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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中央情报部成立后，党中央非常重视潘汉年系统的情报作用，同时，中情部在香港成立第二调查分局，潘汉年任局长，负责收集欧美、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的情报。 为了统一领导情报工作，中情部在香港还成立了由潘汉年、廖承志、刘少文组成的情报委员会，潘汉年负总责。 他注意调查研究工作，把主要力量放在对国际关系之演变和国内政治动向情报的搜集与研究上。 他努力选调精干内行的情工人员，并注意培养精通外语的活动人才，努力与国际人物接触，从中获得许多可靠的军政战略情报。 他领导的红色特工深入汪伪政权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及时了解到日伪统治下的沪宁动态，获得了日伪扫荡计划、南北汉奸矛盾、日汪伪勾结、劝降诱和英美策划的东方慕尼黑及日美谈判的重要情报。 还有，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重要战略情报，并于 1941 年 6 月 13 日电告党中央。 与此同时，潘汉年和阎宝航还在这个时间段，又获得的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的情报，并由党中央通报给苏联，使苏联红军提早进入战备，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当年9 月 30日，苏联红军总指挥部向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表示非常感谢中共中央给他们的情报。 同年 10 月 18 日，以德国外交官身份隐蔽在德国驻日使馆的苏联著名谍报员佐尔格，以及他领导的谍报小组的重要成员、日本近卫首相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在东京被捕。 由于尾畸秀实曾向日籍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中西功提供过重要情报，此时，日本警视厅的黑手已经悄悄伸向了中西功，开始在东京和上海对他暗中进行调查。 东京有人向中西功发来匿名电报报警，让他“向西去”,意即马上撤到延安去。 而这时，延安却来了新的指示，要上海情报科把日军南进发动战争的准确日期，尽快搞清楚向延安报告。 任务艰巨重大，当时中共上海情报科尤其是中西功面临的境况，错综复杂，万分紧急，可谓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 潘汉年断然做出决定:“让中西功向东去，到东京去!” 上海情报科负责人吴成方听后，十分惊讶，说:“这不是把中西功往敌人手里送吗?” 潘汉年沉思了一下，然后向吴成方解释道。 “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十分严峻，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中国抗日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功虽然是日本人，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应当和我们一样，坚守岗位，不能考虑个人安危!” 当吴成方把上级决定转达给中西功时,没想到他却如释重负，欣然同意。 实际上，对是否应该“向西去”这个问题，中西功已经考虑很久了。“向西去”,个人的安全固然有了保障，但给上海情报科带来的损失却是巨大而且是无法挽回的！  中西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南满铁道重工业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调查室负责人，还是日本在上海的派出机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的实际掌权者。 这两个机构，都是日本在中国专门收集国共两方战略情报的间谍机关，是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的重要智囊团。 而且，他还在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下面成立了个“特别调查班”,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如今这个班的成员几乎都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人，成为上海情报科的主力军。 所以，他早就下定决心，即使是可能被捕和牺牲，也要竭尽全力，坚守岗位。 吴成方转达的上级意见正好和他的想法一致，怎能让他不高兴呢？ 就这样，中西功肩负党的重大使命，从上海乘船来到东京。 在东京，中西功本来打算先到日军总参谋部去一趟，但是以“满铁”调查员的身份，贸然闯人，恐有诸多不便。 因为那里是军机要地，决非他这个调查员可以随便进去的，更不能指望有什么人会和他谈“南进”不“南进”的问题了。 他只好改变主意，到日军“军报道部”去试一下，因为他在那里认识一个叫佐藤癸二的记者，也许他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消息。 但是，他在军报道部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佐藤，不免有些丧气。 一天，他正从一个叫佐山伊之助的同学家里出来，朝旅社的方向走去，没想到在路上竟然碰到了佐藤癸二，只见他的脸上晒得很黑，胡子拉茬的，穿着军装，却没有戴帽子,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 两人对视了半天，中西功才抢先过去向他问好。几句话过后，中西功问:“台湾怎么样了，是要打了吗?” 