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文俊 |《好太王碑》书法及其相关问题略论

《好太王碑》自清末发现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关于它的传拓、书体、书法风格及其成因，《好太王碑》与高句丽书法的基本特色、高句丽书法与同时期东晋、十六国北朝书法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广泛的关注。2003年8月16日，由吉林省书协、省考古所、长白山文化研究会、集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刻石书法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吉林省的学者聚集一堂，首次就议题集中地发表了论文并展开热烈的讨论。会后，与会代表共赴集安，对《好太王碑》和高句丽文化遗存进行了实地考察，此举必将推进其书法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好太王碑》入手，全面介绍并评述高句丽书法遗迹，对某些相关问题，也一并进行讨论。

好太王碑·原碑

一、汉化进程中的高句丽文化与特色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汉武帝元封三年夏灭卫氏朝鲜，“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蕃郡”，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菟郡，”其地在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公元前37年，流亡至高句丽的夫余王子朱蒙(东明)在桓仁五女山城建立政权，仍号高句丽，以高为氏。史载高句丽为夫余别种、朱蒙之后，或曰出自高夷，也与此有关。在此基础上，逐渐向外扩张，形成了多民族的高句丽五部的国家格局。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公元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即汉乐浪郡朝鲜县故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灭高句丽，恢复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

高句丽文化属于东夷文化系统，习俗与夫余相近。《后汉书·高句丽传》述其居处“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这段记载说明，高句丽农业生产力落后，粮食不能自给，而人则尚武惯战，习于抢掠。由此构成了高句丽不断向外扩张的基础。东汉以后，高句丽不甘固守其浑江流域旧地，逐渐攻占了西起新宾、北至辉发河流域和第二松花江上游、东到延边、南抵清川江的广大地区。其中的西进受挫，主要来自汉末辽东公孙氏和三国曹魏的沉重打击所致。四世纪初，高句丽南侵，占领了乐浪郡，势力发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其后晋室南渡，中原战乱，十六国先后逐鹿于黄河流域，不遑东顾，遂使高句丽乘机西进，至五世纪初，完全占领辽东。同时北上，攻占吉林一带的夫余故地。这一时期的高句丽拓疆军事活动，就是由《好太王碑》碑主、第十九代王好太王完成的，故而碑文称之为“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以贫穷而攻掠富庶，是历史上习见的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发生矛盾及征战的主要原因，其中经济因素虽然是最原始的需要与动机，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企慕诉求，由此亦渐开始其汉化的历史进程。

高句丽的汉化是局部、有选择的，其所接受的汉文化，又往往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稳定性与滞后性。例如，高句丽本有自己的服饰、官职、原始宗教活动和仪式、民族风俗等，据《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以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前言汉武帝置高句丽县，由其县令主掌其族属名籍，分别赐以官服和衣冠;“后稍骄恣”应该指其立国称王以后，仍旧取中原衣冠以饰。从其立国到灭亡的七余年间，高句丽始终接受中原的封爵赐官，用中原年号，保持频繁的朝觐，南北朝时期则分别朝觐和封爵。集安发现晋朝赐官于百夫长、千夫长、邑长的玺印，题铭“晋高句丽率善仟长”、“晋高句丽率善邑长”等，表明中原对高句丽的政治影响已经深人其政权下层。

高句丽“好祠鬼神”，固有的祭祀对象是“隧神”，同时兼祀源自中原的农神“社稷”和“零星’前秦时自中原传入佛教，唐时又传入道教。其祖先崇拜原为始祖朱蒙，后则兼祠箕子，以附会、远接箕氏古朝鲜之正传。高句丽俗尚厚葬，“金银财，尽于送死”。集安一座积石墓中出土先秦至汉代的原刀币、布币、五铢钱、王莽货泉等多达二百公斤，表明高句丽人对货币财富有自己的理解，它们虽然来自中原，而古币却没有像中原那样变成古董，仍能超越时空，有效地实行其功能。《周书·高句丽传》述其“风俗好淫，不以为愧，有游女者，夫无常人。婚娶之礼，略无财币，若爱财者，为之卖婢。俗甚耻之”，表明高句丽还残留“朋友婚”孑遗，婚娶不重财币，也奄有古风。高句丽社会进化的迟滞，于此可见一斑。

