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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期） 这几期主要是聊孙权的文治武功，可能有些枯燥，但又不得不聊，对孙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耐心阅读，应该有所裨益，没兴趣的可以略过。 第五节 开发江南 江南是古荆楚、吴越之地，自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开发，在《史记》《汉书》里也可以找到江南部分地区已经形成“都会”这样的城市经济中心，也不完全就是蛮荒之地，但与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经济形态相比，江南民众“以渔猎山伐为业”的自然经济形态显然要落后许多。 江南经济在三国时期能够得到迅猛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最终导致中国经济中心南移，虽然有其时代的原因和地理原因，但作为江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孙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说是居功至伟。 如果非要从孙权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诸多贡献中选取出一个最大贡献的话，无疑就是对江南经济的综合开发。
孙权开发江南，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时代原因。 三国时期，群雄逐鹿的主要战场在北方，造成年年战乱，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为躲避战乱，大量的北方人流向江南，在给江南增添了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把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技术带到了南方，显著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二、地理原因。 江南地区的地形、气候、土壤、水源十分适合以水稻为主的农作物的生长，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江南农业生产能够迅速发展的基础。 三、现实原因。 吴国政权的规模和实力都远超东周、秦汉时的荆楚吴越，这个庞大政权的自身运转需要相应经济规模的支撑。 有掌握先进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劳动力，有发展农业经济的优质环境，有维持自身政权的迫切需要，接下来就看孙权怎么做了。 首重农业生产。 农耕时期，自然以农业为主。在促进农业方面，孙权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屯田。 曹操首开屯田取得巨大成功，各方势力都开始学习模仿，孙权也不例外。建安八年（203年）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可见东吴开始屯田的时间至少在建安八年，这时孙权接替其兄孙策的位子不过三年。
和曹操一样，孙权屯田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方式，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等地方和军队职官，朝廷设监农御史进行管理。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须种田，免除民役。 屯田地区遍布江南各地，规模大小不一。如皖口军屯有屯兵数千家。赤乌中期曾有大规模的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屯田，各郡都派人参加，由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统领，男女各达数万人之多（毗陵屯田究竟是军屯还是民屯，有争议）。 黄武五年（226年），时为吴上大将军的陆逊上疏孙权以驻军所在地缺少粮食为由，请求让诸将扩大屯田规模。孙权立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尝试改革耕牛技术，将八匹牛分成四组轮流拉犁。鼓励农耕，鼓励技术创新。陆逊要求“诸将增广田亩”，无疑会进一步扩大吴国各地的屯田规模，整体推进吴国的农业发展。 二、政策扶持。 也是在黄武年间，建忠中郎将骆统和大都督陆逊先后上疏孙权，针对以前赋税繁重给农业生产和发展带来的损害情形，建议“与民休息”“宽赋息调”，孙权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黄武五年（226年）下达宽息令。 嘉禾三年（234年）春，再次颁布有关条令减免赋税。 赤乌三年（240年）春，鉴于征役太多、水旱频发收成不好、官吏不法侵夺民时的现象，又发布条令不许各级军政机构以役事扰民。 太元元年（251年），孙权临死前下达最后一道减省徭赋的诏令。
