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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旅美学者周勤如博士于美国创办大型英文音乐学报《音乐中国》（Journal of Masic in China），至今已24年。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杨儒怀教授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曾谈到：“我们应该有一本介绍中国音乐学术的英文刊物。”这句话被周先生记住了。《中国音乐学》在1989年、《黄钟》在1991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在1992年先后试办过英文专刊①，但由于各种原因均未能坚持下来。当时在美留学的周先生也看到了推进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在1996年博士毕业后立即投入英文专刊的筹备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音乐中国》创刊号在1999年10月正式发行，创刊伊始就获得国内外不少好评。但赞誉纷至并没有让办刊变得容易，选稿、译前编辑、翻译、排版、校对、与作者和译者交涉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作为刊物主编，周先生为了《音乐中国》能准时出刊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连春节也是匆匆吃罢便放下筷子，前四卷的编辑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身体每况愈下。他唯有选择休刊。 休刊期间周先生也并没有闲着，趁身体稍有好转又忙着为复刊作准备。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在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等院领导的支持下《音乐中国》正式复刊，旋即，美国音乐文献摘要网站（RILM）就来信请求列《音乐中国》为全文免审收录于电子文库的核心期刊。2016年，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教授推荐其门下优秀研究生参与翻译任务，充实了刊物的编译团队。2018年，《音乐中国》尝试中英文对照排版，增强文献参考性。2019年，在廖昌永、王瑞等院领导的支持下，上海音乐学院与《音乐中国》合力共建“大雁塔”，秦瑞澜、严逸澄和我便成了“帮忙抄经的小沙弥”。2019年12月17日，“《音乐中国》汉英音乐文论翻译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众学者就汉英音乐文论翻译需要注意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也为刊物的发展出谋献策、提出宝贵建议。2020年，我们建起了“音乐中国之友”公众号，2021年又恢复了原创论文的首发版面，进一步夯实了《音乐中国》作为沟通中国及世界音乐学术之桥梁在国内的桥墩子。可惜，眼看着《音乐中国》步步向好，我们还在计划着恢复网站，还在试验多媒体电子版时，周先生却突然离开了。  一、十二卷《音乐中国》概览 双季刊《音乐中国》以“打破语言藩篱，将中国音乐学术与世界联结起来，以利更好地探索、发现、研究和理解中国音乐”为宗旨。刊物封面设计用正红，是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代表红火、兴旺；阴纹的古代乐舞图代表过去了的历史；三个黑白影框是显示与内容相关的当代音乐风貌的窗口。  图1 12卷《音乐中国》 刊物含中国音乐理论研究、中国音乐历史学研究、中国音乐民族学研究和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四大栏目，间或加入细分及交叉学科研究并包括信息性书评、音响评论及综述，创刊至今12卷24期（第1、4、10、12卷为两期合刊）一共发文169篇（未含读者来信）（见图2）。  图2 12卷《音乐中国》各栏目文章数量 《音乐中国》以“译发为主、译发首发相结合”为原则。首发原创文论47篇，平均每期1篇—3篇，占约30%的版面。国内或海外华人学者是投稿主体，但也有外国学者投稿（6篇）。除2019年、2020年外，基本每卷均有首发，创刊号是首发数量最多的一卷。译发论文116篇，稿件主要来自国内各学报已发表的文章，辅以个别著作节选、散见于网络及微信公众号的文字（见图3）。