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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欧|广西籍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宗族活动——以容县大萃村为例

 aq100001 2023-06-09 发布于广西

摘要: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广西重点侨乡容县大萃村马氏的宗族结构、宗族组织以及华人华侨参与的宗族活动分析研究。大萃马氏宗族分为长房弘才支、二房弘节支、三房弘智支、四房弘懋支系四房,四房之下又分有小支。因此大萃马氏的宗族结构可以分为家庭、户、小支、房和宗族五级结构。宗族的结构决定了每个宗族成员在宗族中的位置,以及需要履行的义务。近年来,海外华人华侨不断地回乡祭祖寻根,支持这些活动的血缘意识,是其需要履行的在宗族中的义务。

关键词:华人华侨;侨乡;宗族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对宗族等文化上的解禁,使民间社会恢复了对祖外亲先崇拜的渴望。海外华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回乡祭祖,以及在经济上归对家乡宗族活动的支持,又推动了家乡宗族活动的复兴。广西是中国第三大传新统侨乡,广西籍华人华侨大批量下南洋始于清光绪年间以后。本文基于对广西容县大萃村的田野调查,重点探讨大萃村的宗族结构,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在祖籍地如何参与宗族活动。

一、广西容县大萃村籍华侨华人的历史

大萃籍华人华侨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州文东市,和泰国的勿洞市。1979年广西文献记载,马来西亚华侨400万,广西籍后裔约达50万,以怡保一州最多,初履其地,一片容县、博白乡音。在泰国境内(广西人)以地区分别,又以也拉府(勿洞)为冠。勿洞有万祖籍广西容县、岑溪、北流等地的泰籍华人,不少人誉勿洞为泰国的广西村。勿洞是泰国南部与马来西亚吉打州毗邻的一个边陲小镇。马来西亚彭亨州文东市在马来西亚北部,文东市最知名的景点便是云顶高原,大萃籍的华侨华侨(校对者注:疑衍“华侨”,或为“华侨华人”)便居住在云顶脚下。

20世纪20年代,大萃籍的华侨华人,为求出路而背井离乡远赴异邦,开始是在雪兰莪州,后来到文东市。文东市是一个山城,四周风景优雅、土地肥沃、矿藏丰富。20世纪初,文东县属已被发现蕴藏丰富的锡苗,所以采锡的矿场很多,加以土地肥沃,适合种植胶树,以致胶园密布,这些矿场与胶园均需吸收大量劳工。来到海外的华人华侨也多会在家信中劝说在家的人们出海寻求出路,因而马来西亚文东的大萃籍华人华侨越来越多。相对于广东、福建等省的人士,大萃籍华人南来较迟,也不懂做生意,便多数集中与矿场或胶园作业,过着刻苦耐劳的生活。

大萃没有直接下南洋的通道,大萃的村民需要先到江口,乘船沿绣江到广州,再从广州乘船下南洋。在大萃村访谈的20位侨眷和归侨中,其中14位海外亲属在马来西亚,或者是马来的归侨,6位海外亲属在泰国,或者是泰国的归侨。大萃籍华人华侨不但以马来西亚为多,且到马来西亚的时间要早于泰国。新中国成立前下南洋的人们并不知道马来西亚或者泰国这些国名,仅仅知道出国就是下南洋。先期出国的人们以到马来西亚为主,后期则有一部分到了泰国的勿洞。而到勿洞的人们则提到,是因为他们父辈或祖辈在下南洋的时候,告诉开船的船夫要去文东,而白话中“文东”与“勿洞”同音,从而去文东变成到达勿洞了。然而在勿洞八桂堂20周年特刊的记录,提到早期先辈都是先到马来西亚,佣工度日,辗转经营,略有成就,而后迁入泰国勿洞。

东南亚社会中,华人社团众多。侨居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大萃籍华人华侨与国内联系,多是通过泰国的勿洞马氏宗亲会和马来西亚的文东马氏联宗会。这些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联宗组织,以同乡、同宗间的互相帮助、祈神庇佑、恤死送终作为团体组织活动的主要内容。故海外华人社团与国内联系的重要内容便是寻根、祭祖等宗族活动。

