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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 | 翁贝托·埃科 《巴黎评论》：但从广义上讲，文化本身不就已经是一个过滤器吗？ 翁贝托·埃科：对，可以这么说，我们个人的文化是第二重过滤，因为在普遍意义上，文化已经有区别对待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群体通过文化这种机制，暗示我们要记住什么、忘记什么。比如———看看每本百科全书———文化决定了丈夫尤利乌斯·恺撒死后，发生在妻子卡珀里纳身上的事无关紧要。最有可能的是，没有有意思的事发生在她身上。但舒曼死后，克拉拉·舒曼的地位变得益发重要。传闻她是勃拉姆斯的情人，凭自身实力成为公认的钢琴家。所有这一切都确凿无疑，直到有位历史学家发掘出一份无人知晓的文献，揭示出某些被我们忽略的事实其实有着重大关联。如果文化不具过滤性，那么它是空洞无意义的———像无形无垠的因特网本身一样空洞无物。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拥有网络那样无边无际的知识，我们就成了白痴！ 文化是一种工具，对智力劳动进行分门别类。对你我而言，知道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就够了，至于彻底弄懂这个理论，则留给专家去做。真正的问题在于，太多人被授权成为专家。 《巴黎评论》：你怎么理解那些宣布小说已死、书本已死、阅读已死的人？ 翁贝托·埃科：相信某件事走到尽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姿态。自希腊人和拉丁人以来，我们就坚信祖先比我们更优秀。大众媒体日益激烈地履行这项实践，每每让我觉得有趣好笑。每个季度都有一篇文章讨论在美国小说已死、文学已死、文化已死。人们不再读书！ 青少年只玩电子游戏！ 事实是，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店里堆满了书、挤满了年轻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书、这么多卖书的地方、这么多光顾那些地方买书的年轻人。 《巴黎评论》：你对危言耸听的人有什么看法？ 翁贝托·埃科：文化在不停地适应新情势。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但肯定会有一种文化存在。罗马帝国覆亡后，历经了数个世纪的深刻变迁———语言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目前，这类变化以十倍的速度发生。令人激动的新面貌将持续出现，文学不会消亡。 《巴黎评论》：你过去曾说，相比小说家，希望自己更多地被当做一名学者为人铭记。你真是那么想的吗？ 翁贝托·埃科：我不记得那样说过，因为这种心情会随被问到时的情境而变化。但此刻，经验告诉我，学者的著作要流传后世非常困难，因为理论在变化。亚里士多德活到了今天，而无数仅一个世纪前的学术文章已不再重印。相反，许多小说在不断再版。因此，从技术上讲，作为一个作家流传后世的可能性大于作为一个学者，这些是我考虑的因素，与我自己的愿望无关。 《巴黎评论》：对你来说，作品流传后世有多重要？ 你有否经常想到你留给后人的遗产？ 翁贝托·埃科：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而写作的。我认为，写作是一种爱的行为———你写作，是为了付出某些东西给他人，传达某些东西，和别人分享你的感受。作品能够流传多久这个问题，不仅对小说家或诗人，对每个写作者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事实是，哲学家写书，为了说服许多人相信他的理论，希望在将来三千年后，人们仍会读他写的那本书。这好比你希望你的孩子继承你的血脉，如果你有孙儿，他就延续你孩子的血脉。人们追求一种连续性。一个作家说，我对自己作品的命运不感兴趣，那他根本是在撒谎。他这样说，是为了取悦采访的人。 《巴黎评论》：截至此刻，在你一生中有过憾事吗？ 翁贝托·埃科：我为做过的每一件事后悔，因为在人生的各个方面，我犯过许许多多错误。但如果让我从头再来，老实说，我觉得我还会犯同样的错误。我是说真的。我终生都在检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批判自我。这方面我极其严苛，所以绝不会告诉你，我对自己最严厉的批评是什么，即便给我一百万美元也不说。 《巴黎评论》：有没有那样一本你还没写过但却热切渴望写的书？ 翁贝托·埃科：有，就一本。五十岁以前，贯穿我整个青年时期的梦想，是写一本关于喜剧理论的书。为什么？ 因为每本探讨这个主题的书，至少我所能读到的那些，写得都不成功。从弗洛伊德到柏格森，每个喜剧理论家都解释了这一现象的某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这个现象太复杂，以致没有理论，或者说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把它解释通透。因此，我对自己说，我要写出真正的喜剧理论。但之后证明，这项任务异常困难。