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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公元前3年，匈奴希望能参加第二年的大朝活动，哀帝正患病，觉得不吉，比较为难，征询大臣们的意见，群臣认为“太费国库”，劝皇帝“可且勿许”。对此，杨雄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应当接受匈奴的请求，其回应有力且对当下我国周边关系的处理有借鉴意义。杨雄论从史出： 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馀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墬，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置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汉廷对匈奴政策由高祖以来的忍让到武帝时的全力反击，杨雄认为，“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长熬当然不如短痛：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蹔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 宣帝始，北疆出现了难得的“大化神明，鸿恩溥洽”的安稳环境，而匈奴内部发生分化，宣帝及时抓住历史时机，软硬两手，接纳了部分匈奴的“归化”。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誊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籍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馀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杨雄认为，今日北境安定形势，是前朝先辈们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且不可因小失大，因短失长，面对朝廷可以因轻视匈奴善意而可能造成的国家灾难，杨雄疾呼：“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 ，臣窃为国不安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1] 文中所表达的在处理周边关系中不可因小失大，因短失长的，保持关系均衡的道理，对我们今天处理周边关系，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 [1]《汉书·匈奴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3～19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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