另外还有6篇《中国音乐期刊的文章、报告及综述目录汇编》。  图3 12卷稿件来源 《音乐中国》不仅译发新近发表的学术文论，还网罗一些早期的文章。译发新文能让国外读者适时了解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状况和研究重心；译发早期经典的、重要的文论则能让外国读者了解历史，追根溯源。例如，美国音乐学家、律学家詹姆斯·默里·巴伯（James Murray Barbour）在其重要的律学文献中提到，“最早给出平均律正确计算值的是中国的朱载堉，但他的计算过程却是个谜”②，冯文慈[周勤如译]《朱载堉珠算开方术述评》（第3卷第2期）正好详尽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中国音乐研究走在世界前沿的证据，像这种极具参考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文章是不管年代多久远都应该挖出来译介给世界的。 《音乐中国》所发文章的研究区域覆盖大半个中国（见图4），内蒙古、河北、云南、贵州的相对较多。当然，学者做研究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划定调研区域，其边界不一定与地理界线重合，有些甚至就是研究区划边界的问题，如蔡际洲、向文[余思韵译]《长江流域“巴蜀—荆楚”音乐文化区划问题——运用音乐数据库资料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尝试》（第9卷第2期）。随着交通日益便利，田野趋向多点作业，不少研究都是跨界甚至跨境的，如吴云[邓欣明、梁韵译]《跨界民族音乐之曲调互文研究——以中蒙乌珠穆沁部长调为例》（第7卷第1期）、宁颖[严逸澄译]《论“长短”的生成逻辑——以朝鲜族“盘索里”表演为例》（第10卷）、[意]弗朗西斯科·塞拉托雷（Francesco Serratore）[余思韵译]《从城市人类学到多点民族志：散居米兰的温州移民音乐身份分析》（第11卷第2期）等。  图4 研究区域统计③ 从研究类型看，《音乐中国》刊发的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其一，对中国音乐某领域、某主题的经典概论、专论。这类文论一般首发于国内，是作者在所研究领域精耕细作，经过长期资料积累、爬梳实践凝练成文，无论于国外或是国内学界而言都具有长远学术参考价值。加利佛尼亚音乐研究所所长辛西娅·芩波林（Cynthia Kimberlin）曾致信周先生，对此类选题给予很高评价：“周文中的《亚洲作曲家的音乐》……陈应时的《中国传统音乐基本理论》应当列入所有学习民族音乐学学生的必读文献，以取代那些概论课程中指定的肤浅和夸夸其谈的所谓介绍中国音乐的读物。”④ 其二，深入细致的田野研究成果。以刘桂腾[石娱赫译]《搭巴达雅拉——科尔沁蒙古族萨满“过关”仪式音乐考察》一文为例，若以1986年发表“单鼓音乐的艺术特征”起算，刘桂腾教授在2006年发表该文时关注萨满音乐已累计达20年，多次带队进入科尔沁萨满文化的主要遗留地区考察，对与仪式相关的地理及社会情况作了深度调查，对仪式器具、过程、音乐等进行详尽的记录。交通的便利、对文化根脉的熟知及热爱、语言的通达，任缺其一都不能到位地捕捉其中的细节及精髓，这是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音乐时难以做到的。较少为人所知的是，《音乐中国》还有CD附录与内容相关的音视频示例文件（特别是那些无法通过记谱准确还原的民间音乐片段），最大限度地真实呈现田野工作的成果，为世界民族音乐研究贡献出宝贵的一手资料。这类文章占译发总量近20%。 其三，中国当代作曲家的自述或访谈。每位作曲家的生平经历、当下思绪都是影响其创作的重要因素，作曲家的自述或访谈既是记录中国当代音乐风貌的文字，更是留给后世对中国作曲家及其作品有兴趣的人的重要资料。《音乐中国》自创刊以来陆续发表了中国优秀作曲家罗忠镕、何占豪、鲍元恺、邹向平、叶国辉、秦文琛、三宝、张小夫、郭文景、贾达群、赵曦等人的报道、访谈或自述共11篇。有编辑部组稿的，有从现有材料中发掘的，也有向作曲家约稿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音乐家自述、回忆、访谈等7篇，另作品分析6篇。这是对中国当代音乐的点滴记录。 其四，《音乐中国》还译发了不少具有独创观点的文论，这些文章走在学科前沿，在国内乃至世界音乐学术研究范围内都极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是中国学术流变沿革中值得留下的一笔。例如，应有勤[汤亚汀译]《重新认识甘美兰的斯兰德若音阶》（第2卷第2期）、宋克宾[周勤如译]《十二音位的五度相生——曾侯乙编钟上层一组纽钟的乐学内涵》（第7卷第1期）等等，不一一列举。 