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鑫：巴黎公社的诞生 | 巴黎公社专题系列一·《政治通鉴》

编者按：1871年3月18日，法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存续时间虽仅有72天，却对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巴黎公社内部的尖锐斗争既表明了无产者与资产者、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也是工人阶级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尝试。在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倡导和弘扬后，巴黎公社精神对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巴黎公社的诞生

李荣鑫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博雅博士后

一、19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兴衰与民族解放运动

1848-1871年间，欧洲革命此起彼伏却大都以失败告终，欧洲各国政权多被掌控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封建主义反动势力手中。在黑暗笼罩下，赫尔岑曾悲观说道：“……各地被打下去的革命……都统统付之东流了。”但同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将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与周期性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认为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的主要任务是积聚和训练革命力量，以此来迎接新的阶级搏斗。19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资本主义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高速发展中达到鼎盛，欧洲诸国、北美美国及加拿大虽在工业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但各国工业革命的推进都以机器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的剥夺而宣告胜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同其野蛮残酷的对外殖民密切相关，工业革命给欧美各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和生活上的极大改善，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殖民地廉价市场和原料的掠夺以及对原住民的奴役之上。英国在19世纪50年代的殖民版图由欧洲内陆扩展到了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菲律宾等国家、新西兰群岛及非洲的大片土地。随后，其他欧美国家如法国，荷兰，比利时等都加入了这场殖民与分赃。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资本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口的相对过剩、工业后备军的扩大和赤贫现象的发展。对国内主要表现为大机器工业对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冲击，大生产对小生产的排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对外则表现为殖民和扩张，通常伴随着对被殖民地原材料和市场的掳掠、对土著的种族清洗和灭绝。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高度繁荣的背后是殖民与被殖民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而双方矛盾的激化进一步促使了被奴役民族揭竿而起，展开民族起义与解放的斗争。

1863年的波兰起义得到了英法俄工人的协助，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挺身捍卫这场起义，最后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对整个欧洲大陆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欧洲，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虽未完全撼动殖民主义的支柱，但却引发了被殖民地对于民族自决的觉醒。但此时的解放运动还未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这就是巴黎公社时代同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所存在的根本区别之一”，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

在此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正如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处于上升阶段”，但无产阶级在力量和成熟性上还不足以掌握民主运动的领导权。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和压迫性逐渐激化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工人工作环境的恶化、工作时间的增长和收益回报的下降。两极分化促使无产阶级更加独立，阶级意识愈发增强且最终以建立工会的形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工会是工人运动制度化的标志，如英国的“评议会”，法国的“工团”，西班牙的“阶级同盟”等。工会也从最初采用较为平和手段争取工人权利转为利用罢工斗争同资产阶级及大企业主作斗争。在经济危机时期，英国工人举行的数次罢工虽遭企业主报复，但仍迫使其妥协并提高了工人待遇。法国在第二帝国末年的工人罢工已经波及全国，在巴黎、里昂、波尔多、图卢兹、马赛等城市的大罢工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也即反对残酷警察统治和波拿巴主义的双重性质。此时的工人阶级已经具备相当独立性——“普选法使我们在政治上达到了成年，但我们仍不能享有充分的社会权利”。1862年，法国工人与英国工人共同成立了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在国内外工人运动推动下，法兰西第二帝国于1864年5月被迫废除了列沙白里哀法，并在四年后承认非政治性公众集会的正当性。

1864年5月，工人罢工和结成联盟被合法化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理论开始真正发挥其号召作用。1864年9月28日，在英法工运领导人号召下，德国、意大利、波兰和瑞士的部分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国际工人大会，并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成立宣言》。“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其决定胜负作用。”马克思直截了当指出无产阶级组织所面临的任务，即面对目前有些工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当务之急是要对其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与现实存在的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主义、巴枯宁主义作斗争，以此阐明工人运动的方向。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

