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身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毛主席突然放下了手中的文件，喊来自己的贴身警卫员陈长江。
“那个王盛荣，现在在什么地方？”
对于这句问话，陈长江显得有些猝不及防。
结结巴巴了一阵后，他才面露难色地说道：“主席，听说他现在在中南工程局企业处担任副处长，正在筹备汉阳轧钢厂的工作。”
得知这个消息的毛主席十分惊讶，言语中也透露出一丝不满：“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变成副处长了？”
原来，自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王盛荣就一直担任国家重工业部副部长，后来为了支援中南地区的建设，便被借调到了中南工业部担任副部长、同时兼任有色金术管理局局长。
副部长和副处长之间，可是差了四个级别！
王盛荣怎么会被连降四级呢？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毛主席大为吃惊。
对于心中的这个疑惑，毛主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恩来。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总领全国政务，而且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提出正确的意见、帮自己出谋划策。
于是，毛主席停下手头上的工作，对着陈长江说道：“你去请周总理过来一趟，我要了解一下情况。”
那么，这个王盛荣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何会受到毛主席的如此关注呢？
当周恩来赶到菊香书屋之后，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
要想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要从王盛荣和毛主席之间的渊源。
1
1907年，王盛荣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的一个渔民之家。
那个时候，家中生活十分困难，迫不得已之下，身为渔民的父亲便将十岁出头的王盛荣送到了上海一家纱厂做童工，以此来贴补家用。
来到纱厂之后，王盛荣饱受老板、经理和工头的剥削压迫。身边的工友们和自己的情况差不多，虽然起早贪黑地劳碌着，可最终拿到手的工钱却经过层层盘剥之后、变得十分微薄。
后来，不甘忍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自发组建了纺纱工会，王盛荣听说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加入其中。
在之后的多次工人运动中，王盛荣表现得十分积极，并且参加了1925年爆发的上海纱厂大罢工事件，也就是著名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后来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建起了一支童子团。
1927年5月，王盛荣转为共产党员，根据组织上的命令，他回到了武汉老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员，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因为其特殊的工作性质，王盛荣有了和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我党领袖人物接触的机会。靠着灵活的头脑、和敏锐的危机意识，他总是能安全地将重要情报交到这些领导人的手中，因此深受器重。
1931年，王盛荣受命来到了闽赣交界处的中央苏区，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
也就是那次会议之后，他被选举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少年先锋队的工作。
那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不择手段，想要将我党彻底扼杀在萌芽中，甚至大肆煽动当地群众组成反动民团，渗透到革命根据地搞破坏。
1932年初的某天，中央苏区即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于是组织上便安排王盛荣前往赣南，通知毛主席参加。
当王盛荣带着几个战士，赶到毛主席居住的村子附近时，却依稀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响。
“不好，毛委员恐怕有危险！”
王盛荣立即意识到，肯定是反动敌人发现了毛主席的住处，于是一马当先冲进了村子。
当他来到毛主席所住的草房时，发现房门大开，而且屋内十分凌乱、空无一人。很显然，敌人刚刚搜过这里。
王盛荣不敢耽搁，当即命令手下的几名战士拿出武器做好战斗准备，然后顺着枪声的方向赶去。
果然，在村西口的小树林里，毛主席的警卫员正在和十几个反动派民团兵丁激战。只不过敌人仗着人数上的优势不断逼近，眼看就要把毛主席等人包围。
“跟我上，一定要保证毛委员的安全。”
话音刚落，王盛荣便不顾个人安危、带头冲了上去。
虽然对方民团人数多，但大多是反动派临时从民间煽动起来的普通百姓，战斗力根本不值一提。
当他们听到背后传来的喊杀声后，瞬时被吓得抱头鼠窜。