不仅如此，周先生还主张《音乐中国》的编辑不能坐在办公室等稿子来，要走出去寻找那些未有机会入选国内核刊、甚至是没有正式发表的、但有价值、有闪光点的文字。例如，陈牧声[严逸澄译]《郭文景随谈录》原来是上海当代音乐周微信公众号里的推送文章；周老先生2017年11月22日随以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学教授齐易为首的京津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团队到现场观摩其田野工作，对其开放包容的工作方式及即时共享资料的文化保护意识颇为认同，遂从其工作档案中选译6篇，以利让国外同行看到他们的调查活动细节；刘红庆[周勤如译]《亲圪蛋：唱开花调的人们》（连载于第6卷第1及第2期）则是在书店闲逛时发现的宝贝；周老先生还亲自参与调研、撰稿，如周勤如、路菊芳《马边彝族年：传统与现代——一部采录自小凉山真实生活的音像报告》（第7卷第2期）等；陆春龄口述、薛耀先整理的《笛声悠扬话沧桑》（第12卷）就是在周老师督促下笔者挖出来的，个中辛酸自知。其中8篇文章在英文版发表于《音乐中国》之后，其中文版也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黄钟》等国内期刊。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周先生还不忘把莫尔吉胡老先生赠送的采风录音拿出来整理分析并附上当年的访谈录，这篇遗作已在《音乐中国》第12卷发表。正如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陈牧声教授曾说，“主编会亲自去发现有价值的文论，特别是那些未露头角的作者的作品。周先生用他独到的眼光去捕捉那些早期的闪光点，特别难能可贵。这种没有壁垒的国际视野也是未来要保持的品质，也是我个人感觉最值得敬仰的地方。”⑤ 《音乐中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让世界看到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音乐研究情况的点滴轮廓，为世界学术之林贡献了数量可观的重要材料，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一笔。 二、思考与展望 《音乐中国》不仅是向世界展示中国音乐学术风貌的窗口，二十多年的曲折办刊历程更是一种积累！ （一）三铁律的凝练 中国音乐领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实很多，但不是所有都适合作为译介国际的材料，如何选出合适的稿件是《音乐中国》的一大课题。例如，一些综述西方学术前沿的文论于国内甚有裨益但就不是合适的译发选题；再如，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国内学界争持不下尚未有定论的话题也应该先观察，不能急着译发。这是一个摸索前行的过程，周先生在1999年《音乐中国》创刊号提出两个选稿标准：“对所在领域有实质意义及在研究方法和呈现形式符合学术规范”⑥；2000年，在“答《人民音乐》记者问”时细化成“有实在的学术参考价值；符合写作规范；适于向国外介绍”⑦三个标准；在2013年，进一步提炼成“首创性、参考性、历久性”⑧三铁律。这是周先生多年办刊经验的凝练。三铁律的践行成就了《音乐中国》的学术品格，不宗一派，唯崇学理，在选稿时从来不问作者其谁，只问达标与否，这也是在“《音乐中国》汉英音乐文论翻译研讨会”上学者们公认的、希望《音乐中国》能一直坚持的珍贵品质。 （二）三块瓦的坚持 在普通的翻译任务中，对于术语、专名一般是寻找功能、意涵对等的词汇，若无，则通过增译、释义等手段进行转化。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不是所有术语都能找到对等词。以笔者翻译的格日勒图《简论蒙古乌日汀哆》⑨中“诺古拉”一词为例，它是蒙古族乌日汀哆中对旋律的一种“装饰”，有“浩来诺古拉”“腭柔诺古拉”“膛奈诺古拉”三种分别由不同器官的颤动而导致音调变化的子分类，但不同于美声唱法中的“vibrato”，诺古拉的音高变化幅度有时达大二度、小三度之多，和17、18世纪评论家用于指代颤吟幅度过大的“caprino”类似但不完全相同。像这样的术语必须作为外来词引入，《音乐中国》从创刊号起就定下来的术语、专名首次出现要“原文/拼音/英文释译”三块瓦格式就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既提供原文方便溯源，也提供了拼音辅助读者发音试读，更提供英译以便快速理解其含义，缺一不可。当然，三块瓦的格式未算完善，个别情况下术语、专名的解释过长容易导致某些句子行文失重、令读者思维跳脱等问题，这也是今后需要继续打磨优化的地方。 （三）续汇编的期待 值得留意的是，《音乐中国》前4卷中整理发表了6篇《中国音乐期刊文献目录汇编》（从1992—2000年），《磬》的编辑高文厚和施聂姐、中佛罗尼达大学音乐系的卫立等给予很高的评价，旧金山的瓦莱莉·参孙博士更是表示，“你们的《中国音乐期刊的文章、报告及综述目录汇编》是绝对有价值的。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定期阅读所有这些刊物，所以能让我们及时知道有关我们研究工作的文章的发表是十分有帮助的。”⑩但可惜，2015年复刊后暂未恢复相关栏目。期刊文献目录汇编这项工作难度巨大，一来需要国内音乐学术刊物慷慨提供相关数据，二来整理、翻译、排版本来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三来要根据版期按时按量更新更是大大增加了难度。但益处也是明显的。 （四）语料库的积累 语料积累也是《音乐中国》的一大亮点。在116篇译文中，有51篇附带有词汇表。在前几卷中，词汇表只是简单地一列中文对应一列英译，整理出文章里与中国音乐相关的术语、专名等特殊词汇，从第7卷起开始与三块瓦接轨，形成“原文/拼音/英文释义”的三列表式，对于非汉语原文的还会加上源语言拼音，释义部分也更详细。这是读者的小词典，免去国外读者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背景信息缺失又不知何处查起的烦恼。这是我们学术积累的小仓库，词汇表的制作就是学习积累的过程，必须把这些词汇都学一遍、讨论一遍，才能提炼出严谨简明的释义。有些拿不准的我们还会翻查过往的刊物，发现原来早有先例，所以，这也是供有志于外译中国音乐文论者不可多得的材料，也是值得进一步整理、研究的课题。 《音乐中国》是中国音乐学术走向世界的一个脚印。在周先生呕心沥血的坚持下，在一众院校、学者的支持与帮助下，《音乐中国》得以立于世界音乐学术之林。当然，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望借拙文抛砖引玉，让更多人认识她、关注她、研究她、支持她、帮助她！ 注释： ①⑦ 周勤如、于庆新《为〈音乐中国〉(英文双季刊)创刊号发行答记者问》，《人民音乐》2000年第2期，第41-44页。 ②James Murray Barbour,Tuning and Temperament: A Historical Survey.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Press，1951, p.7. ③一篇文章中同时研究两个或以上的区域，每个区域各记0.5篇。记数为0的地区未列入图中。 ④ Cynthia Kimberlin. Letter to Editor[J]. 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2000，Vol.2，No.2，p.162. ⑤《音乐中国》，上海音乐学院国内编辑部档案《〈音乐中国〉汉英音乐文论翻译研讨会综述》（未发表）。 ⑥ Zhou Qinru. Editor’s Foreword[J]. 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 1999, Vol.1，p.2. ⑧周勤如《汉英音乐文论翻译是一项建设性学术工作——对〈音乐中国〉编译历程的回顾》，《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58-64页。 ⑨Gereltu/格日勒图, Yu Siyun/余思韵,tran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Long Song Urtin Duu/简论蒙古乌日汀哆[J], 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2021，vol.11 no.1，pp.49-66. ⑩ Valerie Samson. Letter to Editor[J]. 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 2000, Vol.2 No.2，p.164. *原文载《人民音乐》2023年第3期 余思韵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音研所）编译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排版 单奕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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