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诸郡起兵讨伐董卓，一直到建安三年（198）四月，平定董卓部将李傕之乱，这场持续了九年多战乱才告结束。董卓之难甫平，又出现袁术称帝、袁绍谋篡的闹剧。所以，这一战争过程交错着各方权势利益：一是讨伐董卓及其部将，二是讨伐黄巾起义，三是各路军阀为攻城掠地而展开的各种争夺战，四是袁术称帝所引发的讨逆之战。这正是“势利使人争”的丰富历史内涵。  建安二年春，袁术称帝。秋九月，曹操率军东征，大败袁术。袁术生活奢侈荒淫，挥霍无度，可是军中士兵饥寒交迫，他所统治的江淮一带也民不聊生，加之天灾和战争，使许多地方人烟断绝。从诗中所涉及的史实看，此诗当是征讨袁术时所作。具体时间在建安二年九至十月之间。 这首诗撷取这一段历史事实，剪辑几段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题材，揭示社会动荡的原因，抒写忧世伤时的深广悲愤。在历史的剪影中，再现了汉末世积乱离、社会凋敝和民不聊生的真实图景，所以锺惺《古诗归》说：“汉末实录，真史诗也。”在深广的悲愤中，又揭示出各路军阀争夺“势利”，直接造成天下苍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痛结果，所以方东树《昭昧詹言》又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所谓“哀臣”，就是哀悯苍生。而在深广悲愤的背后，又表现了诗人和平统一的渴望，与作者《度关山》《对酒》之类的政治理想诗有内在统一的思想倾向。 叙事、议论和抒情的结合，是曹操史诗类作品的基本特点，这首诗表现得尤为显著。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三点上： 第一，叙事饱蘸感情。从叙事上说，诗以讨伐董卓开始，以讨伐袁术结束。 第二，议论融入叙述。从议论上说，几乎所有的叙事都包含诗人的评价。 第三，抒情交织叙事。从抒情上说，后六句是直接抒情，但也没有离开诗歌的意象和叙事，既有强烈的画面感，又进一步将叙事抒情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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