长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出版《鲁迅全集》，每卷定价将近十元，买过首卷之后，再不看电影、买零食，待到下一卷出版时，立即去买。可以想见，全部青春年华，就是在读鲁迅著作和左联作家们的作品中度过的。 直到年近五十，幸逢改革开放，才开始接触被鲁迅先生和左联作家们视为“之流”作家们的作品，老实讲，有些被吹捧成“大师”之流的传世作品，我依然心智未开，只觉得宝贵时间读这些作品，实在对不起自己老大一把年纪。 您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 林希：什么时间都可以读书，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 世间说，面壁读书，难道不面壁就不能读书了吗？电视初兴，又赶上了生活富裕好年头，就在家家购置电视机的时代，我也买了一台电视机，只是看了一阵，没有什么感觉，失眠症治好了，坐在电视机前，听到里面咯咯笑声，听着一阵阵“掌声欢迎”的欢呼声，不多时就睡过去了，真是医学进步，治愈失眠症，最好的办法是用电视机理疗。 不是自命不凡，那些“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歌儿，明明就是任由人家对你破口大骂，你还听呀。就算把我老伴比做大米，糟糠之妻，大米也就大米了，只是骂我是老鼠——如果你也是老鼠，高抬我了；你没说你也是老鼠，骂人呀，把电视关了。读书吧，虽然书中也有“颜如玉”，到底没有老鼠爱大米。 让您感到“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林希：《阿Q正传》。每次读《阿Q正传》，都承受一次被鞭笞的疼痛，疼痛到渗出心上的血。 但愿我不是那个唱着“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未庄好汉，挨王胡打，在小D面前逞英豪，但愿我不是那个被绑去杀头，还洋洋得意地大喊“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也许我不是，但我的先人是，我未来的子孙也可能还是。谁能剥开满纸的仁义道德，让你看见字里行间的“吃人”二字？ 读一次《阿Q正传》，经受一次精神洗礼。 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趣味？ 林希：一切文学类型的书都喜欢，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走进文学殿堂，一切的作品都是圣物。毋庸讳言，如今文学殿堂已经是罗汉堂了，恕我放肆，别的本事没有，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我还是能够辨别的。 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扑克麻将，从来没摸过。这也影响了儿子，我劝他，别只读书，你也和大家打打扑克。儿子极是严肃地对我说，玩扑克？那也难着了。 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 林希：对我影响最大的书，还是《阿Q正传》。反复读到几十遍之后，我才有了学习做人，学习为文的冲动。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林希：最理想的阅读体验，就是读一本是圣物的书，每一个字，都震憾你的生命。聂赫留道夫公爵自我忏悔，去监狱探视玛丝洛娃，隔着牢狱的铁栏，聂赫留道夫公爵远远看到玛丝洛娃向自己走了过来，聂赫留道夫公爵万般紧张地等待玛丝洛娃走近过来，挥拳打自己，骂自己，疯狂地咬自己，但是玛丝洛娃走到聂赫留道夫公爵面前，却向他伸出干瘪的手掌，冷冷地说道：先生，给我一个戈比，我买一支烟。 在创作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最困难的呢？林希：创作中最高的享受，是自己没有说谎。 最困难的自然就是有人要我这样写，我不想写，他又一定要我那样写，巧施奸计，想绕开，没想到人家早识破了我的奸计，一定要如此这般地写，最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在您所有作品中，最钟爱的是哪一本，有没有最不喜欢的？林希：自己的作品最钟爱哪一本，此说不恰。回避吧。 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平时用什么方法整理书籍？ 林希：终于有了一间12平米的小书房，最后自己走不进去了，没办法整理了。 