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块钱一张票，它才是华语巅峰

今年对内陆影迷来说有几件大事：

一是回归正常生活后，影迷们能看到全球新片和经典重映最多的两个节展，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恢复到正常的举办时间与举办流程。

二是侯孝贤大师的首部名作，《悲情城市》，要以4K数位的现存最高清格式、完整无删节的内容，在这两个影展上放映。

1989年公映、并拿下威尼斯金狮的这部经典，终于在三十多年后，与内陆影迷真正的见面了。

不出所料，《悲情城市》成了两个电影节最大的爆款，六秒售罄，抢票难如过关斩将不说，在二手市场竟整出了八千块钱一张票、一套房一张票的离谱开价。

《悲情城市》，确实有这样的魔力。

始终只能看到低清模糊片源的《悲情城市》，是豆瓣上标记人数除唯一公映过的《刺客聂隐娘》，和贡献名句语录的《最好的时光》外最多的侯孝贤作品，分数也稳居9.0的高度。

《悲情城市》不仅是侯孝贤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也是侯孝贤在台湾票房最好的作品。

其实，《悲情城市》从来没有冷门过。虽然电影依旧采取了，侯孝贤一贯以来的“自然法则”，也就是又闷、又固定的长镜头。

但《悲情城市》所讲述的故事，却能深深切中观众的心绪。

侯孝贤所讲述的，是在台湾也一直属于禁忌的历史。刚刚上映时，台湾地区刚刚“解严”不到两年，气氛依然摆脱不掉那段历史的阴霾。

从49年宣布戒严，到87年宣布解严，近四十年的戒严，在世界历史上，也久得令人震撼。

而对于台湾地区的民众，那漫长的时光已然是生命无法剔除的伤痕，至今在台湾地区的电影中，每每展现此段历史，都代表着恐怖的气息。

侯孝贤的娓娓道来下，这段历史，成了林氏一家人生活的常态，一家人在这般氛围中过着非常日常的生活。

如此恐怖的环境，导致所有的日常，都变得焦虑而谨慎，微妙的变化笼罩着整个片子的叙事。

这就是侯孝贤要将这故事的发生地，称为“悲情城市”的原因。

影片从头到尾，统治这里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宣讲的政策换了一套又一套、发生的大事一个接一个。

可是作为主人公的林家人，似乎没有被影响过，故事的开头与结尾，大宅依旧是那个大宅，依旧每天有人坐在那里玩牌、吃饭、聊天。

场景相似，可是玩牌、吃饭、聊天的人，却一个一个的不见了。

林家是流氓，老大肩负全家最重要的业务，开商行与艺旦间，与四方来客打交道、通路子，让一大家子人可以过得风生水起。

最后，老大因为手下在艺旦间内发生的纠纷，被人开枪打死。

老三牵扯上黑道，跟上海的“大佬”牵扯进印假钞、贩毒的业务，看起来八面威风。

最后，老三因遭“大佬”诬陷，被当作汉奸抓走，出来的时候成了疯子。

老四小时就成了聋人，终生不能言、不能语，经营着小照相馆，最安分守己、与世无争。

最后，老四因为帮助好友，也被通缉、被抓走，死生无卜。

林家四兄弟，还有一个老二，至始至终没有出现在影片中过。影片开头交代了，他是个医生，有自己的诊所，战时被征去了菲律宾，自从没了下落。

影片结束，我们和林家人一样，都没有再得到老二更多的信息。

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从此人间蒸发，再无音信。这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老二，从一开始就给我们预告了，林家所有人命运的结局。

林家人，也成了那个时期，所有生活在台湾地区的人，甚至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命运的代表。

林家老大的台词，正戳中台湾地区的历史创伤。

“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昨天是这里人，今天是那里人，那明天呢，明天可能就不是人了。

特殊的历史沿革，使得那里的人被不同的统治者下过无数不同的标签与定义，最后自己究竟是什么人，自己也分不清。

沉重的存在焦虑，是悲情最根本的来源。

而无法寻找到缓解这种焦虑的病根，则为悲情增重了砝码。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桥段，老大为了救出被当作汉奸抓走的老三，带着手下人去找有门路的人。