史载高句丽于公元372年始仿效中原“立太学，教育子弟”，即小兽林王时代。而此前高句丽上层社会学习中原文化，则当更早。又《旧唐书·高句丽传》云:“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这些书应该是陆续选用增益，至隋唐间而成此规模的。其立太学时间比北魏早得多，但北魏在五世纪末就全面汉化，而高句丽直到七世纪中叶灭亡时也未能如是，揆其原因，即在于它距离中原太远，一直未能进入华夏文明腹地使然。

在高句丽采用的文字中，以晋吕忱所作《字林》最早，应该是立太学前后最初的范本;次为北魏阳承绪所撰《字统》，南北朝时传入;南朝梁陈间顾野王所著《玉篇》最晚，取用或在陈隋之际。自《史籀篇》以降，字书的功用能不限于识字，还兼有仿效摹写的字样作用，其传抄均用流行书体，在不提倡名家楷模的高句丽教育中，这应该是其书法学习的基本途径。在高句丽墓葬墨书遗迹中，书于东晋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357)的《佟寿墓志》和书于好太王十八年(408年)的德兴里《□□镇墓志》字均在隶楷之间，很可能出自《字林》的书体;晚至五世纪末到六世纪中叶的《冉牟墓志》字近北朝写经，楷多隶少，应该从《字统》的书体仿效而来。相比之下，它们丝毫不染中原、江左大夫书法风气，而只停留在实用文字的书写层面，故尔表现出明显的拙陋与滞后。袁昂《古今书评》评殷钧书法“如高丽使人，抗浪甚有意气，滋韵终乏精味”，抗浪犹言高昂放荡，别有一种风标韵度，但终究缺少雅文化的精致典丽。高句丽使者身为达官贵族，文化翘楚，尚且如此，一般人可想而知。袁昂虽在评书，却以亲身的目验体味，生动地描绘出汉化进程中的高句丽人的精神风貌及其自身缺陷，为我们认识高句丽文化和书法颇有益助。再如，高句丽自好太王始有先王墓上立碑之制，但《好太王碑》碑文明确讲道，立碑只是为了“铭其烟户”不令差错，功能与中原不同。长寿王为乃父好太王立碑，仿效中原以勒其功绩，却不依碑刻制度，更没有精雕细刻，致使《好太王碑》虽系丰碑巨制，却粗劣一如摩崖，正当袁昂之评。类似的现象还可以见诸高句丽题铭瓦当。考古所见大都仿效中原铜镜的纹样，题铭或稍事变化，字则近于砖文，与中原瓦当趣尚绝不相类。由此可见，在高句丽人眼中，美术化的瓦当纹样更容易接受，也比文字题铭的书法关怀更有审美价值，这也许是高句丽墓内壁画发达而书法水平较低的一个原因。

上述高句丽的历史和文化状态为我们全面认识其书法遗迹，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选择与滞后、似与不似之间去认识它们，并予以客观的评说。

二、《好太王碑》概况及其拓本  

《好太王碑》系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为其父好太王所立，书刻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碑书通高6.39m，四面环刻，字大如碗，共1775字，包括剥落及残损不可识读的二百多字在内。碑为角砾凝 及法灰岩，是长白山火山喷发后形成的一种特殊岩石，其硬度不一，有气孔，难于精细加工和刻字，是以碑其相身为粗略凿成的不规则方柱形，顶部偏圆，存其自然状态;碑面相当粗糙，字亦随其凹凸起伏刻就，状关同摩崖，其拓本情况复杂，这是直接的原因。

碑于光绪初年被发现于荒野蔓草之中，遂有局部碎拓流布。据传闻，碑发现时已长满青苔，不易捶拓，于是拓者在碑上涂抹马粪，干燥后用火烧，在除苔的同时，也把碑烧裂了。《好太王碑》的初拓本极少，整本就更为稀少，目前学者们公认的善本是水谷悌二郎所藏整本、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诸拓的c本等。20世纪初，拓工为便于捶拓，并增补缺字残画以冒充善本而获利，于是用石灰涂抹碑面字外空白，以意修补字形，在拓本变得清晰的同时，也增添了一些错误，为学者带来了许多麻烦和纷争。插图有1918年黑板胜美调查时拍摄的被涂抹上白石灰后的碑面照片，文后附图中的两件日本藏拓都是这种石灰拓本，其优劣与水谷本一比即知。需要说明的是，《好太王碑》体大粗劣难拓，在涂抹石灰之前，即有双钩填墨本流布，其中误字错画不在少数，酒匂景信藏本，即其中之一。久拓自然会加剧碑字的残坏，早些的双钩本即成为涂抹石灰的参照，错误遂再度出现。根据王健群《好太王碑》一书的考述。《好太王碑》墨本制作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光绪初年至十三年前后，双钩加墨本流行。

