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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万国觉醒》VS《指挥官》游戏著作权纠纷案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法院认为，《指挥官》构成对权利人享有《万国觉醒》之改编权的侵害，且《指挥官》作为一款网络游戏，九九公司通过互联网发行运营该游戏，向不特定公众提供、传播游戏内容，也侵害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上为近期两个备受关注的游戏案件，两个法院均认定侵害了权利人的改编权，但对于是否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其主要的分歧应在于改编权的控制范围。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侵害了何种具体权利，是法院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当事人选择的具体权利与法院认定的权利不一致时，可能会导致其起诉或诉讼请求被驳回。有意见认为，中国的著作权保护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个误区，即当事人总是在争论到底侵犯了著作权中的哪一项权利，我们应接受一种新的理念，即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只要不属于权利的限制和例外，就应当属于侵权[1]。一般而言，权利人的诉请可能是概括性的，其指控的行为就是游戏抄袭，而法院要求权利人进一步明确侵害了何种具体权利。对于该问题，法院可结具合著作权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则与原理，确定是否需要明确被指控行为了侵害某项著作权及相关程序事宜。问题是，在诉讼中区分专有权利是否具有实益？根据著作权法定原则，著作权具有对世效力，权利范围明确才能使公众合理预期相应法律后果。《著作权法》规定了十三项具体财产权利以及“其他权利”的兜底权利。著作权法并没有将著作权规定为对一切利用行为的支配权，而是从什么形态的利用行为应该被禁止的角度出发，形成分支权约束的内容[2]。换句话讲，不是任何使用或再现作品的行为都是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每项权利控制的范围之外，并非侵害著作权的行为。而且，不同权利控制的行为不同，不同权利的限制亦不同，权利人主张不同的权利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虽然在多数案件中，侵害何种权利对案件的结果没有影响，但确定具体侵害的专有权利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根据《著作权法》有关改编权的规定，以及著作权的权利体系、权利分类理论等内容，改编后的复制仍为改编行为范畴，而改编权不应控制改编后的其它使用行为。1. 《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改编权指“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权控制的行为特征是，复制作品的同时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因此，根据改编权的规定内容，改编权控制改编行为，而未包含改编行为之外的其它行为。2. 如前所述，《著作权法》规定了十三项具体财产权利以及“其他权利”的兜底权利。根据著作权的权利体系，每项著作权均具有不同的控制范围，每项权利的边界清晰，故改编权不应控制其它权利所控制的行为。3. 著作财产权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分成复制权与传播权两大类，复制权包括复制、演绎类权利，传播权包括发行权、表演权等等[3]。因此，复制权和改编权均不涉及传播，均不控制传播行为。根据著作权的权利分类基础，改编权与传播类权利属于不同性质的权利，改编权不控制传播行为。4. 有意见认为，改编后的复制行为应受复制权控制[4]。复制权为最古老的著作权，每项专有权利都由复制权分离而来。改编行为实为变形复制，改编过程同样是复制的过程。本文认为，改编后对改编内容的“复制”仍属于改编，每一次“复制”均是“改编”，每一个复制件针对原作品而言均是“改编”。如侵权人将原美术作品修改后形成新的作品，其将该新作品印制在某物品上生产、销售。权利人主张，该行为人侵害了其复制权（或改编权）和发行权，对应的行为是生产行为和销售行为。如法院查明，该行为人存在生产行为，则该行为人侵害了权利人的复制权或改编权，至于该作品是否由行为人改编则可再所不问。5. 有意见认为，如对改编权作狭义的理解，则可能有违当事人的交易目的[5]。本文认为，对于著作权的转让与许可，《著作权法》第二十九条已明确，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因此，对于当事人而言，其应理性注意相关规定的内容，如没有明确具体的权利内容，则可能存在交易风险，而该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而且，对于著作权转让或许可合同所体现的合作内容，可根据合同条款的文义、整体内容、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合同解释原理综合确定，如根据合同解释原理仍无法探究当事人的本意，则应由该当事人承担相应风险。6. 法院认为，简悦公司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系《三国志・战略版》，并非《率土之滨》。《三国志・战略版》是否再现了《率土之滨》的表达？答案是肯定的。该判决认定侵害改编权的前提是，《三国志・战略版》使用了《率土之滨》的表达，而传播《三国志・战略版》，必然会再现《率土之滨》的内容。既然被诉行为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且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三国志・战略版》，而《三国志・战略版》又体现了《率土之滨》的独创性表达，则该行为自然受《率土之滨》权利人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1】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2】〔日〕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张玉瑞译，专利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3】关于著作财产权的类型化，可见陈绍玲:《中国著作权体系化的构建方法》，《法律方法》，2015年第2期；王文敏：《著作财产权的类型化及其运用》，《法律方法》，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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