对于王盛荣的舍命相救，毛主席大为感动，当即拍着他的肩膀说道：“你可真是及时雨啊。”
面对如此盛赞，王盛荣表现得极为谦逊，刚想护送毛主席赶往中央苏区开会，一个踉跄却突然栽倒在地。
原来，就在刚才的战斗中，一名逃跑的敌人胡乱朝后开了一枪，却恰巧打在了王盛荣的小腿上。
因为心里牵挂毛主席的安危，王盛荣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可是当心里的那块石头落地之后，钻心的疼痛感瞬时袭来。
“你受伤了”。
看着倒地的王盛荣，毛主席赶紧上前搀扶，这时也才发现他小腿上留着鲜血的伤口，当即从自己衣服上撤下一块布条，仔细给王盛荣包扎起来。
看到毛主席为自己处理伤口，王盛荣深受感动：“毛委员，就是擦破了点皮、不要紧，可别耽误了会议。”
对此，毛主席也不回话，等到伤口处理完之后，派人临时找来两根木棍，又脱下了自己的外衣、撕碎后做了个简易的担架。
就这样，王盛荣被抬着回到了中央苏区。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王盛荣的伤势好得差不多了，竟接到了中央委派给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来，中央苏区身在崇山峻岭之中，四周都有险可守，不必担心反动派的进攻。可是，远在上海的中共党委面临的形势却不容乐观。
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反动派最为看重的重要地区，对上海中共党委的打击力度自然要强硬许多。
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上海党委只能暂且避其锋芒，成员也只能暂停活动、暗中潜伏。可是时间久了，经费问题就变得十分严峻。
无奈之下，留守在上海的同志便向中共中央苏区请求援助。
得知上海的同志面临困境，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决定派出一名干部，由他先带着一小部分现金前往上海。
为什么只带一小部分现金呢？一是为了考验干部的忠诚度，二是确定从中央苏区到上海的路线是否安全，会不会遭到敌人的拦截。
第一个接受此任务的、是红军中的一名团级干部。可没想到的是，当这名干部拿着7500元现金出发之后，却再也没传来任何消息。
面对如此变故，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他带着这笔巨款逃跑了，要么就是半路上被敌人抓获。
几天之后，中央再次派人前往上海，仍旧音信全无。
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毛主席推荐了一个人：“我看就让王盛荣同志去吧，他参加革命时间长，而且还舍身救过我一命，我相信他。”
看到毛主席打包票，束手无策的众人也无话可说。
1932年8月，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身为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亲自将一个箱子交给了王盛荣。
临行之前，邓颖超语重心长地叮嘱道：“箱子里是3万5千元现金，更是上海局同志们的命！希望你不要辜负毛委员的信任。”
这次、和前两次不同，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中央决定把援助上海局的现金全部交给了王盛荣。
得知使命沉重的王盛荣当即起誓：“请组织上放心，我就算豁出这条命，也要把钱交到上海局同志的手中。”
随后，他又说道：“邓大姐，帮我转告毛委员，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在近千公里的路程中，王盛荣经历了层层盘查，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遇到当地军警的询问。但他最终还是不负众望，把3.5万现金带到了上海。
3
自从王盛荣参加革命，再到之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始终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武装工作部部长、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中央管理局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可以说深得毛主席的信赖。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王盛荣却突然找到毛主席，请求将自己调到东北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毛主席当即找来王盛荣，对他说道：“留在延安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突然想到东北去？”
对于毛主席的挽留，王盛荣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战争刚刚结束，想要国家强盛就必须发展东北，现在那边缺人手。”
当时国家刚刚经历完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经济民生百废凋零，而东北却有着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将来肯定会成为我国的工业中心。
但是，发展工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就必须从各地挑选人才。