但此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仍十分有限，广大工人对其了解也仅是通过第一国际的相关活动。总结来看，早期国际工人运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早期盲目阶级斗争到为了争取劳动和不受剥削的权力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建立工会、罢工），之后发展到对议会权力的崇拜，在辉格党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后，爆发了无产阶级第一次广泛的群众性独立政治运动——宪章运动；最后，面对广大工人仍对小资产阶级抱有幻想的现实，马克思号召建立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此时，工人运动变得更加成熟。正如《共产党宣言》断言：“工人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由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由于欧美各国面临的国情不同，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实力对比不同，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也不尽相同。在法国，广大工人阶级在历经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后针对阶级斗争更有经验，也毫无疑问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第二帝国及普法战争下的法国危机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危机在拿破仑三世掌权期间（1867-1870）就已显现，虽然工业革命极大解放了法国生产力，且制造业、工商业、信贷和农业都较之前有了巨大发展，但此时法国小工业和小手工作坊仍较为普遍，可以说法国仍是一种农业、大小工业并行的经济格局。大机器生产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除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从业者之外，法国工业无产阶级主要存在于一些大工业部门如冶金、纺织、化学等。恶劣的工作环境，低廉的工资收入，资本家的无情剥削使得工人的生存环境暗淡凄惨。以条件较好的巴黎来说，成年人每日工作时长通常长达15-17个小时，就连童工和半成年人每日工作时间也大大超过10小时，外省工人生存环境可想而知。同时大工业生产对小资产阶级的冲击直接导致后者破产，“……小商贩也很苦恼，因为他们几乎完全做不成买卖……”法兰西第二帝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剧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

拿破仑三世

第二帝国后期，法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866-1867），积怨已久的小工业者及工厂工人通过罢工斗争来表达自己的不满。1867年3月，3000多名巴黎裁缝、制绳工人和纺织工宣布罢工，同年7月，外省亚眠的丝绒染色工人和其他行业工人也加入到罢工队伍中。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迫使巴黎市政当局以政府法令的形式紧急颁布赔偿法安抚工人。在1868年7月至1869年3月八个月的时间里，仅巴黎就举行了300-400次由工人组织的集会和游行，这其中不少参与者如瓦尔兰、杜瓦尔、兰维埃等就是之后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此时的巴黎工人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投身“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才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引起可怕的地震”。但公众集会和工人罢工同时也遭受到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猛烈报复和诽谤，在巴黎工人罢工期间，政府对近60名参与者以“攻击家庭权利和所有权原则”“煽动人们仇恨和藐视帝国征服”等罪名进行了法律起诉。

1869年立法团选举成为资产阶级内部（自由派和激进派）以及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者之间斗争的主要场合，社会主义者领袖瓦尔兰曾写道：“我们在选举舞台上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作斗争，是为了强调说明，人民要同资产阶级进行决裂。”但由于政府及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加之其自身物质基础薄弱使其无法选举自己的候选人，只能妥协并转向支持资产阶级激进派候选人。社会主义者联合激进派对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了猛烈抨击，如布朗基主义者特里东在《吉伦特党与吉伦特党人》一书中批判道：“吉伦特是最危险的反革命形式，因为它是反革命最伪善的最新形式。”第一轮选举中，政府在法国大城市如巴黎、里昂、波尔多等惨败；但在第二轮的选举中，资产阶级激进派未能保持优势，使得自由派法夫尔凭借政府的支持得选，这就使得立法团被资产阶级温和派、自由派共和党人以及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同操纵。

基于对时局的不满，至19世纪60年代末，法国工人在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多次开展运动。此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清醒地意识到，法国工人运动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团结工人思想，清洗右翼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巴枯宁主义者。但此时大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还未意识到创建工人阶级政权的必要性，也未完全理解“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概念，他们或多热衷于革命，或未考虑如何在革命后建立新制度和秩序，或未彻底划清与资产阶级间的界限。此时期巴黎工人持续的罢工运动虽屡次遭受政府或警察的镇压、逮捕、起诉，但新工人国际支部和地方工会联合组织依旧艰难建立起来。在巴黎，仅在1870年4月期间就有16个国际支部建立在首都工人区——克里希、圣但尼、蒙马特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瓦尔兰在4月18日于国际会员和各团体代表全体大会上所批准的巴黎联合章程。但好景不长，拿破仑三世政府借“新自由主义宪法”投票之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实行镇压和清洗，并于1870年7月8日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三次审讯结束后作出判决，宣告国际巴黎组织不复存在，法国工人运动陷入低谷。