几个人对面而坐，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的面孔。

可求援的话，从闽南语，被翻译成粤语，再翻译成上海话，一段话讲完，再从上海话，翻译成粤语，翻译成闽南话。

不通的、混杂的语言，成了永远的隔阂。

纷乱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存在焦虑，造成了本省人对外省人极大的恶意与仇视，暴动与仇恨行为纷至沓来，本省人拿着棍棒对外省人到处喊打。

老四在火车上，被本省人盯上，他只能用怪异的声音叫着几个音节：

“我”“台”“湾”“人”

然而本省人根本不信他扭曲的辩解，仍认定行为怪诞的他是外省人。

那里的人根本拒绝不了，自己被定义为哪里的人。如同他们悲情的命运，是无法被拒绝的。

林家上上下下的人，只是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却被无尽地拉进厄运的轨道。

老四最初没有聋哑的设定，但因为选择梁朝伟，考虑到他的香港口音，侯孝贤为角色加上无法说话的人设。

这样的决定，为影片添上一套神来之笔，老四听不到，也说不出口。这样的设定，即残忍，又荒谬。

他没有语言之间的隔阂，不能说话，本就是与这个世界的隔阂。

本省人通过语言来区分外省人。没有语言，是对定义为哪里人的质疑。

被抓起来审问的人，需要靠语言来为自己申辩。

没有语言，是对整个荒谬时代的抗议。

一个时代的失语症患者，开着照相馆，用图像对历史进行无法篡改的记录。

而梁朝伟作为香港人，在这样一个台湾的团队、台湾的拍摄环境下，更油然生出一种独在他乡为异客的感觉，有着自如的凄惶和无措，让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感，越发鲜明。

影片没有直接拍摄老四怎么被抓走，以及抓走后到底怎么样的画面。

只是在林家剩下人的日常生活中，用女主角的旁白，平宁、沉静地叙说着老四被抓走这件事。

影片旋即结束，时间线来到1949年。

林家人凄惶但自然的日常生活，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对于影片外的观众，都知道那个时期已然结束。

而对电影中的林家人来说，却是无尽、无知的未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最后生命的常态。

在《悲情城市》的故事里，我们能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林家，更不仅仅是一个台湾。

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故事，更有着当下心境的写照。

历史、现在，世界各地，永远有这样悲情的林家，永远有这样悲情的城市。

许多观众，会将《悲情城市》称之为史诗，因为他用很长的篇幅讲述了一个群像的跌宕起伏。

但我却不愿意用史诗来称呼这部影片，因为史诗往往需要英雄，往往最后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胜利或牺牲的故事。

而在《悲情城市》中，却没有英雄，却没有伟大、没有光荣、没有胜利，也没有牺牲。

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小小的人，过着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生活。

或许在这段历史背景中，有许多故事可作为宏大史诗的素材，可这宏大史诗之下，是漫长的愁苦，一点一滴浸润在生活里。

生活过到最后，愁苦也没有了，史诗更没有了。

老二被随军远行时，林家人是被征兵的亲历者，又是老二消失的旁观者。

老三被陷害下狱时，林家人是被抄家的亲历者，又是老三变疯的旁观者。

老大被用枪打死时，林家人是亲人被杀的亲历者，又是老大命运的旁观者。

老四被抓走时，老四的妻子在兄长与丈夫都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也只能旁观，冷静地讲述他们被抓走的信息。

渺小的人的悲剧，是面对时代，只能旁观，无从援助。

真实世界的残酷故事，是无法凭空生出一个英雄，来救故事中的人出苦海的。

《悲情城市》伟大之处，正在于无穷无尽的命运循环，与找不到出路的悲情世界。

《悲情城市》在台湾当年的拍摄与公映，打破了禁忌，拿下台湾电影在国际影展的第一个最高奖，更成为台湾电影的新出路。

《悲情城市》如今能获准在大陆公开售票放映，也是曾经的禁忌，被打破。

如果这预示着华语电影新出路的出现，那是八千块的门票，无法衡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