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译评丨不服从，就出局：“效率—合法性”的组织困境

花间挹香 2023-06-13 发布于河南

展开全文

编者按

本文展示了两种理想型的组织策略选择：其一是与环境同构，即对外部环境和制度规则的象征性服从与仪式性整合；其二是基于协调、控制、检查和评估等内部活动的技术绩效。尽管在中国政治的特殊语境中，“又红又专”被认为是生存和竞争的最优法则，但现实是，组织在仪式性需求和技术活动之间的确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似乎与我们基于中国经验对“绩效合法性”的一般印象有所出入，专注于效率为什么反而会削弱组织的生存前景呢？本文以“效率—合法性”这对术语为核心理论框架，揭示了上述组织困境的一般化逻辑，并提供了相应的理想解决方案。

PS：本文刊载于1970年，作为组织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提供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元思路”。通过这篇文章，关心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读者将会更深刻地理解何为“体制”。原文篇幅较长，在此略作删减后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作者介绍

John W. Meyer，斯坦福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兼教育学教授，美国国家教育学院（U.S.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成员，拥有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比勒费尔德大学和卢塞恩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在组织理论、比较教育和教育社会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发展了社会学制度理论，因其对教育社会学和全球化研究的终身贡献而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分部奖。

Brian Rowan，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国家教育学院成员。主要研究学校组织和管理，特别关注教学质量的检测和改善。

文章来源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363.

期刊简介

《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JS）创刊于1895年，是该领域最早的美国学术期刊，它介绍了社会学各个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重点是理论建设和创新方法。AJS致力于与一般社会学领域交流，并对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广泛开放。2022年影响因子为4.8。

摘要

许多正式的组织结构是理性制度规则的反映，而这些规则在现代国家和社会中的复杂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正式组织结构的日益扩张和复杂化。制度规则就像“神话”一样发挥作用，组织对其进行整合以获得合法性、资源、稳定性和生存前景。与基于技术生产和交换需求的组织类型相比，那些其自身结构与制度环境具有同构性的组织通过弱化内部协调控制的技术活动以获得和保持其外部合法性。面对效率和合法性之间的矛盾，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使组织结构与活动之间、组织结构彼此之间相分离，以及用一种“信心和真诚的逻辑”取代协调、控制、检查和评估的技术手段。

正文

一

导言

当工作被嵌入技术关系和跨界（boundary-spanning）交换的复杂网络时，被理解为协调和控制系统的正式组织随之出现。但在现代社会中，正式的组织结构是在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新的职业、政策和程序随着理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一起被创造出来，这催生了许多新的组织，同时也迫使现有组织整合由流行的合理化概念所定义的实践和程序，并日趋制度化，这能够增加组织的合法性和生存前景。

像“神话”（myth）一样发挥强大作用的制度化规则（产品、服务、技术、政策和程序）被许多组织仪式化地采纳，然而这会与效率标准（efficiency criteria）产生尖锐的冲突。为了在技术活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中保持象征性服从，反映制度规则的组织倾向于通过松散关联（loosely coupled）在其正式结构（名）和实际活动（实）之间建立缓冲。

本文认为，后工业社会中许多组织的正式结构显著反映了其制度环境神话的影响而非其工作活动的实际需求。本文第一部分描述了关于正式结构起源的主流理论以及这些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部分讨论了正式结构的另一种来源，即嵌入在制度环境中的“神话”。第三部分发展这一论点：反映制度化环境的组织在其正式结构和实际活动之间保持距离。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

制度规则可能对组织结构及其在实际技术工作中的实施产生影响，这与围绕组织的社会行为和关系网络产生的效应截然不同，本文论点即建基于此。

二

正式结构的主流理论

（一）主流理论

组织的正式结构与其实际的日常工作活动之间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后者的组织蓝图，包括办公室、部门、职位和项目的列表，这些因素由明确的目标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现代官僚组织的本质在于这些结构要素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组织目标的理性化和非人格化。