由于孙权频频发动战争，吴国百姓的徭役赋税十分繁重，对农业生产和发展带来较大的损害和阻碍，所幸的是，当这个问题十分严重表现突出时，孙权能够听取包括太子孙登在内的文武大臣的劝谏，及时调整政策，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孙权颁布的四道条令，还是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发展。 三、补充人口。 三国时期，受战乱、灾荒、瘟疫的影响，全国人口锐减，从汉桓帝时的六千多万减少到二千多万，增加人口成为魏、吴、（蜀）汉的核心问题之一，彼此争夺利诱、武装掳掠人口的事件比比皆是。如曹操攻占袁绍冀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校察户籍，对得到三十万户的战果兴奋不已。诸葛亮首次北伐失利退兵时也迁移西县一千多家到汉中。 孙权补充人口的办法主要还是依靠战争。对外战争中只要有可能都尽量的掳掠百姓。如在早期征庐江李术、荆州黄祖时掳掠了近十万人。中期攻庐江朱光也掳掠了男女数万口。后期派陆逊、诸葛瑾征襄阳，全琮略淮南、诸葛恪征六安等对魏国的战争中也掳掠了许多人。使者郑胄、将军孙怡等甚至在出使辽东时，也不忘“掳得男女”而还。 在征讨山越的对内战争中，采取陆逊“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办法，将山越从山上强行编入户籍。 此时仍有北方人流入南方，有两次的规模还比较大。一次是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政策失误，导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于万皆东渡江”。一次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也许是曹操去世带来的影响，“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
四、兴修水利。 江南为水泽之国，湖泊众多，水道纵横，在拥有灌溉之利的同时也有水涝的隐患，再加上地理、气候、水汛等影响，经常出现水涝灾害，孙权赤乌三年下达不许扰民的诏令里就有“岁又水旱”的表述。 因此，吴国非常重视兴修水利，防止灾害，提高收成。较大规模的屯田之地，都修建水渠，引水灌溉。张昭在江宁创建娄湖，“溉田数十顷”。丹阳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稳”。丹阳的练湖，竭马林溪以溉丹阳一带农田，汇集七十二条溪水，湖周百二十里，灌田数百顷。 孙权于黄龙二年（230年）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赤乌年间（238-250），孙权先后令人开凿运渎、青溪、潮沟、破冈渎、丹徒至云阳等多条运河、水道，形成以建业为中心，联接吴、会稽、丹阳等周边地区水系交通网络，同时为沿河地区的农田浇灌和排洪带来极大的便利。丹徒至云阳水道成为后来江南运河的前身。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江南的农业生产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吴都赋》里有“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可以证实江南水稻生产已是两熟，粮食产量有很大的提高。以此为基础，江南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开发和发展。 第六节 航运航海 航运交通和造船业的发展。前面说过，孙权开凿运河，疏通河道，建立了水上交通网络，为航运交通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孙权时不光有内河航运，还有外海航运，北至辽东，南至夷州（台湾）、东南亚。 吴赤乌六年（243年）十二月，扶南（印度支那半岛古国，又作夫南、跋南。意为“山岳”。辖境约为今柬埔寨和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范旃大将范寻为扶南王时（公元245～251年），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和南海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两人归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可惜二书均已遗佚。
东至日本。近现代日本出土370多枚吴铜镜，证明两国间有商业贸易存在。日本古书《日本书记》和《古事记》中称呼东晋南朝为“吴国”，称其人为“吴人”，来自南朝的丝织品、服装、床具都被冠以“吴民”，也可见东吴和日本在经济上的频繁来往。 吴语发音和声调与日语非常相似，特别是绍兴方言，现在有专家在探讨其中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西至大秦（古罗马）。万震《南州异物志》上记载了孙权派遣使者送大秦商人回国的事情。康泰《吴时外国传》也记载了到大秦的事情。范文澜先生因此评价孙权是中国“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 航运交通的发展又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吴国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郦道元《水经注》里记载有孙权时期的一艘叫“长安”的大船，可以装载三千士兵，和现在的航母差不多了。 这艘船于黄武五年（226年）建成，孙权亲自试航，在钓台圻下水（今湖北省鄂州城西北江滨雨台山），出江就遇到大风，近监官谷利命令舵工开往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部，武汉市洪山区东侧）。 孙权说：“应当掉头开往罗州（今湖北省武汉市邾城街道办事处）。”一个顺水，一个逆水，舵工不知道该听谁的，谷利拔出刀来指着舵工说：“不往樊口开就斩了你。”舵工赶紧转舵入樊口。 江风太猛，大船在樊口北部的一个江湾里触礁，船上的人从樊山开路返回。当地人因此叫那个江湾为败舶湾，船上的人逃生之路为吴道岘。
