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苏区时期，红军进行过5次反“围剿”，除了第5次反“围剿”因失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而遭到惨败，前4次反“围剿”因为执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全都获得胜利，其中胜得最精彩的当属第三次反“围剿”。 后来毛泽东引以为傲的、被他视为平生得意之作的“四渡赤水”战役，其实就是第三次反“围剿”的“升级版”，也就是说，第三次反“围剿”其实就是毛泽东“四渡赤水”战役的预演——两次战役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的3大特点：大步进退、出敌不意、在运动中歼敌。
1931年6月底，国民党当局对红军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把前两次“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参加“围剿”的不是他的嫡系部队，所以，他这次特地调来他的嫡系部队5个师共计10万人担任“围剿”主力。 再加上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多达30万人。此次由蒋介石自己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担任前线总司令，他们二人坐镇南昌指挥。蒋介石总是习惯于把大话说在前头：限3个月内肃清江西共军，如不获胜，自刎首级。他难道不知道这么说话会让自己陷于被动吗？ 蒋介石把此次“围剿”的战略改为“长驱直入”，把“围剿”军分为“进剿”和“驻剿”两部分：“进剿”部队负责“长驱直入”，寻找红军主力作战；“驻剿”部队负责在已占领地区构筑工事，作为“进剿”部队的依托；并同时进行就地“清剿”，以巩固已占领地区。 蒋介石还吸取前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把以一个师为一路独立行动，改为以两三个师为一路，以便相互策应，避免被红军各个击破。而且对苏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以此剥夺红军在苏区的生存条件。由此看来，蒋介石此次“围剿”不但下了血本，还志在必得了。 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分散兵力在各地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来得那么突然，红军还处于分散状态，主力甚至远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对红军而言，形势极为严峻。 6月20日到22日，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决定把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战场选择在赣南的兴国、于都、宁都和瑞金地区。7月1日，敌人兵分两路正式进攻苏区，左翼集团军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企图深入苏区实行“进剿”和“清剿”。 毛泽东和朱德决定依旧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对敌，一面指挥留驻赣南的部分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进剿”敌军的前进；一面指挥闽西和闽西北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回师赣南，诱敌深入到兴国、于都、宁都和瑞金等地，伺机反攻。
这次反“围剿”对红军而言是异常严峻的考验，因为只有3万多人的红军要面对的是30万大军的敌人！7月上旬，何应钦指挥的左翼集团军逼近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福建泰宁，他判断红军主力已经从闽赣边界向广昌、石城、宁都等地转移，于是率军进占广昌、宁都，但没找到红军主力。接着，他又率部扑向宁都西北地区，依然扑了个空。 陈铭枢指挥右翼集团军向富田、东固和宁都一带推进，时值酷暑，他们进入苏区后人生地不熟，又时常受到红军袭扰，却找不到红军主力作战，盲目东奔西跑，很快狼狈不堪。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毛泽东和朱德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磨盘战术”，向南实行千里大迂回，避敌锋芒，从中央苏区南部直插敌人背后，这就是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个特点——大步进退。 7月10日左右，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向南急进。7月中旬，部队由广昌向石城、瑞金进发。7月22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迂回千里，抵达于都北面的银坑地区，隐蔽在深山峡谷当中，与红三军主力、红三十五军以及从广西转战而来的红七军会合。 休整了几天后，毛泽东和朱德率部于7月28日来到兴国北部的高兴圩，一面休整，一面为反攻做准备。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集中，误以为红军主力要西渡赣江，于是集中9个师的兵力兵分几路扑向兴国。大敌当前，毛泽东和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针。 此时，敌人重兵云集于兴国和周边地区，从北东南三面把红军围成铁桶一般，西面又面临赣江，而且兴国县只剩下了高兴圩和周边几十里在红军掌控之中，其他地区已经失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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