1870年7月19日，法皇路易·波拿巴为转嫁国内危机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巴黎公社建立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指出：“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自己的统治。”在法国内部，法国人民尤其是法国联合会及其他法国支部都通过一系列宣言反对这场战争，并将其描述为非正义、非民主的王朝战争。在战争爆发后不久，由于波拿巴王朝体制的腐败，军队极差的作战能力，法军很快便败下阵来。为了压制巴黎人民的不满，波拿巴政府在8月7日宣布巴黎戒严并在次日将戒严推展到其他外省。但由于以工人为主的巴黎示威游行错误地将希望寄托于立法团中的资产阶级投机派，使得奥利维尔内阁的旧政得以延续。

色当战役中的一幕

在后续的战事中，法军接连败退，普鲁士军队先后打败了巴赞和麦克马洪，法军投降，路易·波拿巴被俘。法国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引发了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当时正在巴黎的布朗基指示“要将9月4日的群众示威变成一场革命的尝试。”愤怒的革命群众包围了波旁宫，当场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但此时在巴黎同时建立了两个政府——以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左翼议员建立的政府和以布朗基主义者建立的政府，而前者控制了巴黎市政府并推举共和党人埃蒂耶纳·阿拉戈为巴黎市长。至此，法国工人革命果实被奥尔良党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窃取，正如列宁所说，“这是一次狡猾的自由派夺取政权”的阴谋。

庆祝新的共和国成立

马克思分析说，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宣告承认共和国之后，普鲁士进攻法国的战争由防御变为带有侵略性的征服战争。此时，法国也存在两个当务之急。首先，关于新建立共和国的性质，这个共和国并未完全推翻王位，由奥尔良党人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组建的政府对工人阶级带有天然的敌意和恐惧。其次，工人阶级“不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的任务。巴黎临时政府对战争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且拒绝对革命者进行武装。在此背景下，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筹备成立并颁布了自己的纲领，这份纲领的签署者大都是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以及激进共和党人，不少是以后巴黎公社的积极参与者。但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成立被“国防政府”视为蛊惑性宣传，并遭到波拿巴分子的强烈反对。法国人民同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临时政府以及普鲁士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三、围困中的巴黎工人运动与革命政权的建立

巴黎被普军围困期间，工人和劳动人民饱受饥饿和贫乏之苦，资产者的骄奢淫逸与工人的食不果腹，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镇压等都激化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此时工人运动的特点是阶级和全民族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在波利维尔三千工人集会被镇压，里昂运动失败之后，在巴提诺尔区的一个俱乐部里，革命群众主张应该自己动手组织公社，而无须经官方批准，主席布朗基主义者维利约夫也断言，俱乐部成员必须继续战斗，直到把那些充当压迫工具和现存社会制度支柱的机构，都一一消灭干净为止。在此期间革命群众对于所要建立的“公社”存在诸多不同的理解。小资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通过《号召报》发表意见认为，“政府和公社之间不是竞争者，公社可以成为政府的支持者”，意图使人民群众向资产阶级妥协。新雅各宾派党人则更进一步，除了认为公社是巴黎与政府之间的天然调停者之外还主张公社活动不必限制在市政范围之内，可以在政府不同意的情形下自行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公社视为全国性政权。而布朗基主义者则将公社与政府对立，并认为“公社，就是推倒王位，使暴君颤抖的革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拯救者”，赋予了公社确保法兰西独立和巩固共和制度的使命。巴黎最先进工人则将公社描述为“……由各种劳动者——被公认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来组成”，公社要接管各种事业的领导权。

被普军围困、遭受炮袭的巴黎

虽然组建公社的呼声随着工人运动的推进不断高涨，但首次建立公社的尝试却失败了。10月31日，先前法军胜利夺回的不尔热在国防政府消极支援下被普军重新占领，巴赞在麦茨投降和有关停战谈判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激起了巴黎人民的极大愤慨。根据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革命群众包围了市政厅。巴黎劳动者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也逐渐显露。首先，此次占领活动一直处于无组织状态，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如布朗基、德勒克吕兹等都未参与包围巴黎市政厅的运动，“一些参加起义的人都是无组织地进行单独活动”。夺取政权后，布朗基主义者也未提出任何社会纲领。而且，在巴黎群众初次取得胜利后也未继续鼓动群众进行斗争。“如果说10月31日的起义遭到失败，这应归咎于革命阵营的软弱，力量的涣散和意见的混乱不一。”这就导致了特罗胥、皮卡尔等人趁机组织反动军队进行反扑，迫使革命的领导如布朗基、弗路朗斯等签订妥协协定。此协定于11月1日被国防政府撕毁，巴黎公社协定被宣告无效，起义领导人被捕入狱。