事后孙权问谷利：“阿利你这么怕水啊？”谷利跪下回答说：“大王是万乘之主，江水不测，波浪滔天，船楼太高，万一倾倒出现危险，国家怎么办？所以我才敢以死相争。”孙权由此贵重谷利，从此后再不直呼其名，只是叫姓。这是谷利第二次救孙权一命，第一次是在逍遥津打马帮助孙权跃过断桥。 万震《南洲异物志》也记载了吴国造船的盛况：“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东吴的造船业中心在建安郡的侯官，紧靠闽江，直通东海，林木丰盛，交通便捷。 东吴专门设有典船校尉，掌管刑徒造船。在沿海永宁、横阳、温麻等处设置“船屯”。 吴国造船业主要是为军事服务，其战船种类和数量都是当时之最。种类有楼船、斗舰、艨艟、舫、舸、舻等，数量最多时有5千多艘。发达的水路交通、高超的造船技术使吴国呈现出“舟揖为舆马，巨海为夷庚”的特殊景象。 航海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海上贸易的兴旺。吴韦昭《吴鼓吹曲·章洪德》对当时东吴和南海诸国的交往有如下描述：“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壤。”据万震《南州异物志》上记载，当时在南海上还有波斯（伊朗）、天竺（印度）大海船远来贸易。
第七节产业兴旺 除了造船业之外，其他产业也很兴旺发达。 手工业发达，除了能够制造各种战船的事实证明了吴国手工业的发达程度外，还有其他行业能够证实。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吴国时期的精美制品，如镇江市出土了东吴“赤乌纪年铜镜”、“甘露元年造象铜镜”，丹徒辛丰出土了嘉禾六年铜弩机及嵌金银丝弩机等。日本也出土过许多吴国的铜镜，说明手工业发展到不光能满足内需，还出口贸易。 在句容县葛村发现的东吴铸造铜钱遗存中，有“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铸废铜钱及铸废钱芯等遗物，可看出当时东吴铸钱系采用花树形多层多件浇铸法，每层四枚，约有20余层，每铸一范出钱百枚左右。 制陶业突出，东吴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镇江金坛县曾出土一批东吴瓷器，器形包括灶、井、灯、香薰、猪圈、犬栏、鸡笼和堆塑百戏飞鸟谷仓罐及堆塑楼台飞鸟谷仓罐等，这些青瓷器，无论在胎质、釉色、纹饰和雕塑及烧制技术等方面，都可称为东吴青瓷的上乘佳作。 尤其是二件堆塑谷仓罐，高50厘米，一件在罐的上部以雕塑人物为主，一件突出高层楼台建筑。雕塑手法细致生动，层次分明，一派鼓乐喧天、百戏杂陈，飞鸟遮日、群兽欢逐的宏伟场面。这二件堆塑谷仓罐是目前出土东吴青瓷同类噐中之“最”。当时著名的青瓷烧造窑场有会稽上虞，宜兴均山等地。
纺织业繁荣。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吴国葛麻纺织品已经可以和绫罗丝绢媲美。左思《吴都赋》所记“纻衣絺服，杂沓傱萃”，“蕉葛升越，弱于罗纨”。 丝织、刺绣也发展迅速，会稽、永安成为宫廷服饰专门生产基地。甚至宫廷里都有专门的纺织生产，孙权立的第一个皇后潘夫人原来就是宫廷纺织机构的一个女工，因父亲犯法被处死，潘夫人与姐姐一起被收入宫中做女工，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孙权看上召入后宫。 丝织、刺绣的繁荣，带来时尚女性对其的狂热追求，在东吴末期形成日益奢靡的社会风气。孙皓时，中书丞华覈曾上疏说“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此时虽然孙权已死，但若无孙权时期的积累，也不可能凭空有此奢靡。 盐铁业昌盛。盐铁业历朝皆重，吴国也不例外，设置专门官吏司盐校尉、盐池司马，盐产地设置冶令、冶丞进行管理。 吴越之地，自古有煮盐冶铁之利，经孙权的大力开发，更是取得长足发展。“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军容蓄用，器械兼储。吴钩越棘，纯钧湛卢”，矛、盾、剑等军事器械家家都有，可见冶铁业之发达。 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年）开采武昌山铜铁，制作了一千口剑，一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可见武昌也有巨大的冶铸作坊。 吴国的经济发展还导致孙权实行货币改革。嘉禾五年（236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专门设立查抄伪造钱币的机构。 赤乌元年（238年），“铸当千大钱。”。大钱使用不便，不易流通，赤乌九年（246年），孙权下诏取消大钱，反而是（蜀）汉直百的五铢钱在吴国大量流通。
孙权以农业开发为基础，带动了江南各行各业的整体发展，从左思《吴都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吴都（有南京和苏州两说）士民富庶，百业兴旺，热闹非凡，已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经济中心，从一个侧面反应出吴国经济的繁荣昌盛。 前面说过，孙权发展经济更多是为战争服务，那么，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吴国在军事战争上又有哪些成效呢？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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