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诗歌：帕拉诗集》 作者：[智利] 尼卡诺尔·帕拉 译者：[秘鲁] 莫沫  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2018），智利诗人，“反诗歌”开拓者。曾获智利国家文学奖（1969）、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2011）等多项文学奖，还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反诗歌”源于帕拉的第二部诗集《诗歌与反诗歌》（1954年），该诗集出版后轰动了整个拉美文坛，使帕拉成为继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巴勃罗·聂鲁达后最重要的智利诗人之一。2018年1月23日，帕拉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逝世，享年一百零三岁。 莫沫 莫沫（Isolda Morillo），秘鲁作家、诗人、翻译家。现居法国。莫沫精通西班牙语、汉语、英语和法语，她在中国生活过近二十年，曾在美联社和西班牙电视台TVE担任记者工作，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报道和新闻，她还曾在西班牙驻华商务处担任过商务官员。近年来莫沫主要致力于中西语诗歌翻译工作，也写作中文诗歌和小说。
里所 诗人、译者、磨铁读诗会主编。生于1986年。2008年本科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201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曾应邀参加莫斯科诗人双年展和麦德林国际诗歌节。2019年度美国佛蒙特艺术中心当年的驻留诗人。第一届“先锋书店诗歌奖·先锋青年诗人奖”获得者。出版有诗集《星期三的珍珠船》，译作《爱丽丝漫游奇境》、布考斯基书信集《关于写作》。
103岁智利诗人帕拉，用反讽赢得快乐作者|杜鹏 编辑|罗皓菱 在动笔写这篇书评之前，我本想以《我们可以从帕拉身上学到什么》为题，作为这篇文章的切入点。但是，当我打出“我们”这个词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种警觉，觉得自己并不配为任何人作出“代言”，而且“我们”这个词在现代汉语的语境里，很容易变得腐朽。故而，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将只谈些自己对帕拉的心得体会。 “反诗歌”理念是冒犯，更是唤醒 尼卡诺尔·帕拉作为智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一名活到了103岁的长寿诗人。他的作品直到最近才以一种相对集中的方式呈现在汉语读者的面前。之前我只在赵振江先生等人的译作中，零散接触过这位诗人。新出版的《反诗歌：帕拉诗集》精选了200余首帕拉的作品，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帕拉的创作历程以及他著名的“反诗歌”理念。作为第一批收到这本书的读者之一，帕拉狂欢化的语言像一杯美味的玛格丽特酒一样吸引着我，并令我沉醉其中。 明代有一名思想家叫李贽，写过一篇著名的文论叫《童心说》，抨击当时社会主流的程朱理学，提倡一种以童心为根本的“童心说”，反对那些言语不由衷的“伪道学”。而帕拉的“反诗歌”，在我看来就有些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都是提倡一种去矫饰化的、更加接近本心的文学创作。更可贵的是，帕拉的“反诗歌”虽然以反讽作为核心推动力，却不仅限于对外部世界的揭露和反思，同时将反讽对准了作者自身。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何去定义“反诗歌”是困难的，因为定义这件事本身就很容易成为“反诗歌”所反对的内容。作为一个概念，“反诗歌”是很容易被泛化，失去其具体的意义。通过阅读这本诗集，我所理解的“反诗歌”，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论的对抗美学，而更多接近一种以反讽精神为核心的对话式美学。也就是说，“反”并不是为了推翻或者取代，而更多的是为了发声，从而形成一种共振。正如诗人在《过山车》一诗中所写：“你们如果愿意，就坐上来吧。当然，要是你们下车后七窍喷血/本人概不负责。”在这句诗里，诗人用“过山车”这样一个意象来向读者发出来自“反诗歌”的召唤。当然，这个召唤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预设了“反诗歌”对读者的“冒犯”。