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重教余新运

“余家寮出人才”是葵潭众多上年纪的人公认的。荣耀的取得，余家寮几十年来历任教师、校领导、村领导都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尤其不可不说，他叫余新运。

“考！考上了，村里把大水牛卖了都要供你上学！”

    余新运生前曾任村党支部书记。我是2005年编写葵潭乡土读物走访乡亲期间，在距离余家寮较远的镇区内玄武管区听到这个名字的。当时，乡亲们说，你写过往的贤人，余家寮去世的老书记余新运不应该漏掉，并说：“他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至今都很少有人比得上。”村里曾有一位贫困子弟想考大学，但又担心考上了没钱读，白费心机。据说，就这件事，余新运在开会时，拍着桌子，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在今天听起来仍然很有震撼力的话：“考！考上了，村里把大水牛卖了都要供你上学！”

这句话是余新运在60年代说的。说起来，当时一头牛卖出去也就80块钱左右。但是，60年代的80块钱不是少数。当时食品站的猪肉大概是8毛钱一斤，80块钱的猪肉，足够很多成员的大家庭吃了一整年。而初中的学费，每学期只需12块，一头牛卖掉，供一名学生交完初中三个学年的学费还有得多。

余新运这句话，无疑是脱口而出的。在有的人眼里，这句话可能带有一种心血来潮、不顾后果或是矫情造作的嫌疑。事实不是这样。余新运重视教育，一贯如是。他有一些颇具激励作用的奖学措施。比如：学生读书补工分。当时，村里一般办有小学的低级班，四年级以上的高小则要到镇中心小学去读。余新运对这些到镇里读高小的学生给予了优待：每人每月除了领基本粮之外，每天多分配一斤番薯；初中生，则是基本粮之外，每月多加12个工分，在大队参加预分粮食；高中生是基本粮加30个工分。当时大队（村）社员口粮分为基本粮、劳动粮和照顾粮三部分。“基本粮”实质上是“人口平均粮”，大概意思是，全生产队所有的劳力，在一季共同收割的粮食，减掉上交“公购粮”、“储备粮”、“水利粮”、“会议粮”等，再预留出种子，剩下来的那部分，按上级给出的一个百分比，比如4：6，40%给生产队的总人口平均，60%给生产队的总工分平均。按人口平均出来的“人口平均粮”就称为“基本粮”。按所有成员的总工分平均出来的，称为“劳动粮”、“工分粮”或“劳动工分粮”。工分是计算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量和劳动报酬的一个依据，通过民主评议确定，大致有两种类型：全劳力即青壮年得10分；半劳力即未成年人或老年人得3至5分。（一天的工分，换成人民币通常是几分到几角钱不等。）按当时规定，余家寮村15岁以下、60岁以上的，按人口平均粮，也就是“基本粮”的数额分配，但学生却可以享受上面提到的“加分”优待。搞这种创举的余家寮，在当时的葵潭，乃至全县是独一无二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山造田时期，生产队按人丁摊派平整土方的任务，但是，为了不影响学生学习，余新运定出了这样的规定：在学学生，一律免予负担平整土方任务。对于中、高考上榜的，余新运还堂而皇之地从村里拿出现金奖励。按当时规定，考上中专师范学校的，奖励100元；考上其他中等专科学校的，奖励150元；考上大学的，奖励200元。为了加强对教学情况的监督，他还特意将农中校长吸纳为村支部委员，并在每次支委会上听取有关学校的情况汇报。此外，他还明确要求村里干部协力抓教育。

“他是一个真正尊重知识、敬重人才的人！”

余家寮的村民，基本上都姓余，从某种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余姓一家人。然而，要是据此认为，余新运抓教育，是狭隘的“家族”、“村落”意识，是为了他余家一族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那就错了。