文东和勿洞均属于山区,近年来,年轻人开始离开山区,向城市发展。泰国的吴阿姨的几个子女,一个在曼谷读书,一个在普吉岛做老师,还有去泰国其他城市工作的,留在勿洞的,仅有一个经商的女儿。现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年青一代大萃籍的华人,已经开始遍布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各个区域。

二、大萃马氏的宗族组织形式

(一)宗族支系的划分

据威公马氏民国时期的家谱记载,分家是从七世祖开始的。十世祖任兴及其后人迁往现在的大萃,然而任兴的孙辈再次分家。任兴有三个孙子,其中一孙无后,另一孙马琐的后人迁往文罗村,形成为现在的宗族支系——文罗马氏,第三个孙子马瓒及其后人则留在现在的大萃,形成宗族支系即大塘马氏。

大塘马氏到了十四世又再次分家,划分为长房弘才支、二房弘节支、三房弘智支、四房弘懋支系,四房的制度直到目前仍在沿用。四房以十四世祖各自房的始祖。四房之后,又会分出亚房,即小支,亚房以成立该房的祖先为始祖。

弗里德曼分析了林耀华的文章之后,认为林耀华建构的宗族结构为:个人、婚姻群体、基本家庭、联合家庭、户、小支、大支、房和宗族。对大塘马氏的宗族结构,则可以分为:家庭、户、小支、房和宗族五个等级。

以马氏长房为例,下图为族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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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长房亚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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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房始祖为十四世祖弘才公,到十六世时,弘才的孙子成立了自己的厅堂,即高美堂、世瑞祖屋和龙蟠堂,便为长房的亚房。高美堂奉象瑞公为亚房始祖,龙蟠堂始祖为洛瑞公,世瑞祖屋的始祖为世瑞公。其后高美堂和世瑞祖屋没有再次分出亚房,而龙蟠堂的后人却在十七世时分出善庆堂,十八世分出士豪支余庆堂和继可堂。十四世时,未分出亚房的成员们,在十八世时由士宽公成立了三德堂,十九世分出了五和堂,二十一世则又从中分出了兆光支。

中国宗族中分裂出的分支,无论大小统称其为“房”,这个房有宗族分支或房屋的意思。新中国成立以前,大萃马氏的房,是具有房屋和分支的双重含义。同一房的人们住在一个房屋中,建此房屋的先祖为厅堂的始祖,亚房亦如此。建房屋的同时,需要建立厅堂,因此厅堂的建立便成了宗族裂变的象征。而在当时,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可建立起自己的房屋,设立厅堂。分出厅堂,也是财富地位的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建立的房屋已不会同时建立自己的厅堂,因而宗族便停止了分裂,结构趋于稳定。

大萃马氏的宗族结构与祭祀结构并不完全一致。作为亚房的小支结构虽然是大萃马氏宗族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并不是祖先祭祀中的一个结构成分。在大萃,族、房和家庭为祭祀结构。以需要祭拜的先祖为中心点,每一世代的宗族成员都会清楚地知道需要与之结成祭祀同盟的其他宗族成员。亚房这一宗族结构组成部分,限制了亲属间的亲疏距离,“同房都是兄弟”。

这种宗族结构为每个宗族成员配置了一套与生俱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这个人际关系网络中,来寻找他的位置,以这个位置为出发点,明确他的义务和权利。庄孔韶回访福建黄村,了解到辈分和同一均等分房分别构成了汉人社会宗谱的横轴和纵轴,黄村农人不用看宗谱数系就会对长幼、房派有精细的认识,连嫁过来的女人也很快熟悉了父系家谱的人际关系。中国人的家庭由一种死亡也无法割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因此家庭中无论哪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都是由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之类的观念支配着。大萃籍华人华侨与国内进行交流的各种方式,都是在明确各自在宗族结构中的位置,履行他在该位置中的义务。