组织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描述理性化正式结构得以形成的条件。这一假设源于韦伯（1930、1946、1947）对官僚制作为经济市场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后果的讨论：

经济市场重视理性和协调，随着市场的扩大，特定领域的关系网络变得更加复杂和差异化，位于其中的组织就必须处理更多内部和跨界关系。规模增长（Blau 1970）和技术进步（Woodward 1965）等因素增加了内部关系的复杂性，组织间的劳动分工则制造了更多的跨界问题（Aiken and Hage 1968；Freeman 1973；Thompson 1967）。在这些条件下对协调的需求日益增加并使得相应岗位具有竞争优势，给予了具有理性化正式结构的组织以发展空间。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政治中心对社会的渗透也有助于正式组织的兴起和扩张。当涉及经济交换和政治管理的关系网络变得极为复杂时，官僚结构被认为是规范和控制子单位最为有效和合理的手段，这尤其有利于政治中心的扩张，因为中心和外围单位通常都有标准化的需求（Bendix 1966，1968）。政治中心的组织扩张同时伴随着整齐划一程度的提升和对社会传统活动的全面取代。

（二）主要问题

主流理论认为协调和控制功能是现代正式组织成功的关键。这一假设基于这样一种观点：组织按照其正式蓝图运作，实际活动符合正式结构的规定。

但是，许多关于组织的实证研究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早先的研究结论认为在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Dalton 1959；Downs 1967；Homans 1950）。正式组织往往被观察到是松散关联的（March and Olsen 1976；Weick 1976）：结构要素之间以及与活动之间的联系都很松散，评估和检查系统被破坏或模糊化以至于发挥不了多少协调功能。

总而言之，对于现代正式组织的兴起有必要给出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可以部分抛开一种假设，即正式结构在实践中起协调和控制作用。这种解释应该考虑详细阐述涉及正式组织特征的目的、立场、政策和程序规则，但必须抛开一种假设，即这些特征在日常工作活动中得到实际执行。

三

正式结构的制度来源

由于主流理论关注对复杂关系网络的管理以及对协调和控制的运用，因而忽视了另一个正式结构的韦伯式来源：理性化正式结构的合法性。在主流理论中，合法性是依赖于理性规范假设的给定条件（Thompson 1967），而规范（norms）之所以能够在官僚化理论中发挥因果作用，是因为其被视为寓于现代社会特质中的普遍价值而被认为对正式组织起促进作用。但是理性规范（norms of rationality）并非简单的普遍价值，而是以更具体、更有力的方式存在于与制度化的社会结构相关联的规则、理解和意义之中。这些机构在官僚化过程中的因果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了。

理性化正式结构的因素在现代社会中根深蒂固，并反映了对社会现实的广泛理解。现代组织的许多立场、政策、计划和程序都是由公众舆论、主流观点、通过教育体系获得认可的知识、社会声望、法律以及法院对疏忽和谨慎的定义来塑造的。这些要素反映了强大的制度规则，后者扮演着高度理性化的神话角色，对特定组织具有约束力。

在现代社会中，孕育正式组织结构的神话有两个关键属性。其一是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其二是凌驾于个体自由裁量权之上的高度制度化。这些属性呈现出来的功能犹如神话一般，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具有合法性。例如现代社会中的：

（一）职业

大量理性化的职业出现了（Wilensky 1965；Bell 1973）。这些职业的理性化在于它们被理解为祛除了道德神秘性的非人格化技术，其高度的制度化特性则反映在：把特定活动委派给适当职业符合社会期望和法律义务，这远远超过了对其效率的任何计算。