光绪十三年至十五年前后，双钩本和正式拓本并行。

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八年前后，正式拓本流行。

光绪二十八年至一九三七年前后，涂抹石灰之后的再拓本流行。

一九六三年以后，石灰脱落后再拓本流行。

石灰拓本很好辨认，即行间无界栏，而碑是有的，至今依然清晰。现集安市博物馆藏《好太王碑》三种拓本;正厅装裱陈列的是1928年的石灰本;第二种是1963年国家文物局派张明善专程到集安精拓的石灰脱落后的第一批拓本，学者评价颇佳;第三种是1981年的周云台拓本，字比张本清晰，但失真处也多。[

《好太王碑》自发现、传拓以后，一直暴露在旷野之中，任由风吹雨打，1928年始为其修建碑亭加以保护。解放后，《好太王碑》作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得到充分的重视，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经多次进行科学的清理和保护处理，使之处于稳定状态，重见昔日的风彩。

碑拓节选

三、《好太王碑》的书体与书法

《好太王碑》书体古拙，字形来源复杂，加之方直线条的基本特征，使得学者见仁见智，歧说纷出。例如:蒋善国《汉字形体学》视其为汉代以后的“古隶”代表作品，王志修《高丽永乐太王碑考》以为“类汉隶”，郑文焯《高句丽国永乐太王碑释文纂考》称其“字体八分，遒浑当为辽东第一”，欧阳辅《集古求真》认为其书“似楷似隶”，荣禧《高句丽永乐太王碑谰言》则认为其字“古朴可喜，极似魏碑”，又说“字大四寸，篆隶相羼，兼多省文”，叶昌炽《语石》称其“字大如碗，方严质厚，在隶楷之间”，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径名其为“东晋隶书”，等等。按，书体考察应着眼于作品的基本特征，评说要能反映作品的主流倾向。过去，以碑字方整而无波挑，名其为“古隶”大体近似，但自秦汉简牍帛书发现以来，古隶的面目并非如此，要避免歧义，即不宜沿用“古隶”之名。再如，把碑字说成“东晋隶书”，在时间上是正确的，而其时东晋所尚之八分隶书已经相当进化，二者古今悬殊，即表明其命名的不妥。至于称其在隶楷之间，或似魏碑的说法，以其和碑字的形体特征相去甚远，则毋需辨析。

多年前，本人曾撰文称之为“旧体铭石书”，把它和两汉面目相近的金石文字归为一类，即隶书而无波挑或波挑之法不太显著的类型，在时间上早于东汉晚期至唐的“八分铭石书”，故以旧体名之。高句丽之所以比中原推迟数百年而沿用旧体铭石书，即为其稳定与滞后的文化特色所致。对此，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说明。其一，在高句丽考古遗物中，有战国中原货币和兵器，表明其与中原的往来很早。汉武帝置东北四郡，为高句丽族单独置县进行管辖之后，高句丽与中原文化的全面接触也随之开始，学习并使用汉字不会晚于此时。其二，西汉的“善史书”和东汉八分隶书的艺术化发展，仅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正字正体与清流书法，不涉及工匠用字;同时，西汉至东汉中期的金石文字尚未进入士大夫视野，任由工匠凿刻，而方整的字形与直折的线条即成为便捷通俗的简易正体，并在世守其业的工匠师法传承关系中得以延续。东汉晚期八分隶书普遍用于碑碣，名家书法楷模亦进入其中，导引社会的书法风尚。遂使旧体铭石书骤减。所以，《好太王碑》的书体传入至迟还不会晚于东汉中期，是被高句丽人当作正体而保留、沿用的。其后魏晋均尚八分铭石书，高句丽人不会看不到的，而之所以不取，是旧体铭石书已经先入为主，且高句丽人不解书法风气，是不会选择这种书写繁难的新体的。好太王陵、千秋墓出土的砖文和青铜器《好太王壶杆》铸铭点画皆直，瓦当文字也是如此，它们均与《好太王碑》书体风格样式相似，显见是一时风尚所及，决不是碑大字大，难为波挑的看法所能解释的。其三，《好太王碑》保留很多西汉隶变中的字形俗体，或与东汉章草有某种渊源而略为变形使之正体化，它们都是碑字书体风格来源较早，但使用稳定而滞后的有力证明。至于有的字与十六国北朝碑志写法近似，可以视为少数时文冲击，滞后不等于封闭而与时文全不相干。上述情况和文前所谈到的高句丽汉化进程中的种种事例紧密呼应，是包含高句丽文化的个性与特色在内的。