宗族结构具有地域性,如果宗族的成员离开了这个区域,逐渐地,其在宗族结构中的位置会逐渐消失。近代以来,华侨华人生活的区域已经超越中国,遍布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华侨在共同祖先的联系下,与国内宗族集团保留着不同的交流方式。远藤隆俊在考察北宋士大夫血缘意识、地域意识和集团内的信息交流方式等问题之后,认为寄居者和宗族本家之间并非是“同族共同体”性质的稳固的牢固关系,而是比较有弹性的“网络”关系,这也促使了迁移者在移居地再次形成宗族。支持大萃籍华人华侨与国内交流的是同族意识以及血缘意识,在交流过程中构建了网络关系。大萃籍华人华侨以经济捐赠、回乡参与宗族祭拜仪式等为主的交流方式,并未在海外形成新的宗族支系,却延续了宗族结构。

(二)祠堂理事会

以修建祠堂为契机,马氏宗族成立了马氏祠堂理事会。1984年在原国民党军官马兆礼的主持下,成立筹备委员会,1986年则成立正式的祠堂理事会,此后至今,理事会以非正式组织的形式存在,主导大萃马氏祠堂、公共仪式等宗族活动。祠堂会并非一个工作严整、条规具备的组织,而是一个散漫无恒的零星的团体。

王铭铭调查福建溪村宗族之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溪村出现了另一个权威中心,即祖祠重建委员会。祠堂理事会并不会参与到地方行政权力中,然而其权威在于他掌握的是文化资源,控制的是宗族成员的信仰和情感。

马氏祠堂理事会作为祭拜祖先的宗族机构,其象征性领导是几位在复兴宗族活动中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宗亲,正式领导是村民选出的在宗族成员中具有威信的成员,而实际工作的则是热心宗族活动的年轻人。祠堂理事会的作用在于组织宗族活动,联络海外宗亲。考虑在海外所具有的召集宗族成员的能力,理事会选取的担任名誉会长之职的海外宗亲,都是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海外的宗亲需要回乡时,或者需要了解国内境况时,也是与祠堂理事会进行联系。因此当前马氏祠堂理事会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连接国内与海外宗亲成员,开展跨国实践活动。

马氏祠堂理事会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底和八月底,也就是每年的清明祭祖和重阳祭祖前召开例会。每次会议讨论的固定内容是清明祭祖和重阳祭祖的活动安排和费用,这一年宗族需要做的事情也是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除每年筹备祭祖工作,也会根据宗族成员的需要,发起筹款、修建祠堂、修建祖先坟墓等工作。

三、容县大萃村籍华侨华人与家乡的宗族复兴

宗族的复兴包含修建宗族祠堂、参与祭祀等公共活动。改革年代的侨乡宗族组织得到复兴与发展,海外华侨华人在这个复兴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萃籍华人华侨参与的宗族复兴活动,以捐资修复宗族祠堂和祖墓、回乡参与祭拜仪式为主。

(一)捐资重修马氏宗祠和墓址

大萃马氏老祠堂始建于1944年,当时的祠堂是两排两层的洋楼,前排作为耀文小学的校舍和教师宿舍,后排为主楼,是拜访先祖的祠堂。老祠堂是由辞官回乡的国民党将军马典符领导建立的。然而“文革”期间,祠堂遭受损坏。两排洋楼中,作为校舍的一栋楼被保留了下来,而作为祭祀祖先的一栋楼则被拆除。

关于溪村宗族的复兴,王铭铭认为其动因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支撑它复兴的是宗族制度和关系在地方社会经济和人际网络中的重要作用,表现这个复兴的是宗族仪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乡村的宗族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因而大萃村的马氏村民也开始着手重建宗祠、复兴宗族。宗祠是祖先居住的场所,是祭祀仪式的重要场地。与宗祠一样作为祖先居住地的还有祖先的墓址。

