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之死

【三耕老人不服老，年过八十爱写作。笔耕不辍几十年，有苦有乐总是甜。每日一篇公号文，全部都是原创作。一丝不苟特认真，持之以恒须坚持。朋友阅读很荣幸，如能赞赏更感激。】

【第272篇】

1948年是我家灾难深重的一年。

这一年我的家庭用“家破人亡”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一点也不过分。

这一年我5周岁，还是一个根本不懂世事甚至连吃饭都不知道饱饿的小毛孩，而刚满一周岁的妹妹，还正在咿呀学语、走路都还没有走稳的小女孩。但是灾难并不会考虑这些，它要降临到哪个人身上，是十分任性的，于是一场堪称灭顶之灾的灾难，终于在1948年底降临在我们母子和母女头上了。

我长大以后才知道，1948年是国共两党内战已经明显分出胜负的一年，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

众所周知，任何战争的双方，处于劣势或败势的一方，越劣势或越败势就越需要增加兵员，因此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规模征兵。

这时，我父亲已经33岁，并且已是两个小孩的父亲，按照当时的兵役法律，他并不是应该征兵的对象。但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征兵工作困难重重，符合应征条件的男青年虽然多却很难征到兵，原因是民众厌恶和害怕战争，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当兵，许多当时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定应该应征的男性年轻人，都在千方百计逃避应征，躲的躲，藏的藏。

特别有钱的人家，就花钱雇人去顶替，所以地方政府很难完成它们上级下达的征兵任务。

同时因为我父亲10年前被强征入伍后曾经开了小差，从军队和政府角度看是一个逃兵，这时虽然不符合法定征兵条件，但是在无法完成征兵任务的地方政府眼里，正好是一个借口，因此仍然把我父亲列为征兵对象。而我父亲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层，哪里料得到事情都已经过去了10年，政府还要来算旧账，所以根本没有在意，因而也就没有东躲西藏，还是和原来一样劳动和生活。

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就更加不知道政府还要强征自己已经33岁的儿子或丈夫去当兵打仗，因此也和我父亲一样，根本没有去担这方面的心事，依然像往常一样干活、吃饭和睡觉。

但是灾难终于来了。

有一天，我父亲到万安街上熟人家里挑粪。上、中、下水南三个自然村，地理位置正好是万安街的南边，中间隔着一条大河横江，上、中、下水南三村的人，要到万安街上去，必须通过已经实行上千年的渡船摆渡，才能来来往往。

这一天上午，我父亲挑着满满两桶粪，刚刚从渡船上下船，正停在靠水南这一边的码头上歇息。这时，突然来了五六个镇政府的乡丁，不分青红皂白地用麻绳把我父亲五花大绑地捆住，押到镇政府去了，当天下午就押送去了新兵营所在地屯溪。

家里的祖母和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哭得死去活来，一点办法也没有。

母亲惊慌地跑到镇政府去打听，得到的答复是“你男人是十年前的逃兵，所以这一次必须补上”。这时，还是单身的叔父出于兄弟情义，就跑到屯溪新兵营，说自己哥哥已经33岁，有两个小孩，而自己比哥哥小两岁，又没有讨老婆，请求让自己顶替哥哥当兵，把哥哥放回家。然而新兵营的头头不同意，说：“你哥哥10年前做了逃兵，你不能顶替，你本人如果愿意来当兵，我们欢迎。”

未料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大约个把月以后，万安镇政府又突然来了几个乡丁，对我母亲说：“刚刚接到上面通知，说你男人去了才半个月就生了重病，医了半个多月也没有医好，在昨天死了，你赶快去买一副棺材，到屯溪把死尸领回来吧。”

母亲和祖母一听，顿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不过灾难已经临头，光哭也没有用，所以母亲醒来以后，在村里人的热心帮助下，从万安棺材坊赊了一副棺材，由叔父和村里十几个人带着我母亲，抬着棺材步行三十多里，到屯溪去把父亲的尸体运回来安葬。

后来，母亲告诉我说，她当时到了屯溪新兵营，被几个兵带到一个院子里，就看见院子里的地上放着十多具尸体，全部用麻袋盖着头和上身，她不用一个个地掀开麻袋看，一看没有盖麻袋的两条腿，就知道哪一个是我父亲，结果掀开麻袋一看，果然就是我父亲。

经过村里同去的人简单收敛，就把父亲的尸体装进棺材抬回来，直接运到村西南的五头山埋葬了。

这时，我的祖母已经年届古稀，体弱多病，当然更加经不起这种打击，原来的哮喘病终于严重复发了。虽然请来了万安街诊所的医生来看过几次，但是由于突然失去儿子的打击太大，就在我父亲去世一个月以后，她老人家也离开了人世。无可奈何，母亲和叔父又到万安街上棺材坊赊了一副棺材，简简单单地把祖母安葬了。

不到两个月，家里就连着死了两个人，这件事对于我叔父的打击同样很大。哥哥死了，留下嫂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以后怎么生活，他不能撒手不管；母亲也死了，欠下的两副棺材账，又怎么还债，他也要承担。

叔父可能是彻底心灰意冷了，于是他在村里另一个单身男青年的鼓动下，竟然去卖了壮丁。

所谓“卖壮丁”，就是顶替有钱人家的子弟去当兵，从被顶替的人家那里得到一笔“顶替费”。

叔父悄悄地卖了壮丁，把卖壮丁得到的那笔钱往家里一放，就跟着一支国民党军队走了，从此杳无音信，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一直到1993年，和我叔父一同去“卖壮丁”的那个人从台湾回乡探亲，才从他嘴里得知叔父当年跟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但是早在1956年就病死了，尸骨也就永远留在了大海对岸的台湾。

丈夫突然死了，婆婆也很快跟着生病死了，叔子又悄悄地消失了，身边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这日子怎么过下去，我母亲所面临着的艰难，不仅可想而知，而且更加难以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