（二）程序

许多正式的组织程序也在社会中被制度化了。普遍的意识形态定义了一系列组织的相应职能。这种对组织职能的分类以及执行每项职能的规范是任何特定组织都可以使用的预制公式。

（三）技术

同样，技术也被制度化并成为约束组织的神话。生产、会计、人事选择或数据处理等技术程序成为实现组织目标理所当然的手段。

命题1当理性化的制度规则出现在特定的工作活动领域时，正式组织通过将这些规则作为结构元素纳入其中而形成和扩展。

这里隐含了两个不同的观点：（1A）当制度神话界定出理性活动的新领域时，新的正式组织就出现在这些领域中；（1B）当新的制度神话在现有活动领域中出现时，现有组织随之扩展其正式结构以便与其同构。

命题2随着社会越发现代化，特定领域的理性化制度结构随之扩展，且包含理性化制度的领域数量也就越多。

因此可以说，现代制度作为被彻底理性化了的要素就像神话一样催生了更多的正式组织。当把上述两个命题结合在一起时，两个更具体的观点随之而来：（2A）正式组织更有可能出现在现代化的社会中；（2B）正式组织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更有可能具有复杂结构。

将上述观点与主流组织理论结合起来看，现代社会理性官僚制的产生原因就明朗了：首先，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关系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二，现代社会充满了神话一般的制度规则，它们把正式结构描绘为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图1总结了这两条理论。

图1 正式组织结构的产生和完善

四

组织与其制度环境的关系

正式组织受到其周围环境中现象的形塑和同构，对此效应的第一种解释是，组织通过技术和交换的相互依赖而与其环境相匹配（参见Hage 1968；Hawley 1968；Thompson 1967）。这种解释断言，环境为组织创造了跨界的迫切需要并导致了结构要素的扩散，而组织对那些与环境同构的结构要素的吸纳与整合赋予其管理这种跨界相互依赖性的能力。

对于组织-环境同构性的第二种解释——也即本文所强调的——是组织在结构上反映了社会建构的现实（Berger and Luckmann 1967）。Parsons（1956）和Udy（1970）在著作中认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一般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组织本身就是制度。根据这里发展的制度概念，作为有明确边界的独特单位的组织趋向于消亡。

除开放系统理论中提出的环境相互关系之外，极端形式的制度理论更倾向于将组织定义为“对现代社会中弥散的理性神话的戏剧性表演”，而不是参与环境交流的单位。

综合来看，组织既在其边界处参与环境，又在其内部结构中模仿环境，因此上述两种对组织-环境同构性的解释并非完全不一致，然而它们对于组织内部过程却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五

理性制度神话的起源

官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中泛滥的理性神话催生的，关于组织结构的理性神话，需要关注三个具体的生产过程：

（一）复杂关系网络的精细化

随着社会中的关系网络（relational networks）变得愈发密集和相互关联，越来越多的理性神话出现了。其中有些是高度普遍抽象的原则：例如，普遍主义（Parsons 1971）、契约（Spencer 1897）、赔偿（Durkheim 1933）和专业知识（Weber 1947），这些原则在不同的职业、组织程序和实践中普及。其他神话描述了特定的结构元素，它们可能源于并被应用于相对狭窄的不同语境。

（二）环境的组织集体化程度

由特定组织实践产生并通过关系网络传播的神话具有基于合理有效假设的合法性。但许多神话也具有基于法律授权的官方合法性。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那些已经发展出法理型秩序的社会特别倾向于将集体（法律）权威赋予那些使特定组织结构合法化的制度，中央集权和一体化国家的兴起意味着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体拥有大量活动领域的管辖权（Swanson 1971）。法理型秩序越强，理性规则、程序和人员成为制度性需求的程度就越高。新的正式组织出现的同时，现有组织也获得新的结构要素。

（三）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

通常认为，现代国家的兴起和集体管辖权的扩大造就了高度目标置换的驯化组织（domesticated organization）（Carlson 1962；Selznick 1949；Zald and Denton 1963）。这种观点具有误导性：组织确实经常适应其制度环境，但它们也经常在塑造这些环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Dowling and Pfeffer 1975；Parsons 1956；Perrow 1970；Thompson 1967）。许多组织会积极向当局请求特许，并设法在这些权威规则中使其自身目标和结构制度化。