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 林希：此问题极是睿智，一些印到几十万册，得了这个大奖、那个大奖，更被权威评论家们奉为足以媲美传世名著的大作品，试着读过，读不下去，总想有一天平静平静心态，一定要好好读读，看看到底为什么那样伟大，但至今没有开始读的，就是这些书。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林希：好像秋白先生说过，如果把我送上月球，允许我带五本书，其中三本文学作品，我只带《阿Q正传》《红楼梦》和《复活》。遵从秋白先生教导，这三部书更成了我的人生教材。学养不够，关于这三部书，我没有资格深谈，但我还是想对年轻朋友说，这三部书，诚如《圣经》所言：“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林希：我见过的每一位作家，都富有魅力，印象也都深刻。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林希：在世的，我常见邵燕祥。他学识渊博，洞察时代、人生，由此，对于历史与时代的观察、审视，自然比我要深刻得多。和他交往，我受益匪浅。和邵先生相识半个多世纪，是我走向成熟和进取的过程。近朱者赤，一种摆脱了利害纠葛、摆脱了世俗趣味的友谊，才是促人上进的力量。邵先生在社会上口碑极好，朋友圈里，他更是一位良师益友。 在和邵燕祥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中，我们好像没有跨越过知识人的生存模式，时代交替，绝对不会撕裂知识人的精神境界。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一定会成就一个什么样的人，知识人无论经历过什么，既然是知识人，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境界永远不会受到世风的污染。世间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和事，你把它看得有多重，它就有多重，只有待一切的过眼烟云都云消雾散，你才知道人世间什么最金贵。 枕边书系列之20：冯骥才谈枕边书 问：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冯骥才：我屋子里到处都是书，临时想看的就放枕边了。常年放在枕边的几本书，有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家的散文，还有《浮生六记》。我特别喜欢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丰子恺的译本比别人翻译得好，好就好在，随便翻哪一页都能看。最好看的书是从哪一行都可以开始看的书。我看《猎人笔记》主要是看写景。2003年去俄罗斯访问，我去了托尔斯泰的庄园，还专门去屠格涅夫的老家一趟，发现真的和他书里写的一样。我看到了树林、原野、河湾，飞来大片野鸟的野地，湿漉漉的森林……他说小蚊蚋成群地盘旋,在阴暗的地方发亮,在太阳光里发黑——我还想找小蚊蚋，可惜没找到。 问：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冯骥才：常看常新。随时看都有感觉。心里很愉悦，是一种很美的文学享受，瞬间给你意境上的感染。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 冯骥才：我有幸保存着自己孩提时代阅读的证物——图画书和小人书。比如上海儿童良友社彩色胶印的《黑猫的假期》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上海国光书店出版的《珊珊雪马游月球》，都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出版的书，我当时六七岁。这些书都是当时母亲买给我的，是我一生中看得遍数最多的书，至少几百遍。书中每个形象至今还印在脑袋里。 少年时一段时间迷恋武侠小说。天津是武侠小说家郑证因、宫白羽和社会言情小说家刘云若聚集之地。我现在还有一些这类书的藏本。后来转而热爱古典文学，与学画有关。那时学画由临摹古画起步，必然接触到画上边常常题写着的诗文，要弄懂这些诗文就要学习，经人介绍，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跟着吴玉如先生学古文，他让我从《古文观止》学起，又讲《古文辞类纂》和杜诗，讲的是系统的知识。 问：吴玉如先生给您怎样的影响？ 冯骥才：他讲《赤壁赋》不看书，背着讲。他一边讲，讲到一个地方，一边拿毛笔写。写到某一个字，用说文解字讲。讲一大段，然后让你背，再往深处再讲一段。 问：能背下来吗？ 冯骥才：年轻时能背下来。绝句讲一遍下来，确实能背。吴先生讲得太好了，对仗、音律，讲得讲究、精道，入心了，八九十不离十能背下来。