“文革”期间,祠堂损坏,祖先的墓址也受到了破坏。“文革”结束之后,族人开始寻找祖先的墓址,试图恢复对祖先的祭拜活动。20世纪80年代,族人开始筹划重建祠堂。他们推选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国民党军官的马兆礼为祠堂理事会的会长。在马氏祠堂重修的过程中,大萃村籍的华侨华人也参与进来。当时的祠堂委员会会长马兆礼为筹款修建祠堂,和迁居香港的马拔萃联系,马拔萃便和马来西亚的宗亲联系上,召集海外宗亲,得到海外宗亲在经济上的捐赠。

除经济上的捐赠,祠堂成立的合法性也同样得益于海外宗亲的帮助。20世纪80年代,政府虽然不禁止宗族活动,却也并不支持。申请建立祠堂之时,政府不允许使用“马氏祠堂”的名字,因而以筹建成立“威公纪念堂”的名义,在当时的容县侨联主席马南的帮助下,申请成功。

新建的祠堂是一进的院套,前排是在作为耀文小学的老祠堂的基础上修复的。由于祭祀祖先的房屋不能低于其他房屋,因而耀文小学的二楼被拆除。祠堂正门正中间装饰着一个三角形的屋脊,上面还绘有两匹奔跑的马,一匹枣红色,一匹棕色。屋脊下方是横批匾额“马祠”,两边镶嵌对联“两朝文武”“十世将军”,这幅对联是对马氏在明清两朝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以及英才辈出的历史的概况。

祠堂正房是一排红砖盖起的瓦房,屋前立起四支石柱,共有5间屋子。正厅神龛有九排阶梯,供奉一世祖到十四世祖牌位,木质的双凤朝阳的装饰围在神龛的三个边框上。正厅正门上书有木刻的对联,正中匾额“马氏祠堂”,左右对联书有“绣江建族”“华夏传宗”。

祠堂正厅挂着一幅马来西亚文东马氏联宗会撰写的匾额,上书有“喜我辈继往开来万分丝万分光化作中流砥柱威公祠宇谱新篇”。神龛上和正厅两侧也分别刻有对联,这些对联均是移居香港的民国将军马拔萃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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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墓地,祠堂的修建动员了众多的海外宗亲。1985年筹集修建祠堂的经费中,得到香港宗亲马宁熙捐赠1000元;泰国的36位宗亲,共计捐100元人民币、以及33500泰铢;马来西亚的宗亲68位,共计捐赠2495元人民币。修建五世祖的墓址,有两位泰国宗亲捐赠,六世祖的墓址则只有一位香港宗亲捐赠。

通过设置共有地、编撰族谱、设立祠堂等手段集结源自共同祖先的子孙,并根据宗法这一父系亲族统制原理,实现对族人的组织化。通过建立与重修祠堂,在宗族成员包括海外的成员中贯彻宗族制度,确立了各自在宗族结构中的位置。

(二)回故乡参与祭祖仪式

汉族的家族或宗族仪式,祖先崇拜可以说是最核心或最重要的部分。祭祀祖先,是祖先崇拜的反映,拜祖是其最重要的主题活动。改革开始之后,海外华人华侨寻根的热情一直持续,寻根祭祖也是海外华人华侨与祖籍地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

从时间角度,大萃的祭祖总体上可分为平时祭祖和重阳、清明祭祖;而从规模程度上,可以分为家祭、祠祭和墓祭。家祭是各个家庭在需要祭拜祖先的时候进行的祭拜,不需要到祖先的墓地,仅在自己家里的厅堂祭拜,如果宗族有祠堂,也需要祭拜祠堂。大萃籍华人华侨定期回乡参与的则是重阳祭祖仪式,形式为祠祭和墓祭。

1、墓祭

墓祭即在祖先坟墓上进行的祭祀,对象有远祖和近祖。祭拜的祖先距离自已越远,参与的成员便越多,祭品越丰富。墓祭之时,宗族成员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宗族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他处于相同位置的其他人们。