塑造制度环境的组织努力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强大的组织迫使其直接关系网络适应其结构和环境。其竞争对手则必须在社会网络或市场以及由现有组织定义的制度规则背景下进行竞争。

六

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

与制度环境的同构性对组织意味着一些至关重要的影响：

（a）纳入具有外部合法性的正式结构因素，虽然与效率无关；

（b）采用外部评估标准来确定结构要素的价值，作为一个次级单位（subunit）而非全然独立的系统；

（c）对外部制度的依赖减少了动荡而保持了稳定。

因此，本文认为，制度同构性（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促进了组织在社会意义上的成功和生存，增加容错率和提供失败的缓冲。

（一）调整正式结构

通过设计一个符合制度环境神话的正式结构，一个组织表明它正在以适当和充分的方式为集体价值目标采取行动（Dowling and Pfeffer 1975；Meyer and Rowan 1975）。总而言之，组织要变得合法，并利用其合法性来加强其获得的支持和确保其生存。

与制度环境同构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组织语言的演变。组织结构图的标签（label）以及用于勾画组织目标、程序和政策的词汇（vocabulary）类似于那些同样用于解释个人活动动机的事物（Blum and McHugh 1971；Mills 1940）。就像嫉妒、愤怒、利他主义和爱是诠释个人行为的神话一样，医生、会计或装配流水线的神话也解释了组织活动。

与制度规则同构的结构词汇为组织提供了审慎、理性和合法的解释，用合法词汇描述的组织被认为是面向集体定义和通常是集体授权的目标。另一方面，那些无视具有环境合理性的结构要素或创造独特结构的组织就缺乏为社会认同的合法性，这样的组织更容易面临对其玩忽职守、不合理或不必要的责难。这种责难，无论是由内部参与者、外部成员还是政府提出的，都可能导致组织产生实际成本。

专业化经济学的兴起使得组织将经济学家团体和计量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变得很有用。尽管没有人会阅读、理解或相信它们，但计量经济学分析有助于在投资者、客户（如国防部承包商）和内部参与者眼中使组织的计划合法化。这种分析还可以在一旦失败发生后提供合理的解释：组织管理者可以向投资者、股东和上级证明，程序是谨慎的，决策也是通过理性手段做出的。

因此，理性化的制度创造了塑造组织的正式结构的神话。未能纳入适当的结构要素意味着疏忽大意和不合理、外部支持的持续受损以及不同政见者力量的加强。与此同时，这些神话为组织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扩张机会，为组织活动贴上正确的标签就可以把它们变成有价值的服务承诺。

（二）采用外部评价标准

在复杂的制度环境中，组织也会对外部价值标准变得敏感并采用之。对于许多单位如服务、行政部门就其对组织产品和服务的贡献度而言，无法搞清楚明确或可定义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人员便采用影子价格（shadow price），即假设给定的组织单位是必要的，以它们的外部价格为依据进行价值计算。因此，现代会计创造了仪式性生产函数（ceremonial production function）并将它们映射到经济生产函数上：组织将外部定义（externally defined）的价值分配给广告和安全部门、管理人员、计量经济学家，有时甚至是社会学家，而无论这些单位是否对生产做出了可衡量的实际贡献。

仪式性价值标准和仪式化衍生的生产函数对组织的合法性和展示其社会适应性而言是有用的。对具有高度仪式性价值的结构的整合，更加有利组织的社会信用状况，贷款、捐赠或投资也更容易获得。最后，组织内单位的内部权力随着他们在仪式化评估和衡量方面的优秀表现而上升^ （Salancik and Pfeffer 1974）。

