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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疱疮危机 文/张 春 1965年，从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到绿树成荫瓜果飘香的夏末，本是林场最美的季节。山上的积雪早已融化，令人生畏的寒冷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烂漫的野杜鹃花覆盖了山坡荒野，久违的愉悦心境在困苦中一点一滴悄悄地回流。 近半年来，我们已经逐渐适应林场的劳动和生活。野地里的安安苕(野生山药)、泡参、百合、折耳根、徽菜等等，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新意。场长陈在贵(原八大队书记，谢书记回公社后调来当场长)知道我们当前最关心的还是吃，他指着地里的洋芋苗说：“再过些日子，洋芋就吃得了！”望着地里1尺来高的洋芋苗，我们从心底里充满了期望，就差伸手去拔苗助长了。 常言道：福无双降，祸不单行。正当我们期盼着“洋芋改变人生”之际，一场比饥饿、劳累冲击力更大的身体与精神的痛苦，突然悄无声息地降临到天桥林场知青的头上。
砍完山林，已经无炭可烧了，只有我还在窑场清理收尾，住在窝棚里，已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回林场知青宿舍了。最近，我的背上老是觉得痒痒的，咋暖还寒的日子穿得还厚，想用手挠一挠后背又够不着，只好背靠树干学老牛擦痒。活路一多，就顾不得挠痒痒了。可是这两天越痒越厉害，还痛了起来，很不舒服。我随手折了一根树枝，插进衣服后背里挠痒，只觉得有液体渗出来，好像要把衣服沾住似的。干起活来还好，停下来歇气以后，衣服就真的被粘住了，一拉衣服就感觉一种撕裂般的疼痛。我这才意识到，背上长疮了。 本来，吃了五谷生疮害病是很正常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太在意；可是背上流出的液体实在太讨厌，不停地沾住衣服提醒你长疮了！ 我下班后急急忙忙跑回林场知青宿舍，脱了衣服，查看背上到底怎么回事？副场长任一鸣(同时下乡的高中生、团支部书记)从室外路过，问我：“你回来了，窑场没有什么事情了吗？”我一把将他拉进门，说：“背上又痒又痛，还在流水。你快帮我看看，我背上长了什么东西？” 他帮我查看了一下，吓了一大跳，说：“哎呀！不好了！你背上长了两个脓疱疮，都已经流脓了！来，我帮你处理一下。” 他去厨房打了一盆热水，用一块布帮我擦了背上流出来的混着血的脓水；然后用温水化了一些食盐在水里面，用一张干净的毛巾沾着食盐水，把背上的脓疱疮周围清洗了一下；还把能挤出来的脓液挤出来，再用毛巾把背上通通擦洗了一遍。我顿时觉得背上舒服多了。 当天晚上，我没有回窑场窝棚里去住。在知青宿舍里，我才听说，这几天林场里边也有人长疮。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发现：只要皮肤碰伤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刮痕，就必然长出一个疮来。林场里到处荆棘丛生，无论是上山种地、砍柴、砍树、放牛、放羊，全都不可避免地多少会划伤一点皮肤，所以，林场里已经没有不长疮的人了。 这种疮是一种脓疱疮，非常顽固，长时间不能自愈。开始只是一个小红点，然后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硬硬的大红肿块，肿块的顶部很快会出现一个黄色的脓疱，并流出带浓烈臭味的脓液。脓疱会反复发作，越长越大，最大的可以达到5厘米左右，深入人的肌肤底部，里面充满脓液，一受挤压就会流出大量带血的脓水，治愈后会在皮肤上留下一个凹坑。而且，这种疮有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韧劲。好不容易好了一处，别的位置又冒出一个新的，让人不知所措。
当时，方圆几十里地都没有一位医务人员，更谈不上治疗用的药品，大家都束手无策。但是林场工作不能叫停，长疮的人就只能硬扛着，每天大家都带着脓疱疮照旧该干嘛干嘛。 我们几个强劳力整天在山林里转，从烧炭到改大锯，挂伤皮肤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林场里起码的洗澡条件都没有，我们长期在野外住窝棚，更是讲不了什么卫生。所以，自然从脚下到头顶浑身上下都长疮，可谓名符其实的“头上长疮、脚下流脓”。 白天里不停地劳作，流出来的带血脓液流了又干、干了又流，一旦停止活动，脓血就会迅速地把皮肤和衣服粘住，再动起来就会撕裂粘住衣服的皮肤，引起一阵阵剧烈疼痛。晚上睡觉前，想要换下臭气熏天满是脓血的衣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同伴们必须相互用布团沾着温水浸湿衣服和皮肤的粘着点，泡软后，小心翼翼地慢慢剥离，才能从皮肤上揭开此处的衣服。 我最严重时，除了手脚和胸腹部，仅背上和屁股上就有八九个脓疱，要想坐下就得试上几次才能找到合适的部位，否则就会压到脓包痛死你。