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惇丨释“篆刻”

阳陵虎符

 

“篆刻”一词，今专指印章艺术。如果把“篆刻”拆开来解释，“篆”指篆书，“刻”指刻制，似很贴切。因中国的印章所用文字最主要的就是篆书，而印章只有经过“刻制”才算完成。这里的“刻制”当然包括凿、刻、铸、碾各种制作手段。当然如果理解为“篆写摹刻”也很合理，这是因为刻印必先在印面上“篆写印稿”，而后刻之。

然而，今人多不知晓篆刻最初的词义竟与印章无关。

汉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意思是说，有人问我从小就好作赋吗？答是的，少年时“雕虫篆刻”而已，又接着说：长大成人后不做这种低级的小事了。“雕”即言雕琢、雕饰，“篆”即言援笔书写。“虫”指虫书，“刻”指刻符。虫书与刻符都是秦书八体之一，又都是当时学童必学的技能。显见“雕虫篆刻”只能是比较低级的技能，所以扬雄用来指诗赋中玩弄文字技巧的行为。如宋人苏峤在《东坡全集序》中所言：“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由此可知，“篆刻”一词远在扬雄生活的西汉就出现了，然其词义并不指向印章。

扬雄之后，此典用之甚广，渐为成语。而其中的“篆刻”二字常被置换，如“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或“雕虫小巧，壮夫不为”。前四个字也有写成“虫篆小技”“雕虫小艺”的。雕虫之“雕”，有释为“雕刻”的，很容易误解为用刀去雕。我以为释为雕琢或雕饰为好，因童子学虫篆，当然不会用刀去刻。虫篆如今之美术字，装饰性很强，所以写虫篆时描描修修很正常。如同写赋中文字改改弄弄，都有雕饰、修饰之意，再引申就有了“造作”“刻意”之意了。若释“雕”为“雕刻”，便须用刀，也容易与“雕虫篆刻”的后一个“刻”字混淆，显然不够妥帖。童子雕饰之事当然不是什么精湛的技艺，所以并不难理解“雕虫篆刻”渐被引申为了“小技”和“小巧”了。《后汉书·杨赐传》：“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短短两句话，用了群小、造作、小技等词表达对这些见宠者的不满，以作针砭。又如宋李纲《古灵集原序》中云：“小人之文务末，雕虫篆刻，絺章绘句，以祈悦人之耳目。”不难解读这里的“篆刻”与小技、末技、小巧一样都具有了贬意。在这样的词义变化中，“壮夫”一词也衍生出“大丈夫”“有学问的人”“志向高远的人”等含义。南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如将“龙”与“虫”一比，自然是一大一小。“篆刻”二字的本义，由于被“小技”等替代，也就被讹为与小技同义。此乃后世所谓“篆刻乃小道”之原委。

在扬雄的笔下的“篆刻”，“篆”指书写，“刻”指刻符，这是本义。而刻符做为书体，本是刻于符节上的文字。符节乃帝王传达命令、征调兵将或有关邮传、身份、使节等其他政事的凭信之物，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之验证。如今考古出土如《阳陵虎符》即符节之一种。印章上凿刻的文字，在秦书八体中称为摹印篆，摹印篆与刻符作为两种书体，从释读的角度看，却都是立根于小篆的，所以有着相似之处。印章与符节一样亦是凭信之物，因此古文献中又常常与符节并提，甚至代指或统称“符印”。雕虫是“写”虫书，篆刻是“写”刻符，但古人知道，这两种书体在应用时都必须刊刻。于是“篆刻”二字中的“刻”字，习惯上被误读为“刊刻”。如此一来，“篆刻”在后世也被引申到了写与刻上，且凡与写、刻文字相关的事，都可以用上“篆刻”一词。

唐柳宗元《柳先生集》卷五《终南山祠堂碑并序》云：

愿垂表经，颂宣圣德，篆刻坚石，永世飞声。

宋夏竦《文庄集》卷八《谢赐御书表》：

成汤篆刻于盘盂，夏后镂铭于簨簴。

上两则之“篆刻”，指写刻于金、石之文字。

宋朱长文撰《墨池编》卷五《秦二世诏》云：

今俗传《峄山碑》者，《史记》不载，其字特大，不类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铉，又有别本出于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峄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谓枣木篆刻耳。

杜诗脍炙人口，熟悉者都知道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原诗作“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朱长文将“传刻”易为“篆刻”，是认为传刻与写刻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里的“篆刻”之意，所指乃在石上刻碑或在木板上刻帖。

