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满足每一类人的心愿时，都能暗含一种精神性、智慧性的提倡

解读《道德经》的时候，我无数次惊叹于老子智慧的包容性，比如，你既可以从出世间智慧的层面去理解“大直若屈”，从中得到益处，也可以从世间智慧的层面去理解它，同样可以得到益处。

所以，任何层次、任何追求的人读《道德经》，都会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活得更好，这一点很了不起。而更了不起的是，老子在满足每一类人的心愿时，都能暗含一种精神性、智慧性的提倡，让人们在满足心愿的同时，也能不知不觉地提升精神境界，这其实也是一种“大直若屈”。

那么，从世间法层面怎么理解“大直若屈”呢？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就是典型的世间法层面的“大直若屈”。他战败后到吴国做奴隶，为了让吴王能对他消除杀心，甚至消除戒心，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了极致，给吴王做奴隶，给吴王做马夫，甚至在吴王生病时为其尝粪，以此诊断其病情。正是尝粪的这个行为，让吴王彻底打消了疑心，赦免了他，让他和夫人回国了。

注意，这就是勾践的“屈”，他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隐藏自己真正的雄心，不惜放下一切、打碎自己，等待那个能够卷土重来的时机，这种委曲求全，就是世间法层面上的“大直若屈”，如果能真正做到，很多事都可以成功。古往今来，能够成功的，都是一些韬光养晦深藏不露的人。那些光芒四射的轻佻之人，往往只是昙花一现，成不了大器。

白居易才华很高，但很多人就是不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总是讽刺挖苦别人。有一天，白居易的一个同僚给大家读了一首自己的诗，所有人都说他写得很好，唯独白居易说他写得不好，还说，如果这也算诗，岂不是谁都会写诗？结果那个同僚很不高兴，大家也觉得很扫兴。

而且，白居易不仅面对同僚时这样，就连面对皇帝时也这样，冷不防地就会当着众人的面，非常耿直地泼皇帝冷水，让皇帝很不开心。你说，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人喜欢呢？

所以，白居易虽然有才，但他的才华没能让别人开心，反而总是让大家都扫兴，都下不了台。从这个角度上看，白居易的直和不屈，在那个时代，反而是一种个人修养上的不足，他之所以老是被贬，老是遇到麻烦，就是这个原因。不过，诗人都是这样，不够率直真诚就写不出好诗，所以，圆滑世故、很识时务的人一般不会做诗人，他们要么做商人，要么就是政治家。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想要在世间做事并且取得成功，都要学会能屈能伸。当年戚继光抗倭成功，靠的也是能屈能伸，善于处理各种关系。比如，他明知很多大臣是怎么回事，但他仍然跟对方处得很好，每次得到好东西，总会送给别人一些，让对方心里很舒服。

据说，他当时跟掌权者张居正的关系就很好，所以，他每逢需要办些什么事情，都会有人帮他说话，那么他做起事来就会比较顺利，不会有那么多的磕磕绊绊和各种阻挠。

岳飞跟他不一样，岳飞的个性非常耿直，觉得不对的事情，一定会据理力争，哪怕对方是当权者，他也毫不让步。当年，岳飞就是因为跟投降派闹得很僵，才会落得最后的下场，假如他做人稍微圆融一些，也许就不会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当然，这跟他的年纪有关系，他参军时只有二十岁，死时也只有三十九岁，如果能活到五十岁，他肯定会非常圆融，因为看得多了，有些事情就能委曲求全。

曾国藩就是这样，他四十岁时还是愤青，甚至会上书骂皇帝，差点被皇帝给灭掉，五十岁左右进军营待了几年，才终于知道愤青性格在军队里办不成事，想要做事，就必须学会应酬周到，于是慢慢地，他就学会了“大直若屈”。

岳飞也是一个想做事的人，他什么都不贪，一心只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但他做不成事，因为每到关键时刻，就会有人出来捣乱，很多时候，那捣乱者还是宋高宗本人——注意，这跟宋高宗对武将的忌惮有关，宋高宗很怕武将权力过大会重演“陈桥兵变”，而岳飞又是国内最厉害的武将，其兵马强悍到金人都不敢小觑，所以宋高宗对岳飞一直很戒备。

但是，跟岳飞一起抗金的将领还有很多，比如韩世忠等人，他们最后都得到了善终，这说明，武将身份不是岳飞被杀的唯一原因。那么，岳飞被杀还有哪些原因呢？首先，岳飞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性格非常刚毅率直，就算是皇帝来了，他也不会像其他臣子那样唯唯诺诺，这一点，从他敢以武将身份劝宋高宗立储就可以看出——宋朝不允许武将干预朝政，他向皇帝提建议，本身就已经犯了大忌，何况宋高宗有性功能障碍，唯一的儿子也在八年前死掉了，他催宋高宗立储，就等于是在揭宋高宗的伤疤，宋高宗怎么会高兴？

而且，就算宋高宗的病能治好——毕竟他当时还年轻，只有三十岁——日后能生个儿子，岳飞急着让他立储也会让他很不舒服，就好像岳飞在催他让位做太上皇一样。所以，岳飞是一个不懂如何处世、不能委曲求全的人，这或许才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

“屈”的智慧太重要了，朱德就有“屈”的智慧，懂得在关键时刻“大直若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有八万兵马，中央红军只有八千，不到一万。当时张国焘想另立中央，朱德虽坚持原则，但不跟张国焘起冲突，张国焘派部下去批判他，他也是边看书边听着，等人家批判完了，他仍会微笑着和对方说话。最后，朱德把那八万人都带上了正道。而张国焘呢？他逃走的时候，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

从古到今，做成大事的人往往都懂得“大直若屈”的道理，他们不跟环境冲突，不跟条件对抗，总能在随顺因缘的同时创造因缘。最后，无数的因缘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势能，就会把他们推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