睡觉前，要花好几十分钟来脱衣服和清洗伤口，尽量把脓液挤干净；否则，身上的脓疱疮被体重压迫，脓血四处流淌，几个脓疱的脓液汇集成一片，会把大块的皮肤和衣服粘在一起，起床时根本无法换衣服。我记得，每次脱衣都会想起阶级斗争教育时老师讲的渣滓洞白公馆里的酷刑——披麻戴孝。 封期川曾在学校医务室参加过劳动，协助护士叠过消毒纱布、搓棉签，为皮外伤做简单的消毒、擦碘酒或红药水之类的工作，算是林场唯一有简单医药知识的人才。因此，场长就让她当林场的卫生员，遇到知青有皮肉之伤时可以简单地处理一下。在脓疱疮流行期间，她的经历派上了用场。 从她卷起的裤腿下可以看见，她也长了一个令人畏惧的大号脓疱疮，走路有一股负痛的感觉。但她身为卫生员，经常在劳动之余，义务为大家处理伤口，有时晚上忙到深夜，疲惫不堪。我们重病号一身上下同时长着几十个大小不等的脓疱疮，经常靠她帮助清理背部自己无法清理的部位。至今谈到当年她对大家的付出，无人不从内心深深地感谢她。 尽管每晚睡前都在清洗脓液，但第二天起床时，脓液还是流得满床都是。不下大雨不休息的林场制度限制了知青们的卫生，我们根本就没有洗床单的时间，每晚依然睡在这被血与脓液全面污染了的床单上，度过疲惫不堪的一夜。连一年到头几乎不洗澡的农民，看到我们的床单时都觉得恶心。两次世界大战的影视片中，战地医院伤兵们的床单，恐怕都比我们的床单干净。 随着病情的蔓延和病程的久拖不愈，知青中开始流传出一种说法：这是一种传染病，这种脓疱疮长时间不愈，极大可能导致要命的败血症！ 林场里不知谁下乡时带来了一本医书，平时无人问津，这时大家争相翻看。有关败血症的表述大约是：败血症是指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侵入血循环……可由原发感染部位向身体其他部位发展……在体内任何地方可形成脓肿……死亡。 我们都没有丝毫的医学常识，医书上说的“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多发性、迁徙性、脓肿”等等我们似懂非懂的描述，却与我们的体表症状很是吻合。我们会不会是得了坏血症？担心与恐慌在悄悄地滋长蔓延。但林场需要维稳，不得扰乱正常的工作，谁也不可以大张旗鼓地用自己不具备的败血症知识抗拒上班劳动。
然而大家都知道：辛苦劳累——只要停下来休息和睡眠，总是可以挺过去的；饥饿——吃了上顿不赶下顿，在林场总有迟来的下一顿可以让你缓过劲来，与死亡离得还很远很远；唯有不知原因的传染病的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与死亡离得有多远谁也不知道。就像新世纪的非典、新冠病毒突然出现一样，最可怕的是心里无数！ 当时还有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有人突然想起，我们林场境内有一家麻风病人，全家除了男主人谭有才还活着留在这里外，其他人全都死亡或进了麻风村。虽然公社大队的领导和当地的农民们都不回避谭有才，都说他没有传染过任何人，不用担心；但我们曾在不知情的时候，因劳动地点离谭有才家近，在他家煮过饭吃，现在联系到不知原因的脓疱疮流行，更使得人心惶惶、恐惧感倍增！ 这一段接近半年时间的身心折磨，是我永世难忘的痛。十一年后“四人帮”垮台时，几个朋友买来一瓶白酒举杯庆祝。我平时从不喝酒，被灌得二麻二麻的，酒后洗澡对着镜子，发现自己全身到处都是一块块红斑，吓了一跳。仔细观察后发现，所有的红斑全都是当年长脓疱疮留下来的痕迹，疤痕挤疤痕，多得数不过来。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奇怪，在脓疱疮流行长达近半年之久的期间，为什么没有引起公社的重视，从来没有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到过我们林场？林场里居然也没有见到过内服和外用的消炎药。也许当地人都认为是“水土不服”，不必大惊小怪吧？但万一真的有人得了败血症，出现了要命的后果，又该谁来负责任呢？ 在林场，蒋孝祖脚弓被砍伤感染、糜烂，几个月不能下地行走；汪文莉被狗咬，伤口溃烂，小腿肿得如同大腿一样，也是几个月不能行走；还有高长期，身上长了一个大肉包，里面长满了虱子，痛苦不堪。这些伤病，都是未经过任何正规治疗才一发不可收拾的，有谁为他们负过责吗？ 最后，还是家长救了我们。 在通讯极端落后的时代叠加交通极端落后的大山上，一封家书来回足足要一个多月。知青们告苦的家信，通过缓慢的层层传递，陆陆续续把脓疱疮在知青中流行的点滴信息，缓慢地传达给了远在重庆望眼欲穿的家长们。家长与知青之间对详细病情、治疗方案、治疗结果的询问和讨论的书信，又往复了两三个回合。这期间，我们不得不继续承受着伤痛的煎熬。 在母爱的驱使下，21位家长从互不相识到主动串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采买了当时最新上市的红霉素软膏和内服药寄来。 奇迹发生了：药到病除，短短半个月，肆虐近半年的脓疱疮危机终于解除了！
作者近照及简介： 张春，生于1948年。1964年从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关路公社的社办林场。1972年底回城，退休于西南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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