梁诗正等辑《西湖志纂》卷四《刘公泉》云：

在南高峰下，《西湖游览志》：泉出石窦间，清澈见底。宋常平刘常甃为池，篆刻三字于泉上。

此则为摩崖刻石。“篆刻”依然是写、刻之意。

既然“篆刻”与写刻关联，而印章也须写了再刻，所以篆刻二字自然也会用到印章上。《宋史·舆服志》云：

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

文中“篆刻”二字还是指写与刻。不过这“篆”却实在是写用于印章的缪篆，而非其他了。

到了元代，在元初的史料中，“篆刻”似乎更多地偏向于刻印。元初吴澄有《赠篆刻谢仁父序》：

近代图书之表识，笺牍之缄题，古书法乃犹以记姓名而存一二。谢复阳仁父，儒家子，工篆刻。予每视其累累之章而喜，岂真为其笔法、刀法之工哉！

“图书”是印章的别称，而后面说谢仁父“工篆刻”，又言“每视其累累之章”，再言及“笔法刀法之工”，一连串的用词似乎只有一个指向，就是说谢仁父不仅善刻印而且善篆印。又程钜夫《赠彭斯立序》云：

庐陵彭斯立，工篆刻。一日携所刻若古印章者谒远斋……

这位彭斯立，显然也是一位刻印者。类似这样的表述，还可见刘壎《默庵铭》云：“有熊生者，善篆刻图书而自号默庵子。”陆文圭《赠朱自明序》云：“朱晦自明见于明德堂上……性颇好古，工图书篆刻之学，游戏三昧而已。”柳贯《题有源图书粤卷后》一之：“官章文学范精同，摹印书兼篆刻工。”

我们注意到元初这些文人笔下的“篆刻”用词，既一如前人表达了写与刻的意涵，又在该词的前后，加上了印章、图书、摹印等词的补充，从而使“篆刻”的指向专一于印章。这样的用词结构在元人笔下出现很多，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元代文人用印的自觉远甚于宋代，故文人赞赏、关注印人的文字彰显于世。二是元代因文人用印与书画艺术紧密结合，需求量大增，然其时文人设计印章后仍须求助印匠或善刻者，故印匠之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这两者使得篆刻一词开始向印章倾斜。典型的例子如钱塘叶景修著有集古印谱，谱名曰《汉唐篆刻图书韵释》，图书就是印章，前置篆刻二字，如解其义当然还是表达写与刻，可是当二词联系起来，似篆刻已成为印章的专有名词了。至于元末李祁在《题张天举图书卷》中所写：“禾川张天举，书生也，攻篆刻印章，位置、风格率不失古意，一时士大夫多爱用之。”则径将篆刻、印章并用，也不再有疑义了。郑元祐《侨吴集》卷五收入《赠篆刻朱伯盛》诗一首。朱伯盛是即昆山朱珪。朱珪不仅刻印也善刻碑，但郑诗中并没有涉及其他与印章无关的话题。诗首句即开门见山指向印章，云：“子刻印如刻秋涛，转摺变化手纵操。扁神凝李斯篆，肯綮妙悟庖丁刀。”所以不难发现其诗题隐去了印章二字，而直以篆刻指代印章了。

元初以降，我们发现“善篆刻”“工篆刻”与善摹印、工摹印一样，渐为成为后世用于印人的常用词组。

从元至明，文人笔下的“篆刻”一词，仍用扬雄本意者有之，用其引申意表达刻碑、刻帖也有之，然直接指代文人印章艺术似已成为时代的专利。晚明时印章艺术出现高潮，文人尤喜谈印。以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印章》一文为例，其云：

文博士寿承，虽有篆刻大名，然性太率易，固有入神妙者，亦有潦草不成章者。

何震字主臣，篆刻似胜寿承。

与元人相比，这里不再使用“善篆刻图书”“工印章篆刻”两组词的叠加，图书或印章被省略了。于是如“寿承篆刻特为一代宗师”（胡应麟《题何长卿文寿承墨竹图》），“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谢肇淛《五杂组》），与今日我们用“篆刻”一词代指印章艺术已没有任何区别。由此可知“篆刻”一词作为印章艺术的代名词，与元代以来文人印章艺术的自觉与兴起密切相关，此亦可窥在实用印章阶段，篆刻一词未能成为印章专有代名词的原因。

清以来，“篆刻”一词似乎有所扩容。即将与印章相关的著作在目录学中统归为“艺术·篆刻”之属。在清皇家编撰的《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都可见到，又如《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八《经籍考》子部《杂艺术》中，将元吾丘衍《学古编》一卷、明徐官《古今印史》一卷、顾从德《印薮》六卷、何通《印史》五卷，皆归入“篆刻”。也就是说不仅刻印称之为篆刻，且将印论、印史、印谱皆涵盖其中。

扬雄笔下的“雕虫篆刻”，原是两个动宾结构，即雕、篆为动词，虫、刻为名词。而今“篆刻”合二为一成为印章艺术的代名词，词义的转换经历了两千多年，所以大多数人已不知其原委了。扬雄若地下有知，定会有诧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