和老一代大家接触，深受的影响就是他们的文人气息。那时候的书房，有琴棋书画，有很浓的书卷气。不仅有书，还有文玩，每一样小东西的品质、内韵都有讲究。 问：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冯骥才：我年轻的时候看书很有序。比如读俄罗斯文学，先从普希金开始看，按着文学史系统地看代表作。年轻时的学习一定要有系统，要整体地、有条理地学习，平凡的故事看不下去就放下，但是必须浏览。后来各种书有了，阅读也比较随性。 问：您在《书房一世界》中，谈到自己的书房“四壁皆书”。 冯骥才：我喜欢被书埋起来的感觉。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过往的几十年里，书与我搅在一起。读书写书，买书存书，爱书惜书，贯穿了我的一生。我与书缘分太深，虽多经磨难，焚书毁书，最终还是积书成山。我把绝大部分图书搬到学院，建一个图书馆，给学生们看，叫作大树书屋；还有一部分捐到宁波慈城的祖居博物馆。我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书了。留在家里和书房里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至少也有数千册。 问：留下来的是什么书？ 冯骥才：能被我留下的书，总有道理。比如常用的书、工具书、怕丢的书，还有一组组不能失群的书，比如敦煌图书、地方史籍，还有“劫后余书”和自己喜欢的中文名篇的选架上的书本和外文名著的译本。其中一架子书，全是自己作品的各种版本。 写作的人都随性，各类图书信手堆放，还有大量的资料、报刊和有用没用的稿子。书房不怕乱，只要自己心里清楚，找什么不大费劲就好。书房正是这样乱糟糟，才觉得丰盈。像一个世界那样驳杂、深厚，乃至神秘。 问：《潜在的阅读史》一文中，您说友人看您的书房后说“你有许多怪书”——能举例谈谈，您有怎样的“怪书”吗？ 冯骥才：确实有罕见的、奇特的东西。比如说我收藏的一部手抄本，民国初年搞口头戏剧演唱的成兆才的画本，是演唱的时候必须用的台本，台本里有小戏、民间传说、顺口溜、快板……一二百种，非常有意思，光看那个东西，能看出江湖中的百态众生相，这本书就是怪书。 问：您好像很晚才接触外国文学？ 冯骥才：二十岁前，我还没有正式读到一本外国文学。一天好友张赣生拿给我一本薄薄的外国小说，是屠格涅夫的《初恋》。这本书的译笔清新优美，插图非常好看，译者是萧珊。我那时正在初恋，因此对这部小说的感情特别敏感，很受感动，也深深被这本书浓郁的文学性所感染，一下子就迷上外国文学。 问：您为什么特别喜欢林纾的译本？ 冯骥才：我对林纾先生首先是敬意，他是打开文学国门、引进世界文学的先行者；次而是他并不懂外文，为了做自己要做的事，“借别人之手使自己之力”。将懂外文的人的口译和自己的文笔结合起来，以这种从未有人用过的方式，将大量世界名著的经典介绍给国人，也为近代新文学运动提供了世界性的启示。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超过了译本本身的文学价值。他也是画家。这种诗文书画触类旁通的文人尤其叫我关注。我的书架上原有他的几本译作，如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童年·少年·青年》）、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等。一次，我从一家拍卖行中拍得林纾与其好友王寿昌合作的译著——小仲马的《茶花女》，刊行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这也是林纾走上翻译之路的起点。我当时很想将林纾所有译著一网打尽，全部收集到手。但是最终没有完成这个初衷。主要因为林纾的译本太多，总数大约有一百八十种，许多版本欲求无门。我终究不是专门的藏书人，渐渐就放弃了。 问：您有最喜欢的作家吗？ 冯骥才：契诃夫是我最钟爱的作家之一，我喜欢他的仁慈、清灵、悲悯，和萦绕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哀伤。我喜欢他的文字像一滴滴水珠那样灵动。我书桌上还有从他梅里霍沃的故居捎回来的一个小小的青瓷狗，矮腿大耳，叫人生爱。据说这小狗曾是契诃夫生前的宠物。契诃夫还和它合过影。我的收藏爱好之一，是收集与珍存一些文学、艺术、科学大家的手迹。据说茨威格也有这样的嗜好。我收藏的标准是我深爱的大家。比如巴尔扎克、莫奈、海明威、居里夫人、李斯特，等等。但我至今还没遇到契诃夫的一页手迹，八方求索，直到去俄罗斯还着意打听，还是未有所获，这是我书房的一个带着期待的空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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