国防政府在挫败第一次组建巴黎公社的尝试后举行了所谓的信任投票，意图通过一种合法手段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虽支持政府的票数多于反对票（557996∶62638），但此时的形势已经暗示了末路的国防政府将再次被公社革命所挑战。特罗胥政府的白色恐怖使得革命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防政府“是第二帝国制度的复活和对共和制度的严重威胁”。在此期间，巴黎工人运动并未停歇，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共同发表长篇文告来反映巴黎人民在革命俱乐部和民主集会上所提的各项要求，如抗战到底、保卫共和国等。在1870年最后的几个月中，国防政府的求和投降政策、食物匮乏、严重失业、居住条件恶化等都让巴黎劳动群众越来越把自己的意愿和希望同建立公社密切联系起来。

1870年底，一些激进派和民主团体提出建立市政委员会的构想，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改变政府政策——不反对旧政府掌权但要求剥夺政府对国防的领导权——正如德勒克吕兹强调希望用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纲领。但这种资产阶级激进改良主义很快破产了。1871年1月6日，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巴黎人民书》也即《红色公告》，提出了建立公社的根本问题，即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代之以无产阶级政权。公告将公社比做一个和政府平行的机构，带有明显的反政府色彩。特罗胥为了使巴黎人民投降，炮制了伤亡惨重的比桑瓦尔会战。战败的消息再次促使共和同盟放弃对政府抱有的希望，转而发动人民起义。在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组织下，革命群众在“白皇后”和“法维埃”俱乐部举行集会，决定于1871年1月22日举行起义。但此次起义依旧像第一次起义那样无组织、无纪律、无核心和无统一意见，遭到资产阶级又一次血腥镇压。正如马克思所言，两次起义“是公社推翻骗子政府的尝试”。

国防政府不仅大肆镇压逮捕起义者，而且取缔了17种报纸，其中包括《战斗报》和《觉醒报》，多家革命俱乐部被查封。1月28日法夫尔代表国防政府与德意志帝国签订停战协议（为期三周），对此马克思写道：“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之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是不可能的。”2月8日，在普鲁士和国防政府共同策划下进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意在力图阻止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不出所料，选举结果反动派占了绝对优势，在全部630个席位中，保皇派占了430席，共和党人（资产阶级温和派和激进派）占了200席。可见，胜利几乎全部操纵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联盟手中。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促使巴黎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坚强的阶级组织和军事组织——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和其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与此相对的，国防政府国民议会也组成主席团，在新内阁中，工人阶级劲敌梯也尔、格列维等位列其中。

国民自卫军

国民自卫军在成立之初就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在二月革命纪念日前后，自卫军在巴黎巴士底狱广场、香榭丽舍大街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普通民众、士兵、别动队、水兵等都参与其中。在此期间，国民自卫军、梯也尔政府以及占领巴黎的普军相互对峙，互不敢轻举妄动。3月3日，国民自卫军召开代表大会，重新调整了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的组织机构，梯也尔政府也在加紧联合俾斯麦集中兵力试图镇压巴黎工人革命。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梯也尔政府这两个敌对阵营3月15日前一直暗中较劲，但随后前者的力量和士气逐渐压过后者。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巴黎公社