（三）稳定化

复杂制度环境的兴起使内外组织关系更加稳定，同时也带来了标准化和稳定化的效应。市场条件、投入和产出以及技术程序都被纳入制度的管辖和控制之下。当特定组织成为更广泛的集体系统的一部分时，也会产生稳定。外部支持并非完全取决于组织绩效，而是有着某种关系协议的保障，这也是为何学校（无论其是否教育学生）、医院（无论其是否治愈病人）等组织仍然能持续得到支持和资助。

制度化的环境控制可以缓冲组织面临的动荡（Emery and Trist 1965；Terreberry 1968），为集体所认可的垄断能够保证学校、医院等组织的客户稳定性。制度规则被视为理所当然（且受法律监管），这使得产品、技术或政策不太可能出现剧烈的不稳定。作为被社会接受的次级单位，组织的外部合法性能够保护其不因绩效的变化而立即受到制裁。

（四）组织的成功与生存

组织的成功取决于对生产活动的有效协调和控制以外的因素。无关其生产效率，存在于高度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并成功地与其达成同构的组织获得了生存所需的合法性和资源。这部分取决于环境过程和特定组织领导层塑造这些过程的能力，也部分取决于特定组织遵守环境制度并获得其合法性认可的能力。明智的服从在复杂制度环境中是必要的，这要求组织领导层把握变动不居的社会风尚和政府议程。因此，除了传统上定义的组织成功和生存的来源之外，还可以提出如下一般性命题：

命题3在其正式结构中纳入社会元素的组织能够最大化其合法性，并增加其资源和生存能力。

这一命题断言，随着国家结构的复杂化和组织对制度化规则的匹配和响应，组织的长期生存前景会增加。同样，组织发生偏离就意味着失败：除了技术效率之外，对重要结构进行大胆创新的组织在合法性方面会承担相当大的代价。

图2总结了这部分讨论的一般论点，以及组织通过效率取得成功的既定观点。

图2 组织的生存

七

制度化结构和组织活动

理性化的正式结构有两种生产路径。首先，地方关系网络的需求鼓励协调和控制结构的发展。这种结构有助于提高组织的效率，并赋予其以相对于效率较低者的竞争优势。其次，社会关系、集体组织和组织精英共同创造了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化的结构作为一种对组织活动的展示而被接受，组织得以获取合法性、稳定性和资源。

所有组织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嵌入到关系和制度化的环境中，因此都关心对其活动的协调和控制，尤其是其面临的内外突发事件。然而，即便在效率导向的市场中进行生产的组织，其所建立的单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也是模糊暧昧的，其效率并非由真正的生产函数，而是更多地由仪式性定义（ceremonial definition）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组织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内外关系的管理需求，而另一些组织的生存则可能更多地依赖于高度制度化环境的仪式化需求。以下讨论将表明，一个组织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关系还是制度需求，决定了组织结构和组织活动之间一致关系的紧密程度。

（一）组织类型

“神话”的强大之处之一在于其用于评估产出标准的精确度（Thompson 1967）。一些组织使用明确定义的常规技术来从事生产，当产出可以被很容易地评估时，市场往往就会发展起来，消费者就会获得相当大的检查和控制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效率往往决定成功，面对各种紧急情况时技术手段也更多被采用。

但是，组织社会的兴起和其日益紧密的相互联系侵蚀了市场环境。越来越多的组织，如学校、研发单位和政府官僚机构，使用可变和模糊的技术来产生难以评估的产出，而其他采用明确技术的组织则发现自己无法承受外部环境的动荡。不可预测的技术突发事件或对环境变化适应的不确定性问题不能在效率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内部参与者和外部成员纷纷呼吁建立制度化的规则，以提高对产出的信心并缓冲组织的失败（Emery and Trist 1965）。