此外，能够支持上述看法的还有《平原郡碑》，大约书刻于高句丽平原王晚年，时间已近6世纪末。是碑残泐严重，近于《好太王碑》初拓本现象，但字为楷书，还是比较清楚的。其字朴拙，体势倾斜。与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和平二年，461年）碑阴风格近似，也与晋某些工匠凿刻的墓砖文字有相通之处，然与中原同时的陈、隋刻石相比，其滞后一望即知。这说明，在不崇尚书法的高句丽，文字的实用性书写是第一位的，对中原书风的接受仿效，总是姗姗来迟，而迟到的风格样式仍然是为着实用。如果我们完全用艺术的眼光来看高句丽书法，就不会理解它们为什么总是与“古朴”、“朴拙”之类风格美感相联系。当然，它们也不限于关山阻隔的“边远”因素，我们还应该去了解汉化进程中高句丽的基本文化需求是什么，明了于此，对其面对东晋书法风流和魏碑体的强筋健骨所表现出来的淡漠与隔膜，也就释然了。

对《好太王碑》书法，笔者曾有详细的分析论说，指出其建立在旧体铭石书基础上的存古倾向、书法美的多元与模糊(若有若无的不确定性)特征，是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中的一种创造，等等。这里要谈的还有两点。其一，《好太王碑》所采用的角砾凝灰岩，是一种火山灰与其他岩石碎屑的混合物，软硬相间的岩石结构和气孔，使得匠人无法精细刻字，也就不可能有其他岩石刻字所具备的清晰字口以及能够反映书写笔法的点画形态，再加上粗糙的碑面，很可能在其初成之际，就已经是斑驳的状态了。其后经过近一千五百年的风化，以及重新发现后的火烧和捶拓剥损，拓本必然是满目苍古浑朴的感觉。我们应该把材质、凿刻工艺和时间带来的变迁三种因素相加，才能客观地推说当年的高句丽刻石书法，假如以其同时的砖瓦文字为参照，则《好太王碑》的书丹当与之接近。或者说，从出土状态较好的砖文分析，其书模刻模应该比较统一，更近于当时高句丽人对正体及其书法的理解，而《好太王碑》则较其书写的真实状态有些距离，当然，也正是此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距离和后来的进一步变化，造就了《好太王碑》的独特美感，使之成为一代名碑。其二，对《好太王碑》书法的审美和评说要选择好的拓本，诸如双钩填墨本、石灰本以及因技术欠佳而形成的各种不良拓本，都不能引以为据。如果把文后所附各种拓本相较，就会发现彼此相差太多，评说中的篆势楷意之类，都是由拓本的善否引起的歧说。有鉴于此，《好太王碑》书法审美与学术研究首先要能看到善本，如果再能做实物考察，则会更好。

四、宏观民族文化融合中的《好太王碑》与十六国北朝石刻书法

这次在长春开会，把高句丽《好太王碑》与黄河流域的十六国北朝石刻书法放在一起进行探索论说，除时间上彼此的接近外，还有其内在的联系与深刻含义，有明确的可比性。具体地说，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在书法史上，少数民族的作品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全面的关怀和系统的研究上，还做得很不够。例如，前些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著名的中山王三器等大量的金文书法遗迹，在全国很多书法大展上都可以看到摹习的作品，而其出自北方的鲜虞(白狄别种)之手，却很少被人了解。十六国北朝的数百年风云，主角是鲜卑(慕容部、段部、拓拔部)、匈奴、羯、羝、羌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留下大量的书法作品。同样，活动在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也是如此。再晚些还有渤海(靺鞨)、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等，都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如此，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少数民族最初是怎样和中原发生关系的?他们是怎样一步步迈向其汉化进程的?在不同的汉化进程中，各自是如何认识、接受华夏文明的?又是如何进入到汉字和书法艺术之中的?应该怎样把握其固有的文化品格与个性在书法艺术审美中的位置?等等。在学术昌明、发展进步的今天，只凭对作品现象的感悟进行评说是不够的。