每年农历九月初五祭拜的是葬于广东信宜的马氏五世祖,海外华侨回国参加的也是这一天的祭祖。大塘马氏的始祖墓地已经无法找到,二世祖以及三、四世祖的墓址,在宗族成员看来,并不十分的灵验,因而,宗族的成员和海外的宗亲重视对五世祖的祭拜。

墓地的豪华彰显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和地位。五世祖的墓地占据了一小山头,是改革开放之后,马氏族人筹款重新购置土地、修复的坟墓。从天空往下看,五世祖墓地是一个葫芦的形状,从里往外,一共有两圈围成,均用青砖砌成。马氏的族人提到,以前五世祖的坟墓有五圈,圈数越多占地越多,越显示着墓主人的富足。中间的墓堆也是由大理石砌成的半圆球形,墓堆的方向是一个小圈,从墓堆向大圈方向伸出一个“乌龟头”,“乌龟的面”便是墓碑。墓碑前,用青砖砌成了一个半圆的、置放贡品的高台。

海外的宗族成员通常是两年回乡祭祖一次。每次他们需要回乡的时候,将提前几个月通知国内的宗亲会,通常是电话通知祠堂理事会的成员马广峰。

都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开会,讨论这一年是否需要组织宗族成员回乡祭祖。若决定回乡,便会联系旅行社定机票。由于是预定的机票,这个数目是有限的,因而每次也都会有报名晚而无法参与的。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宗亲由居住国的马氏宗亲会或广西会馆进行组织,宗亲会或会馆将联系旅行社,组团回国祭祖。这一次回乡,每个成员需要交给旅行社3500马币,折合人民币大约7000余元。2012年的回乡祭祖活动由马来西亚的彭亨文东马氏宗亲会组织,联合了泰国的宗亲会一同回国。回乡前一个月,马来西亚马氏宗亲会便已经委托旅行社,向国内的宗亲会发来了他们这次回国祭祖的行程和成员的名单。

农历九月初五的早上,马氏的族人像平时一样,六七点钟就起床了,在起行去广东之前,他们需要先祭拜社公和祠堂,即到社和祠堂上香,燃放炮之后,才可以起行。海外回乡的成员住在县城的酒店,去祭拜五世祖的墓之前,没有祭拜祠堂,直接去广东。五世祖不同支系的后人分开祭祀,祭品同样也是分开的,墓碑前的高台上摆满了后人的祭祀品,包括烤猪、鸡、鸡蛋、猪肉、苹果等水果,以及茶酒,祭祖时间距离中秋不久,有些后人还供上了月饼。来的比较早的支系的后人已经开始祭拜,祭拜结束的支系,把他们的烤猪和其他祭品拿下,分给支系的成员。空出来的位置户立刻被等待的其他支系的成员占领。宗族的男性成员抬着烤猪,先放到墓坪上,然后在烤猪的周围摆上其他的祭品。金黄的烤猪还进行了一番装饰,大萃的烤猪便是在耳朵上带上了纸制的红花,尾巴上缠上红纸,身上也有红纸盖住,放在木质的托板上。蒸好的糯米饭捏成一个又一个的团子放在碗里,而鸡是已经宰杀并且煮好的,鸡里面的内脏需要都拿出来,与鸡放在一个盆子里的还有煮好的猪肉一条、两个鸡蛋,以及一把菜刀。