因此可以设想一个关于组织类型的连续统。一端是生产组织，处于强力的产出控制之下，其成功取决于对关系网络的管理（Ouchi and McGuire 1975）；另一端是制度化组织，其成功取决于与制度规则同构所获得的信心和稳定。然而不能因此就假设一个组织基于其产出的固有技术特性在此连续统上占据永久性的位置，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组织产出的技术属性是由社会定义的，不存在于某种具体的意义之中使其能够被经验发现。其次，产品、服务和技术的性质会经常被环境和组织重新定义，以澄清技术或评估标准，但也因此增加了模糊性，降低了检查和控制的权利。

（二）制度化组织中的结构性矛盾

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其与制度化规则的同构性，那么它将面临两个非常普遍的问题。首先，对于一个制度化了的组织来说，技术活动和对效率的要求与对仪式规则的遵守之间存在冲突；其次，仪式规则通过神话传播，这些神话可能产生于环境的不同部分，因而不同的仪式规则彼此可能相互冲突。这些不一致使得对效率和严格协调/控制的关注成为重要问题。

颂扬神话的结构与高效运作的结构有所不同。仪式活动只关注绝对和无条件的程序与规则，而无所谓其具体效果（Merton 1940；March and Simon 1958）。显然，组织活动具有维持表象并使其合法化的仪式性意义。

绝对规则（categorical rule）与效率逻辑相冲突。组织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即尽管颂扬制度化规则的活动被视为良性的仪式费用，但从效率角度来看却只是单纯的成本而已。例如，高度专业化的顾问能为组织带来外部合法性，但这通常很难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加以证明。

绝对规则和效率之间的其他冲突产生于制度规则高度抽象与概括的特质（Durkheim 1933），而技术活动是会随着特定的、非标准化的、有时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条件而不断变化。这样一来，标准化的仪式必须面对技术上的各种变化和异常，所以制度环境下普遍化了的规则往往不适用于具体情况。

绝对规则与效率之间冲突根源于存在于制度化要素之间的矛盾。制度环境往往是多元的（Udy 1970），社会中传播的神话彼此之间差异极大。因此，寻求外部支持和稳定的组织往往将各种不相容的结构元素，如彼此辖域重叠的职业、彼此权限冲突的程序等，“胡吃海塞”般地纳入其中。

因此，在制度化的组织中，对日常活动效率的关注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组织必须努力在仪式化需求与技术活动之间、潜在冲突的仪式化要素之间进行调和。

（三）如何解决矛盾？

这里有四个或许能够部分解决矛盾的应对策略。

首先，组织可以选择抵制仪式性要求而将自己塑造为高效的形象。但这意味着失去了资源和稳定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次，组织可以通过切断外部联系来保持对制度化规则的严格遵从。尽管这种自我隔离符合仪式性要求，但这种跨界交流管理上的失败很快会带来幻灭感。

第三，组织可以干脆承认其结构与工作要求不一致。但这一策略否认了制度化神话的有效性，并破坏了组织的合法性。

第四，组织可以做出未来的改革承诺。但是，通过将组织的正当性定位和寄托于未来，会使组织的现行结构变得不合法。

似乎上述四种方案都有明显问题，其实，相较于依赖部分解决方案，组织还可以通过采用以下三种相互关联的手段来解决仪式规则与效率之间的冲突：

（1）脱钩（Decoupling）

在制度化组织中，紧密一致的政策只会使得对低效和不一致现象的记录公开化。制度化组织会保护其正式结构免受基于技术绩效的评估影响：对活动的检查、评估和控制被最小化，并且结构单元之间的协调、相互依赖和相互调整被非正式地处理。

命题4由于在制度化组织中，试图控制和协调活动的努力会导致冲突和合法性受损，因此在结构与活动之间以及结构要素彼此之间是相互分离的。

以下展现了脱钩的过程：

组织积极鼓励专业精神，并将活动委托给专业人员，因而其开展超出了管理者的权限。

组织目标变得模糊或空洞，其技术属性被弱化，有关技术绩效的数据被删除或屏蔽。

组织整合的进程被束之高阁，项目的实际实施被搁在一边，检查和评估也被仪式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人际关系变得非常重要。组织若应用其正式规则以协调和控制活动将产生矛盾，因此只能在个人层面上以非正式的方式解决技术问题。

