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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进一步精确了三星堆埋藏坑器物的埋藏时间，确定为商末周初。6月9日，第三届科技创新论坛在成都举行，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在论坛上如是说。据了解，项目组共采集了200多个含碳样品，经过样品筛选、前处理、制备、测量，共得到几十个碳十四年代数据。陈星灿透露，项目组突破常规检测方法，采用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果进行分析，认为三星堆遗址埋藏坑器物掩埋的时间大致相当，发生在商末周初。1有人说它来自外星人，有人说它是夏都所在地。有人说它比中原文明还久远，有人说，遗址只挖了2%，没必要及早下定论。面对各种光怪陆离、扑朔迷离的说法，有必要进行如下澄清：什么是三星堆器物坑？为何被埋？能否与历史事件对应上？2所谓三星堆遗址，是指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一处由众多古文化遗存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
三星堆遗址连续发展了两千多年，其文化遗存分期，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法。孙华的分法为：宝墩 + 三星堆 + 十二桥；邓淑苹等人的分法为：宝墩 + 月亮湾 + 三星堆 + 十二桥；江章华、徐学书、施劲松等人的分法为：宝墩 + 月亮湾 + 三星堆—金沙。
有没有发现，这种分法明显是为了对应龙山文化、夏朝、商朝和周朝。这种刻意的做法，即便不是弄虚作假，也不值得信任。我们认为，基于三星堆遗存的内涵，应遵从施劲松等人的分期。第一期遗存为宝墩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800年~3700年。关于本期文化，也许命名为“宝墩文化”不太恰当，因为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赵殿增就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
根据赵殿增的分析，“三星堆一期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的北部，“宝墩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南部。“三星堆一期文化”比“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要早一个阶段。“三星堆一期文化”多夹砂陶和罐形器，与川西北的营盘山文化及川西的桂圆桥文化比较相近，“宝墩文化”灰白陶和波浪划纹较多，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更为接近一些。“宝墩文化”兴建了一大批古城，其技术和经验来自长江中游，“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各个遗存，都没有修筑城墙，更没有出现古城址群。第二期遗存为月亮湾文化，距今3700年~3200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到殷墟早中期。关于本期文化，邓淑苹认为，“月亮湾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既有年代的断层，制作玉器在选料上、形制纹饰所呈现的风格，以及埋藏时的习惯等都有明显的差异。二处的文化主人即或有血缘关联，应该也非一脉相承。”第三期遗存为三星堆-金沙文化，距今3200年~2600年，相当于殷墟早中期到春秋时代。此时，三星堆进入青铜时代。
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最初在三星堆，之后迁移到金沙。考古材料表明，三星堆在失去中心地位后并没有被废弃，文化也未中断。而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不仅与三星堆的器物风格近同，而且二者具有相同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这意味着，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为同一个考古学文化，故统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也有人称这个文化为十二桥文化。3所谓三星堆文化，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三星堆-金沙文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三星堆从此进入青铜时代。虽然，月亮湾文化时期，三星堆也发现了零星的铜牌饰与小件铜器，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三星堆进入青铜时代。
而且，不能因为中原二里头和二里岗时代为青铜时代，就同样认为同时期的三星堆也属于青铜时代。三星堆进入青铜时代要晚上很久。正如施劲松此前所言，“成都平原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据，目前只有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器，……在三星堆遗址还发现过几件铜牌饰，它们很可能是由外地传入，既与三星堆两个坑的铜器群无关，也未对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构成影响，因而不能以它们的传入作为当地青铜时代的开端。”当二里头处于青铜时代时，三星堆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大约殷墟时代早中期，三星堆才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而且，三星堆青铜文化不是在本地逐步发展起来的，而是被突然传入的。另外，三星堆文化中表现出来的独特面貌，也很少见于之前的文化中，例如在宝墩文化和月亮河文化中，就没有相关因素。所以这一独特文化，很可能是随着青铜器一块引入的。其渊源自然是殷商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文化。
但是三星堆文化，和殷商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文化，又不完全一样，而是有着强烈的本地特色。王献华认为，主要由政治竞争驱动的差异化身份建构，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明符号系统与中原地区出现较大反差的原因。4有人称之为“祭祀坑”，这是不对的。祭祀后之瘗埋器物，是多次的，少量的、有秩序的，而三星堆器物坑里的器物，近乎一次性地被埋藏，而且既大量，又凌乱。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组进一步精确了三星堆埋藏坑器物的埋藏时间，确定为商末周初。也即，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因为某种原因，三星堆的青铜器被全部埋藏了起来。三星堆文化并没有因为器物被埋藏而中断，只是文化中心换了地方而已。5根据史料，蜀国作为“牧誓八国”之一，帮助周国，攻打纣王。然而周武王在克商之后不久，又派兵伐蜀。
“周武王和蜀国还有别的关系。他不但带了蜀兵去伐商而且克商之后就派兵去伐蜀。……从甲子到庚子，不过三十七天，为什么武王对蜀就翻起脸来？而且他俘获的这般多，足见这一次是很不容情的讨伐。”“武王克商不但得着川西七国和汉南一国的助力，而且川东的巴国也同样地踊跃从征。巴帅从征，仗着他们歌舞的技能动摇了殷商的军心，酿成了徒倒戈的叛变，可谓有大功。可是克商之后，做巴人君主的去是周王的宗室，这也算得他们一件不幸的事啊！”武王克商后，既然周王的宗室成了巴人君主，那么蜀人的君主又怎么会独善其身？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所谓“从天堕”，大概是指从中央王朝下来的人，成了蜀人的新君。“从天堕”的杜宇，没有把三星堆作为统治中心，而是以金沙为新都。三星堆的统治者被要求迁徙到金沙，其器物就只能就地掩埋了。虽然杜宇母国的文化更先进，但他入乡随俗，在新都金沙遗址继续延续三星堆文化，因此，我们看到二者具有相同的器物风格和价值系统。6关于三星堆文明的消失，有各种说法，如洪水说，干旱说，岷江改道说，对神灵失望说。但考虑到，埋藏器物时间，处于殷周鼎革这个巨变时期，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周王朝干预了蜀人事物，从而更换其王族，更改其都城，以及慢慢消解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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