下面要说的这件事情发生在70年代。有一年，县镇有关教育部门给余家寮村分配了一名老师。老师姓郑。余新运一见新来的郑老师，迎接教育战线新鲜血液的喜悦立即掉到冰窖里去了。他的失望，在接待现场表现了出来。他发牢骚说：“我余家寮是远近知名的文化乡，领导一点面子都不给——分了个十七八的毛头来？！”发完牢骚，他没说别的，准备勉强接受，将就着用。坐下来寒暄不到几句，他就起身，告辞走人。还没走出门，他突然想起村里有一村民要结婚。于是，他像有了重大发现，马上转过身，脸上堆着笑，跟郑老师打起了招呼。他说：“能不能请郑老师帮忙写两副结婚联，这两天有乡亲办喜事。”他还没有完全失望，想考一考这毛头小伙的真实才学。郑老师一口答应说，好。余新运马上叫人拿来笔墨纸张。郑老师不假思索，提起笔，蘸了墨水，就在切开的红纸上提按有度、舒卷自如地挥毫。眨眼间，两副措辞精当、喜气盈盈、堪称书法艺术品的对联就呈现在大家眼前。余新运喜出望外，抓起郑老师的手，看着对联，连声说好。之后，他还严肃地向郑老师道了歉，说自己误解了领导，又小看了郑老师，不了解情况就乱发牢骚，很不应该……

原惠来华侨中学老师方文瀚，原籍惠城后街，由于家庭出身成分不好（划分阶级的产物），1980年任代课老师时，被分配到葵潭余家寮来。在远离家乡的偏僻山村教书，生活无疑是苦闷的。这年8月，方老师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歌：远到农中隔世尘，虫声鸟语伴愁眠。晨风吹绿山茶雾，晚日涂黄水稻田。无限凄清度周末，不胜惆怅忆当年。思妻挂子情无限，怕看车驰山路边。这首题为《余家寮农中感怀》的诗，被余新运看到了。之前有一次，方老师写信反映余新运之子学习情况时，紧密的结构、清晰的逻辑、精彩的用典，已经使余新运暗自赞叹，这次看了这首诗，他心里更不平静了。一方面，他觉得，有这样的老师，是村里的幸运；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等才华，在偏僻的山村教书，完全是屈才。他径直找到方老师，详细问了相关情况。当他得知方老师还属代课时，他坐不住了。第二天，他专门找出方老师写给他的那封信上了县教育局。在教育局，余新运一定要局长给一个公办资格的考试指标。刚开始，局长根本就不同意把宝贵的考试机会给小小一个山村学校的代课老师。但是，余新运并不放弃，软磨硬泡，硬是为方老师争取到了考试的指标。表现优秀的方老师在余家寮工作仅两年半就调走了。之后，他多次回忆起在余家寮工作的往事。事隔二十多年，提起余新运，他还满怀深情地说：“我和余书记有过一段非常值得怀念的交往。他是一个真正尊重知识、敬重人才的人……”

“他改变的，远远不止一个村、一代人的命运！”