脱钩的好处十分明显：对正式结构真正起作用的组织期望可以由技术活动中的矛盾和异常进行缓冲。由于避免了整合，纠纷和冲突也被最小化，组织便得以从更广泛的外部成分中动员支持。因此，脱钩使组织能够在其活动因实际考虑而不断变动时维护标准化的、合法的正式结构。同一行业内的组织在正式结构上趋于相似，这反映了它们共同的制度起源，尽管在实际运作中可能表现出很大差异。

（2）信心与真诚的逻辑（The logic of confidence and good faith）

尽管缺乏协调和控制，但组织脱钩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日常活动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正是其内部参与者和外部成员的信心和真诚，使得制度化的组织尽管在缺乏技术有效性的情况下“看起来有用”而变得合法化。

考虑面子、维护形象是仪式化管理的特征（Goffman 1967）。对结构要素的信心通过三种实践维持——刻意回避（avoidance）、自由裁量（discretion）和选择性忽视（overlooking）——内部参与者和外部成员都在这些实践中进行合作。

授权、专业化、目标模糊、数据消除和面子维护都是吸收不确定性（absorbing uncertainty）并同时保持组织正式结构的机制（March and Simon 1958）。尽管关于非正式组织的文献经常将这些实践视为脱轨偏离和小群体目的的实现机制（Downs 1967），但这忽略了组织生活的一个关键特征：有效地吸收不确定性并保持信心需要人们做这样一个假设：每个人都在真心诚意地行事（acting in good faith），事情就像看起来的那样，雇员和经理都在正确地履行他们的角色，这允许组织在脱钩的结构中开展其日常事务。

换句话说，脱钩和面子维护是维持人们“真诚行事假设”的两个机制。专业化不仅是规避检查的一种方式，它还约束着主管和下属真诚行事。战略宽大（strategic leniency）、对组织士气和满足感的公开展示也是如此。组织也会采用大量机制来戏剧性地表现其参与者对基本结构要素的仪式化承诺。这些机制在强烈反映其制度化环境的组织中尤其常见。

命题5组织结构越是源自于制度化的神话，它就越能在内外维持对信心、满意和真诚的精心展示。

通过展示组织士气和满足感而建立起来的承诺表现为，参与者不仅承诺支持一个组织的仪式外观（ceremonial facade），还承诺他们自己在幕后解决问题。承诺的参与者进行非正式的协调，尽管通常在形式上不够恰当，但可以使技术活动顺利进行并避免公开的尴尬。在这个意义上说，仪式行为所产生的信心和真诚绝非欺诈。它甚至可能是让参与者在制度化神话与技术需求相矛盾的问题局面下尽力而为的最合理方式。

（3）仪式性检查评估（ceremonial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所有组织都处于面临检查评估的理性仪式的制度化环境中。检查评估可以发现足以削弱合法性的意外事件和偏离，因此，制度化的组织试图将检查评估的实质效力最小化和仪式化。

事实上，在制度化的组织中，检查评估往往伴生着非法性（illegitimacy）。

检查评估是社会控制的公开主张，这意味着社会不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和真诚行事”的善意假设，这无疑会打击士气和信心。因此，检查评估削弱了组织在仪式方面的合法性。

命题6制度化的组织寻求尽量最小化来自内部管理者和外部成员的检查评估效力。

脱钩和回避检查评估不只是组织才会使用的手段，其外部成员也同样行事（Meyer and Rowan 1975）。在复杂的制度环境中，这些外部成员本身可能就是组织的社会代理人。对于组织来说，与这些次级单位保持稳定联系比依靠检查评估本身更加可靠。

图3总结了本部分讨论的主要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