11点45分,大萃支系开始祭祀。主祭者在前组织宗族成员,站在支系成员前,立在祖先墓旁,喊道“起,跪”,支系的成员在主祭者的指挥下,反复三次来拜、跪。在拜的时候,支系成员双手合十在胸前,身体向前鞠躬,拜三次。在跪的时候,有些成员双膝跪在地上,有些则是全蹲在地上。第一次拜跪结束之后,需要向祖先献祭品。同祭者先上香,泰国的华人和周围的阿姨,把高香递给同祭,同祭者先将高香横放在身前,然后向墓碑方向三拜,再递给主祭人,主祭人将高香放在墓碑前的墓坪上,上了两次高香。上香之后便是献茶和酒,主祭人先往杯子里倒上茶和酒,祭祖同样是使用三茶五酒的规模。在主祭者喊完仪式程序之后,同祭就将茶酒里的东西倒在墓碑前的墓坪上。献好茶之后便是献其他的祭品。在主祭者喊完流程之后,同祭便象征性地将装有烤猪、鸡、糯米团等祭品的盆抬起一下,以示献祭。烤猪等献祭之后,需要烧纸,同祭和他周围的泰国华人和支系成员将象征金钱的黄色纸以及象征衣服的绿色、紫色纸等递给主祭者,以示献祭钱和衣服。献好之后同祭和周围的其他人都又跪下,主祭者走到墓址的另一侧,开始宣读祭文。献完纸祭品,需要再次行三次拜和跪礼。此时,宗族的成员已将鞭炮在五世祖墓址的后方山坡上摆好,跪拜结束之后,便开始鸣放鞭炮。仪式最后的程序是分餐,将祭品进行平均分配,分给宗族的每一户人家。宗族里负责祭祖仪式工作的四房里的男性先把烤猪切成小块,鸡和肉也是平均分配。2013年农历九月初五的祭拜分配了400余盆。

海外回乡参加祭祖的华人华侨将五世祖所处的山称作将军山,以纪念这位在马氏宗族中十分知名的将军。

除了参加始祖祭祀和祠堂祭祀外,大萃籍华侨华人还回乡参加墓祭。2013年回乡的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大多是马文西家的亲属。马文西是四房的人,家里的厅堂属于四桂堂。四桂堂是大萃马氏四房最老的厅堂,为十四世祖时期建成,因为有四个儿子,因而称作四桂堂。

马文西需要从十四世祖开始祭拜,祭拜的山头非常多,原定计划是分了两批人。然而担心回乡的人爬山过于辛苦,马文西提前一天到各个祖先的墓地焚香,告诉祖先有家人回来了,请祖先第二天回家吃饭,这便是请祖先回家。农历九月初七这一天,海外移民不需要爬山,只需简单地在四桂堂进行祭拜,算祭拜了列祖列宗。拜过祖先之后,马文西家开始筹备晚宴,晚上四点多的时候,开始晚宴,宴请了四桂堂支系的各家人。

2、祠祭

祠祭便是在宗族祠堂中进行的祭拜仪式,与墓祭一样,都是祭祖的主要形式。大萃马氏宗族成员每年在清明这一天举行祠祭。祠祭的场所在祠堂与墓祭一样,用来统和族人。

大萃马氏海外的宗亲回国时间有限,回来的这些天,国内的祠堂理事会为他们安排祭拜五世祖和祠堂的仪式。农历九月初五对五世祖的祭拜,华侨华人和大萃的村民一起参与。然而大萃村民祭拜祠堂是在每年的清明,由于海外的华人华侨难以在清明的时候回国,马氏祠堂理事会的人们便在祭拜五世祖之后,同一天祭拜祠堂。

宗族活动的负责人马广峰和祠堂理事会的副会长马志良组织华人的祠堂祭祖仪式,会长马如龙年纪过大了,只是参加了他们的祭祖活动。仪式之前,泰国的马碧金和几个姐妹还在为祠堂的先人上香火。海外的华人到祠堂的时候,在祖先牌位前的贡品桌上已经放好了八个杯子、茶、酒和放有鸡肉、猪肉的盆。海外的华人在祖先牌位前排好,每人手里拿着香,等待着祭祖仪式。宗族活动的负责人马广峰站在队伍前。祖先牌位的左边,祠堂理事会副会长马志良站在队伍的前列和海外的华人一起祭拜。马广峰在前唱出祭拜的过程,海外华人随着他的主持进行祭拜,祠堂的祭拜过程与祭拜祖先墓址是一致的。