如果仅仅是制定措施鼓励学生、督促教学，或仅仅是尊重知识、敬重人才，那么，可以说，他所做的一切，远远无法产生像今天看到的这种深远影响。

这种深远的影响，首先因为他开创了一种良好的教学环境。这里想说的是他开办并创造了余家寮农业中学（名“新联农业中学”）的荣耀记录。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各地按照中央“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全日制中学外，还由公社、大队创办了一批农业中学。在这种形势下，1962年3月，余家寮也开办了自己的农业中学。顺应时代潮流，本来不值一提。余家寮农业中学之所以值得好好写上一笔，是因为它确实有独特之处。一方面，它创造了全县农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历史。当时办农业中学的，还有惠城、靖海、隆江、葵潭、华湖等镇（当时称公社），共有农中十八所。1966年底开始，全国范围内，中学“停课闹革命”。1968年下半年，学校陆续复课，但仍要“复课闹革命”。而在这个时期，中央又认为农业中学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在批判“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时，决定停办农业中学。时局复杂，读书更是不被看重。在很多地方，连学校球场都被铲掉，翻出来种番薯。用农村话说，那个时候是“理食理唔铁（管吃管不牢靠）”。于是，“华湖农业中学”等五所于1970年前改为全日制小学（县志P584页第五行），其他十三所于1968年至1975年间，先后停办。惟独余家寮农业中学，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跨度二十多年！第二方面，它是全县为数不多的村（大队）办中学的一所。另一所是周田兴岗农业中学。除此之外，其他均为镇（公社）所办。第三方面，它的学生人数比很多镇（公社）办农中还要多。县志记载，余家寮农业中学规模最大时是两个班，有九名教师，一百二十名学生。学生平均数，在十九所农业中学中排第二。实际上，每班学生的平均数，高峰时的确是六七十人，但在八十年代，班数则有五个，曾有学生两百多人。当时，余家寮农中的最高年级是高二，与葵潭中学一样。

其次，他所创造的良好环境，吸引、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余新运是1983年9月去世的，死时48岁。但是，他创办的农业中学，一直延续到1989年。二十七年的余家寮农业中学，培养的学生远远超过千人。因为他重视教育，校园学风好，教学质量高等原因，当时在余家寮农中读书的，不只是余家寮本村的子弟。邻近乡村，如青坑村、圆墩村、螃蟹村、头寮村、尾寮村、石田村、兵营村等，都有学龄儿童前来余家寮就读。这些在余家寮上过学，后来考上或是转入其他学校，再考上大学的学生人数，今天已经很难做出统计，但是，人们随口提到的，已经取得成绩的人，对于一个山村学校来说，可以说，人数之多，足以令人咋舌。如，有的考上华南师范大学；有的考上人民大学；有的担任乡镇教育组领导；有的担任县教育局领导；有的担任市人事局领导；有的任《军报解放》记者、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编审，并成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等等。前文所述，“卖水牛供上学”的那名学生，名叫余享周，后来则成长为安徽省党校某部主任。

再一方面，良好的环境，也让一大批教师在“教学相长”、接受磨练的过程中，积累了“破茧成蝶”的充分能量。如前文提到的方文瀚老师，后来成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汕头市政协岭海诗社理事、惠来诗社社长、县文联副主席、县第八届政协常委，并在县、市教育界享有盛誉。原县政协副主席林益也是一个典型。林益是从余家寮调出去的。他是当代画家，油画、国画作品独树一格，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个人事迹入选《中国当代美术家书法家汉英词典》。他在世时，曾获“广东省优秀中小学美术教师特等奖”、“广东省南粤优秀美术教师”称号和“广东中华文化基金”奖章，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中小学美术教师”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后被揭阳市任命为惠来县政协副主席。吴灵光老师，早期也曾在余家寮任教，后来成为特级教师、县人大常委。一两个教师在余家寮有出色表现，那么，可能是个别老师自身素质的体现；一批批在余家寮任过教的教师在后期都分别取得重大成绩，则不能不从“环境改造人”的角度去寻求答案了。事实上，余新运创造的这个环境，给教师们提供了很多有利因素和积极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的教育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对教师也是百般侮辱，如反对“师道尊严”，讽教师为“臭老九”等。很多教师甚至还挨批斗直至死亡。这个时期的余家寮，对于教师来说，却近乎“世外桃源”。他们不仅受到一如既往的尊重，有充分的燃料等生活物资甚至是粮食供应，还有相当宽松的环境提升各方面素质，从而为后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当老师的，到余家寮最好！”这句话，说明了很多问题。

余家寮农业中学前后跨度近三十年，培养的学生遍及周边各村，更使一大批教师在余家寮打下了腾飞的基础。对于他的功绩，的确该有一个崇高的评价。难怪，时至今日，乡亲们还会深情地说：“他改变的，远远不止一个村、一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