其二，从作品的时间来看，现有高句丽书法遗迹大体和十六国北朝相当;在学术上，它们同属于碑学研究课题，作品现象及其文化意味有很多相同之点，其发展线索也彼此接近。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把高句丽刻石也纳人其中(当时尚未看到《好太王碑》拓本)，表明他对这个问题已经能从整体上加以把握，颇具卓识。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只要接受中原的华夏文明，即意味着对固有文化的改造或舍弃，但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以民族和时、地等综合条件不同，其汉化中的表现也会有所差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只要接受学习中原的典籍和汉字，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重陶，并在书法遗迹中有所表现。例如，黄伯思《东观余论·论书六条》评洛阳的北魏北齐刻石“非差近古，然终不脱毡裘气”，言其邻近古法，得乎正源而略为滞后，“毡裘气”即鲜卑汉化中的固有游牧文化品格的自然流露。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宝南》评高句丽故城刻石书法“高古有异态”、“高古”与上面的“近古”用意仿佛、“异态”则与“毡裘气”相类，是在讲其书法已能传承中原古法，仅以汉化未深，书亦难入大雅。当然，前贤进行比较量说的基础是东晋南朝书法风流，包括书体的发展状态、书法艺术的水准和社会化名家楷模的典范性等多种因素在内。

其三，从汉化程度上看，高句丽和十六国、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状态颇为相似，具有很好的可比条件和类似的内在逻辑关系。十六国国祚皆短，汉化尚浅;北魏平城时期的汉化是局部的和渐进的，其中“南夏，闢壤经世，咸以武威为业，文教之事未遑”是直接的原因。

不同的是，孝文帝迁都洛阳，进入华夏文明的腹地，倡兴文教，全面汉化即成其政治上的首选措施;相反，高句丽迁都平壤，由此减缓了汉化的进程，虽然继续其业已兴盛的文教之事，却没有更加深化的表现，这里，地理因素也在起到重要的作用。以此全面审视高句丽书法，对其普遍的滞后及其最终也未能向雅化精致方面发展，就容易理解了。同样，当年远隔在河西的诸凉书法承袭西晋而缓慢发展，明显地呈滞后状态，也是很好的参照。

其四，在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当中，文字作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其识读和实用的书写是第一位的，但对处于精神层面的书法艺术的认知与渴盼来说，是相当奢侈的。一般都要等到武事已定、文教昌明之后，统治者有了余暇收藏观摩，才会逐渐企及。在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如果没有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赏悦提倡、积极参与，就不会有书法的健康和全面发展，偶有几个汉族士人的善书是微不足道的。例如，河北崔、卢二门书法传承有绪，而当他们辗转臣事于十六国政权时，其书法事迹只字无载;入魏以后，其善书也仅限于被赏悦使用，没有任何的提倡与发扬光大。所以，当时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书法艺术大都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只有北魏迁都洛阳全面汉化以后“魏碑体”(或名“洛阳体”)才开始有许雅文化气息，而要纯正，还需要更久的时间和几代人的熏陶。至此，我们可以大体确认，高句丽和十六国北朝的书法审美应该与其汉化的进程及表现紧密相关，除“古朴”与滞后，“拙陋”与粗俗的视觉形式和书写技术等判断外，还要到“毡裘气”、“异态”中寻绎其固有的民族文化品格和初始投入的艺术个性。

这次在长春召开《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刻石书法学术研讨会”虽然分为《好太王碑》与十六国北朝两个专题进行讨论，而实际上，民族文化的融合中的书法艺术的整体关怀与作品量说，已经关注其中。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有条件把工作做得更细，去发现更多、更有学术价值的问题。

来源 | 《中国书法》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