马广峰担任司仪,主持着,在唱到鞠躬、拜、跪的时候,华人随着拜、跪。有些中年或者老年的华人会跟着跪下,而年轻一些的在到了跪的程序时却在说笑,似乎是在问周围的人是不是要跪下,而最后都只是站着鞠躬,另外一小部分是跪拜或者蹲下祭拜。反复三次祭拜之后便是献祭品。在大家还在跪着的时候,马广峰让马志良去拿香,有些华人这个时候站了起来,马立金鞠着躬,双手执香,手磕在祭品台上。马志良走到祖先位前的香炉钱(校对者注:疑是“前”),拿出三支枚红色的高香,将香横向双手托住拿给马来西亚的马立金。马立金用左手拿住黄色的短香,右手接来了马志良送来的高香,将短香和高香合在一起,双手拿住举在胸前,鞠躬三次,然后拜三次,三拜之后将高香再次递给马志良。马志良则是竖着拿着高香,再将高香插入祖先位前的香炉里面。这时马建成和马碧金将他们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华人手里拿着的香收集起来,插入到祖先位前左右两边的小香炉里面,马碧金在插入香之前还举香三拜。随后马建成将一杯茶递给马立金,马广峰在一边告诉马立金将茶从右向左倒在地上,马立金将茶从右向左倒在地上一些,再将茶杯递给马建成。马建成将茶杯放到原处,拿起装茶的饮料瓶在三个茶杯中倒入茶水。之后又拿起一杯酒,递给了泰国的马碧金,从右向左将酒倒在地上一些,再递回给马建成。马建成将酒杯放回原处,拿起装酒的饮料瓶到了一些酒在五个杯子里面。马志良和马广峰在一边指导,站在前排的泰国华人将祭品的水果袋子抬起了一下以示献祭鲜果,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同样献祭鲜果,再将装有鸡肉的盆子抬起一下,以示献牲,最后拿起了叠好的红色等各种颜色的纸张,以示为祖先献了衣服。马志良将祭文递给马广峰,马广峰开始宣读祭文。祭文上会写有为祠堂和祭祖仪式捐款了的宗族成员的名字,泰国的华人听到祭文上有一个名字没有写上,马广峰为此需要添加这个名字。献好祭品,再次三次鞠躬、跪拜,最后便是燃放鞭炮,祠堂祭祖燃放了两挂的鞭炮。

祠堂和祖墓作为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是宗族成员对其祖先记忆和认同的重要的物化标志。祠堂是宗亲利用祭祀统和族人的场所。大萃籍海外华侨华人在回乡祭祀中,通过在祠堂和祖先墓址上的祭拜仪式,想象着和国内的宗亲所拥有的共同的祖先,从而认同宗族文化,以及宗族群体,并且延续了宗族结构。

四、结语

清末到民国时期,广西容县大萃出现大量下南洋的情况。大萃籍华人华侨多聚居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州文东市和泰国勿洞市。

大萃马氏宗族结构包含家庭、户、小支、房以及宗族五个等级结构,这种宗族结构是容县大萃村落基本的社会结构。宗族成员在结构中都会拥有自己与生俱来的位置,这种位置赋予每个宗族成员需要承担的责任和需要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期待宗族的其他人也履行这些义务。这些义务是以祖先为核心,形成的祭祖、维护祖先居所即祠堂、厅堂和墓地等规范。

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华侨华人不断地回乡祭祖、寻根,这些活动使祖籍地和居住地之间形成了跨国活动场域。大萃籍华侨华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回乡祭祖,捐赠祖籍地宗族的公益事业。促成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地之间进行宗族活动交流的,是华侨华人的血缘意识。然而,大萃籍华侨华人对宗族活动的参与,也是其履行在宗族结构中的义务。

中国的宗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其来自于对共同祖先的想象,对宗族历史的记忆,以及对宗族文化的认同。大萃籍华侨华人在祖籍地与侨居地之间,通过参与祖籍地宗族活动发展的方式,来履行其在宗族结构中的义务,同时也延续了宗族结构在华侨华人侨居地的发展。

END

原文载《中国侨乡研究》第1辑,

2014年,注释从略。

编辑丨郭燕平

审核丨钱源初

侨乡文化研究 第2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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