1871年3月中旬，双方的对峙到了极点。国防政府认为“军队遭到巴黎的瓦解，已经不能同巴黎进行任何长时间的对峙了”。梯也尔政府妄图解除巴黎工人阶级和民主派的武装，策划夺取自卫军大炮，镇压巴黎革命并占领伯利维尔区梭蒙高地的图谋被巴黎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粉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新的革命政权迁入市政厅，梯也尔政府仓皇逃往凡尔赛。至此，巴黎公社起义宣告胜利。对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否策划并领导此次起义，一直存在分歧。列宁认为：“公社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为它作准备。”苏联专家如H.M.鲁金和П.M.凯尔任策夫等也认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没有起到任何组织和指导作用”，也没有针对3月18日之前梯也尔政府的血腥镇压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事实上，中央委员会顺势而为，在起义高潮时推动了工人运动发展才使公社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于3月19日发布《告人民书》，宣告当前主要任务是永远结束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争。

1871年3月18日，在巴黎梅尼尔蒙坦大道拍摄的巴黎公社起义照片

公社建立之初所推举的革命领导人曾饱受诟病，他们是普通工人、小手工业者、艺术家、农民、落魄知识分子、小职员、演员等。这份任职名单不仅遭到反动报纸、凡尔赛反革命者以及资产阶级政客的谩骂，也遭到欧洲他国报纸的质疑。伦敦自由党机关报《旗帜报》说道：“有那么20个下流胚，竟一下子成了巴黎的主宰。”沙皇政府驻法代办奥库涅夫也评论道：“起义委员会……由一些愚昧无知的无名之辈组成。”这正是中央委员会的致命弱点：缺乏一个方向一致、能够站在人民前列并引导人民前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即便如此，新成立的革命政权也被认为是法兰西和巴黎人民的缩影。因其体现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并将巴黎无产阶级和武装的民众紧密联系了起来。公社建立后的主要任务是选举产生新的政权机构，从中央委员会这个临时性政府过渡到巴黎公社。但这种急于利用选举来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做法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有的委员指出：“急于举行公社选举是有害的。”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不了解也不明确无产阶级的任务和策略方针，未能将盘踞在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彻底消灭，使得后者能够卷土重来成为策反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在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去进行公社选举，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

公社在重重阻挠下于3月26日在巴黎举行了选举，有22.9万人参加了公社选举。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正式成立，公社成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继承者。“巴黎毫无条件地想要一个共和国……巴黎希望革命能实现自己的纲领。”公社成立次日成立了十个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的行政和立法权。这些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劳动、工业和交换委员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紧接着，公社颁布多条法令，如关于废除常备军并代之以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房租法令、政教分离法令等。公社自此成为巴黎唯一的合法政权，并宣称凡尔赛政府或其拥护者所发的命令、指示一律无效。

巴黎公社的防御工事

3月底4月初，凡尔赛政府发动武装反扑，公社在随后的反击中由于缺乏准备而大败。巴黎共和主义工商联合会（代表大资本家利益）试图在公社与梯也尔政府之间调停，呼吁停止内战，但这种和平的幻想也只能随着资产阶级的摇摆两面性而破灭。随后于4月4日爆发的摩日公社运动和4月5日的马赛公社运动均被反动势力镇压而宣告失败。公社事业的下坡致使激进派和一些社员退出了公社，为了防止被指控窃取政权，公社最终决定在4月16日进行补选。调整后的公社开始着手制定详细的社会改革纲领，比如振兴工商业，解决失业和过期债务延期偿还等问题，这些措施大大挽救了当时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促进了工商业的复兴，有力地争取了这部分人对公社事业的支持。马克思对于公社的这些改革赞赏道：“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产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重考验，将来自会知道。”

梯也尔军队不断发起对巴黎的进攻，日益激化的局势迫使公社进行改组。正如克吕泽烈在4月20日召开的公社会议上所讲：“我们正处在总攻击的前夕，将要孤注一掷。”4月21日公社决定对原来9个主要委员会人员全部进行改选，各委员对其代表的活动有监督权但无权干涉其决策。改组后的公社任命克吕泽烈为军务主管，但后来战事的频频失利证实了这项任命的错误。4月底，公社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关系变得愈发复杂和紧张。这是自巴黎公社建立之初权力移交后的又一次危机。中央委员会代表阿尔诺德向公社保证：“中央委员会只是国民自卫军的民政委员会，而绝不想成为与公社并列的第二个政权机关。”中央委员会在5月5日再次发表宣言，保证不觊觎、不分享巴黎公社政权，这才缓和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急剧恶化的内战局势对公社革命提出了一系列迫切要求，公社委员米奥在公社会议上提出了再次改组公社权力机关并建立拯救委员会的建议，并建议赋予拯救委员会执行法令所必要的权力。但这个提议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公社之外不能存在另一种专政且情势并未想象中的危急。公社最终投票决定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社会拯救委员会一词不仅仅是一块代替'执行委员会’的新招牌……能在决战中发挥它的威力。”5月初，拯救委员会军事指挥工作在罗谢尔安排下同凡尔赛军在伊西地区（西线和南线）展开激烈对抗，但最终军力不敌于5月8日撤回巴黎，伊西炮台失守。