而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帕拉的读者，这种“冒犯”更像是一种唤醒。 对抗一切对诗歌的“神化” 记得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加我微信。对方听说我是写诗的，就问我写不写“岁月静好”的诗。我说，我不仅写“岁月静好”的诗，我还写“厚德载物”“上善若水”的诗。结果没过几天，对方就把我给拉黑了，因为我写的“诗”似乎一点儿都不“岁月静好”。这个事件过后，我就产生了一系列有关诗歌中“崇高”的思考。在中国的传统中，最受欢迎的诗人，很容易被扣上“诗圣”“诗仙”的帽子，也就是帕拉笔下所写到的那些像“炼金巫师”一样，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已成为某种文化符号的象征，被一代代的仰慕者冠以“经典化”之名将其“神化”。显然，帕拉并不是此类诗人。虽然帕拉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活到百岁以上的长寿诗人，并在生前戴满各种文学奖的“皇冠”，但是这并不是帕拉所追求的。帕拉坚信“诗人是普通人”，并用“反诗歌”的方式对抗着一切对诗歌的“神化”，包括对他本人的“神化”。 虽然，“反崇高”是帕拉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帕拉并不满足于用一种形而下的“崇低”方式去对抗和解构“崇高”，而更多去为创作本身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从而达到一种语言的欢乐。 帕拉曾在美国学习过机械，还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学习过宇宙论。或许是因为有过其他“跨学科”的学习经历，使得帕拉本人的诗作创作，并不完全受到所谓“文学传统”框架的影响，反而更有一种“开放性”。我们知道，地球上的一块腐肉如果扔到宇宙中，或许成为一枚星辰。帕拉也是如此。他不断地把那些“非诗”的语言，扔进一个更为广阔的诗学宇宙中，让这些在文学传统中或许是“废料”的意象在新的空间里得到重生。在帕拉的诗歌里，无论是“高雅”还是“低俗”，都往往是以一种并行，乃至于互相折叠的方式共同出现。这使得帕拉的写作有一种吸纳万物的气魄。在帕拉之前，我只在惠特曼等少数诗人的诗歌中感受过这种气魄。  反讽的特质，欢乐的底色 帕拉作为一名生活在拉丁美洲，并经历过各种社会动荡的诗人，并不仅仅满足于以一名“见证者”的方式，去记录他的时代。相反，帕拉似乎总能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以更冷静的方式看待他所经历的时代。虽然在帕拉的诗歌中，并不缺少悲剧元素，但是他的底色在我看来更多是快乐的。而他快乐的秘密或许和他如此信赖“反讽”有关。 我们知道，“反讽”在现代诗写作中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技巧，几乎所有诗人都写过几首有“反讽”特质的诗。但是像帕拉这样，以“反讽”作为诗歌动力的，其实并不多见。或许，因为过于倚仗自己的反讽能力，帕拉的写作可能会给一些读者带来某种“失衡”的感觉。而正是因为帕拉的“失衡”，才使得他的写作几乎丢掉了所有的包袱，从而充满了松弛感。 不仅追求写得好，更追求写得爽 与其说，帕拉是一个追求写得“新”或者写得“好”的诗人，不如说他是一个追求写得“爽”的诗人。在《诗干掉了我》一诗中，帕拉写道：“诗表现得很好/是我一点儿都不尽责。”在这里，就连创作力的枯竭这件几乎让所有诗人担心的事都能为诗人提供新的书写经验，从而完成了一首充满了快乐的诗。或许只有承认面对语言时的无力，才能获取新的力量，就像帕拉在另一首诗中写的那样：“世上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肉腐烂了会长虫。”而从腐肉中长出来的“虫”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凡是生命都有成为诗的可能。 和执迷于用想象力创造一个世界的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不同的是，帕拉虽然有用想象力触摸世界甚至创造世界的能力，但他并不迷信与此。诚然，帕拉的诗歌绝不拒绝经验，尤其是日常经验更被帕拉当作写作的一个宝库去发掘；但同时帕拉又热衷于通过书写经验来生成新的语言幻象，并让这种幻象反哺于自己的经验，从而让诗为语言的欢乐提供动力。 如果说世界对帕拉来讲是一杯巨大的奶昔，那么想象力则是帕拉的一根吸管。像一个贪恋甜品的孩子一样，帕拉贪恋着这个世界的苦与甜，并从中得到巨大的满足感。而这种巨大的满足感，显然是可以被共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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