如果能明确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困难，我就有了答案，就能写出这本书了。 《巴黎评论》：但你已经写过论美，还有新近论丑的书，这些难道不是一样难以捉摸的概念吗？ 翁贝托·埃科：相比美和丑，喜剧更令人惊叹。注意，我谈的不是笑的问题，喜剧性里有一种神奇的情感，非常复杂———以致我无法说清楚。唉，这就是我为何还没写出这本书的原因。 《巴黎评论》：如你所言，和说谎一样，喜剧是人类特别的产物？ 翁贝托·埃科：对，因为动物似乎缺乏幽默感。我们知道，动物有玩乐的意识，会伤心、会哭、会难受。有证据证明，动物与我们嬉戏时，会觉得快乐，但没法证明它们有喜剧细胞，那是人类独特的经验，由什么组成———具体的，我说不出来。 《巴黎评论》：为什么？ 翁贝托·埃科：好吧，这么说。我有个猜测，觉得这与一个事实有关，即，我们是唯一知道自己必定会死的动物。别的动物不知道，它们只在当场、死去的那一刻才理解死。它们不可能明白地表述出“人终将一死”这类说法。我们可以，这可能是我们有宗教、祭祀等诸如此类东西的原因。我觉得喜剧是人类对恐惧死亡做出的典型反应。如果你再问下去，我就答不上来了。但也可能，我现在制造了一个空白的谜团，让每个人以为我的作品集里有一本关于喜剧理论的书，因而我死后，人们会花许多时间，试图找出我写的那本神秘之书。其实，真正的实情是，我想写一本有关喜剧的书的愿望，演变成我写了《玫瑰的名字》。这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当你无法构建一套理论时，你可以讲述一个故事。我相信，在《玫瑰的名字》里，通过叙事的形式，我的确建构并完善起了某种喜剧理论。喜剧性是摒除狂热的一个必要途径。每条真理宣言的背后，都藏有怀疑那恶魔般的影子。 (完）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八五期，二〇〇八年夏季号） 译者：张芸 【作家简介】
翁贝托·埃科出生于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博洛尼亚大学退休教授，享誉世界的意大利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埃科博学多才，游走于充满奇思妙想的小说世界与严肃的文学理论之间，创造了当今文学界的神话。迄今为止，他每创作一部小说，就立即成为欧美图书市场的超级畅销书。 同时埃科还是位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为多家报纸撰写专栏，透过日常小事进行社会批评，在欧洲已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 ✦ 文末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单本及《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7》《巴黎评论·短篇小说课堂》《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巴黎评论·诗人访谈》全套10册购买链接。  作家访谈是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持久也最著名的特色。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 .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了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上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经《巴黎评论》授权，我们从中挑选了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近四十八位受访作家的访谈，分三卷陆续出版。第一卷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如下十六位：卡波蒂、海明威、亨利·米勒、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厄普代克、马尔克斯、雷蒙德·卡佛、米兰·昆德拉、罗伯-格里耶、君特·格拉斯、保罗·奥斯特、村上春树、奥尔罕·帕慕克、斯蒂芬·金、翁贝托·埃科。  《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是一个季刊类的英语文学杂志，创刊于1953年，它专注于创造性的小说与诗歌，钟爱原创型的作品。杂志分为艺术、文化、访谈、文学这几个部分，其中，“作家访谈”这个版面最受人们欢迎，并逐渐演变成了杂志中最持久也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长篇访谈，其采访的第一位作家是弗斯特，之后陆续采访了艾略特、海明威、博尔赫斯、索尔·贝娄等300多位著名作家。杂志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如今已成为“访谈”内容方面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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