军事失利后，5月9日至10日，公社内部派别斗争又起，主要围绕针对拯救委员会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改制军队的决定。罗谢尔等一批激进布朗基主义分子对公社及中央委员会的军事组织薄弱和优柔寡断强烈不满并建议改组国民自卫军，但罗谢尔的提议被认为是其推卸责任，妄图推翻公社建立军事独裁的前期准备。公社会议决定逮捕罗谢尔并改组革命委员会，由德勒克吕兹担任军事代表。此次大辩论虽最后决定仍保留拯救委员会的设置，但改选了其委员且规定其为“常设在市政厅的行动机关”。伊西炮台的失守和罗谢尔的出逃引起了巴黎各界革命人士的严重不安，支持和反对罗谢尔的报纸也卷入到这场论战中来。《度申老头报》和左翼蒲鲁东派报纸《社会报》始终热心为罗谢尔辩护，声称中央委员会和社会拯救委员会并未真正掌握罗谢尔叛变的证据；而蒲鲁东派报纸《正义报》和新雅各宾派报纸《复仇者报》则严厉谴责了罗谢尔的出逃行径。针对罗谢尔个人问题及其活动的辩论实质揭露了公社在其军事机构、策略等摇摆不定的立场。蒲鲁东主义者与新雅各宾派党人和布朗基派、左翼蒲鲁东派和部分新雅各宾派党人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革命战争中，文人优于军人”，而后者则强调军人（军事专家）在集中领导下的作用。

5月中旬，公社多数派与少数派的斗争逐渐诉诸公开冲突，多数派（社会拯救委员会支持者）在替换拯救委员会委员投票上获得了胜利。5月14至15日，在多数派连续两次缺席大会的前提下，少数派决定在公报上宣读《“少数派”宣言》，强烈谴责拯救委员会对公社权利的瓜分。虽然两派都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者的联盟，但他们在思想和策略上的重大分歧都暗示了公社中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在此种情形下不太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派别。两派在冲突激烈之时签订和解决议，强调社会拯救委员会将一直存在并始终服务于公社，公社的最高权力并未被篡夺。弗兰克尔在5月19日寄给《公报》的信中也写道：“我们之间在办法和手段上无疑存在着意见分歧，但在危急关头，决不允许分裂。”

5月19日至20日，公社通过召开多次会议讨论了派别间冲突以及《“少数派”宣言》问题，双方代表都在竭力说服与会者相信“多数派”与“少数派”仍像以往一样追求共同目标。会议次日，凡尔赛军攻陷巴黎南部并进入巴黎。时值公社与凡尔赛政府对峙的混乱时期，奸细、叛徒加之公社自身的疏忽都促使凡尔赛军决定在5月21日于西线进攻巴黎并迅速占领了圣克鲁门和格列涅尔桥。公社拯救委员会在东布罗夫斯基的指挥下开始反攻。但在5月22日，凡尔赛军就有10个师近10万人进入了巴黎南郊，占据了巴黎全城的十分之一。马克思虽已预见公社事业的悲惨结局，但他仍断言：“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以此来宣告巴黎公社事业必然在全世界胜利的历史趋势不可阻挡。

在5月24至28日五天的时间里，公社战士与凡尔赛军展开了激烈的包围战争，最终，在“五月流血周”的最后一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经历了短暂的72天之后被颠覆。随之而来的是凡尔赛政府对公社社员的屠杀、流放和监禁，据统计，流血周期间大约有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20000人被处决。在公社失败后，5月30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将公社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系统的革命理论，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表达自己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这条血的教训也为世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四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文字编辑：L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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