考虑到这一点，毛主席不舍地点点头：“到了那边，有困难就找我。”
1945年底，王盛荣带着几十名人才型干部，从延安赶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嫩江省工委委员、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兼任卫戍司令部政委。
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王盛荣继续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在工作中积极带头，闲暇时间便四处游历，从全国各地吸取工作经验。
1946年的冬天，已是嫩江省工委部长的王盛荣向往常一样，带着同志们参观一所工厂时，却不幸中弹，左腿也被迫截肢。
原来，那天参观完工厂之后，王盛荣迫不及待地借用了工厂礼堂，在里面召开一场总结会议。
当他拿着厚厚的工作总结走上主席台的时候，突然传出的一声枪响让在场的众人懵了。
等到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王盛荣已经倒地不起，死死捂着鲜血直流的大腿哀嚎。而在他的不远处，年轻的警卫员同样满脸的惊恐、手中还握着一把勃朗宁手枪。
从枪口飘散出的烟气来看，刚才那一枪就是警卫员射出的。
在把王盛荣紧急送到医院的同时，这名警卫员也被扣押了起来。
身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的黄克诚将军听说这个消息后伯颜大怒，命令手下一定要严肃处理，甚至认为这个警卫员、是敌人安插进来的特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事实真是如此吗？
经过一番审讯之后，真相终于大白。
原来，这把手枪是警卫员在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只有部队里的长官和特殊人员才有机会配备手枪。
所以，警卫员对这把枪爱不释手，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随身携带，动不动就要拿出来把玩擦拭一番。
对于警卫员有意无意的这种小动作，王盛荣并不反对，他坚持认为，一个士兵只有爱惜自己的武器，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可没想到的是，警卫员在擦枪的时候不小心扣动了扳机，子弹正好打中了王盛荣的左腿。
因为伤到了骨头，再加上当时医疗水平有限，医生为了保住王盛荣的命、只能给他进行了截肢手术。
王盛荣苏醒后，黄克诚赶到医院看望，谈起那名警卫员的时候，黄克诚一脸怒火地说道：“已经审完了，那小子擦枪竟然都能走火？我看他分明就是故意的，我已经安排好了，过几天就枪毙。”
话音刚落，王盛荣赶紧拉着黄克诚的胳膊说道：“我了解他，肯定不是故意的，就这样算了吧。”
最终，在王盛荣的说和下，黄克诚才打消了枪毙警卫员的念头。
4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王盛荣在工业管理方面颇有经验，便被毛主席钦定为国家重工业部副部长。
后来，中共中央华中局改组为中南局，为了发展河南、湖北、湖南等六个省的冶金业和工业，王盛荣又调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任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
1952年，王盛荣却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甚至被别有用心之人诬陷他是“大贪污犯”，随即给他安排了个中南工程局企业处副处长这样一个虚职。
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对此并不知情，再加上工作日益繁忙、还要关注朝鲜战场的局势，所以毛主席渐渐地忽视了关于王盛荣的消息。
直到1957年，在通过和警卫员陈长江的谈话中，毛主席才知道王盛荣被连降四级的消息，于是赶紧找到周恩来了解情况。
对于这个情况，周恩来也不是很清楚，于是赶紧派人调查。
原来，1950年底，王盛荣即将前往中南局赴任前夕，周恩来曾与他谈过一次话。
“目前，咱们还造不了精密的机械设备，所以你到任之后，想办法在一年之内生产一万吨钨砂，出口到苏联之后可以换一些机械。”
对于周总理下达的指令，王盛荣不折不扣地予以完成。
无论是考察、开采，还是运输、存储，他都身临第一现场，力求在一年时间内达成生产指标。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王盛荣发现了问题：按照当前的开采进度，完成指标不是问题。可是矿区内负责运输的货车太少了，运输问题得不到解决，生产得再多也没有意义。
于是，王盛荣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先把库房中的一千吨钨砂卖掉，购买回运输车辆后，再加紧时间开采。
在王盛荣的灵活变通下，钨砂矿区购置了100多辆货车，源源不断地将矿石运送了出去，最终超额完成了指标。
可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却成了日后别有用心之人的“证据”，把王盛荣冤枉成了“大贪污犯”。
得知事情来龙去脉之后，毛主席眉头紧皱：“当初王盛荣带着3万5千元现金都没贪污，我就不信这次他会管不住自己的手！”
在毛主席的安排下，王盛荣的冤屈得以洗刷，并且被调到湖北省冶金厅担任副厅长，并且破格享受省部级的待遇，也算是对他这几年蒙冤所做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