佐藤当然知道中西功在“满铁”是个掌握军机要情的重要人物，也就不避讳地说:“还没有，在等待谈判结果。内部消息说，谈判成功无望。谈判最后期限定在月底,到 11 月30日…” 获知这一信息后，中西功立即返回上海，一头扎进了“满铁”资料室,仔细翻阅近期各种机要文件，他在 11 月 6 日的《编内参考》上,发现了一条这样的内容: “来栖大使(日驻德大使)今日飞香港转美，协助野村大使(日驻美大使)与美国谈判，详细申明日本对美谈判条件之最后让步，坚决要求按甲案迅速达成协议。对美方徒尚空谈的非现实态度，要促使其对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认识，谈判以 11月 30日为限,不再拖延……” 在《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密件里，他还看到: 一、以驻满洲、朝鲜的 16 个师团对苏戒备; 二、按既定方针对中国作战; 三、对南方，以 11 月底为限,加强对美英的战争准备…… 就在这时，中西功的联络员程和生送来了一份《中央公论》杂志，中西功找出标有记号的一页，撕了下来,放在水里浸泡，上面很快显现出了上海情报科驻北平情报员、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送来的情报: “中西君:近卫倒台,尾崎秀实君的境况如何?甚为悬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牵梦绕,不敢设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 为助君功成,特将我日前应邀参加欢迎关东军参观团招待会上得来的点滴资料奉告: 关东军留 20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海军集结作战待机海域'择捉岛单冠湾’;11 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 中西功看后，命程和生马上销毁，然后在屋中来回踱步，陷入沉思中。 良久，他对程和生说:“我要见老吴,越快越好！” 在约定的时间，西装革履的吴成方与程和生，坐在爱德华七世路上“三福楼”饭庄的一个雅座单间里等候，9点整，中西功准时到达。 吴成方脸上泛起一阵激动，赶忙上前和中西功握手，然后两人坐下，程和生立刻出去观察左右房间，回来点头示意安全。 中西功汇报了东京之行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说:“日美战争不可避免。” 吴成方追问道：“那么具体日期呢？他们什么时候开战?” 中西功沉吟了一下，轻声说:“我计算了一下，若把东西半球的时差和航行时间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日本若发动对美战争，时间应在西半球的 12月7 日，东半球的 12 月 8日。这天是美国的星期日。” 中西功接着解释道:“我们处在战争中，对星期日已经由于紧张而淡漠了。美国不，他们到现在为止，举国上下还过太平日子，星期日是上帝规定的休息日，这一天，政府人员不上班，工厂工人轮流休息，军队官兵照例放假，从进攻的一方面考虑，这是个应该选择的最佳日子。 德国进攻苏联，就是选择在星期日，日本也不会放过这个日子，他们更不会往后拖，因为，海军每天要消耗四万吨石油，陆军每天要消耗一万二千吨，现在石油是日本陆海军的血，东条不会等到“发贫血症”的时候再进攻。 12 月 8 日，最晚不会拖过 12 月 8 日。” 吴成方心里有了底，不觉点了下头，又疑惑地问:“会不会在这之前?” 中西功回答:“会！但 12 月 8日的可能性最大,占百分之九十!” 吴成方不敢怠慢，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汇报。他说:“我们作了仔细研究，根据中西功报告的内容，从几个方面作了判断，我认为可以向延安报告了。 日军南进战争，最早可能在 12 月 1 日爆发，考虑到大军团行动的各种困难，最可能是 12月8日，最晚是在12 月 15 日，但一般不会拖得那么晚。” 潘汉年思索良久，像是自言自语地轻声说“如果事态发展证实这个情报，它将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愿各国人士能重视它。” 潘汉年接着对吴成方说:“形势发展很快，斗争也会更复杂，我们应该从多角度预测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势。 假设:日军在南太平洋得了手，疯狂之余，会不会发动北进呢?即使今冬不可能，明春呢？ 他们是战争疯人,不像常人理智，所以，你们上海情报科这个阵地不能放弃，明白地说，把这个阵地交给你,你就得守住。你要勇于负责。” 吴成方是个聪明人，立刻明白这番话的深层含义了，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又问: “需要把这个情报通报给 21号吗?” 潘汉年用力地握了一下吴成方的手，暗示同意。 21 号是国民党军统潜伏在上海日伪上层一个情报组织的头头，手下有 80 余人，并配有 4 部电台，日夜针对日伪开展活动，和重庆保持密切联系。 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上海情报科常和他们交换情报。潘汉年让吴成方通过代表把这个重要情报通报给 21 号(根据纪律)，吴成方绝对不能和 21 号见面)，目的是推动蒋介石抗日，同时也是让蒋介石向盟军发出警报，让他们及早采取应变措施。 蒋介石收到戴笠送来的这一情报时，已是凌晨 3 时。他马上召见宋子文，令他立即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通报。 赫尔利接到情报后，对中国政府表示感谢，并说立即电告罗斯福总统。 但不知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收到赫尔利的报告后，并未引起警觉，及早采取预防行动，从而酿成了被美国人民视为国耻的珍珠港事件。  图片来自网络 倒是苏联政府得到通报后，立即对自己的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李一氓在战斗中突围后，辗转来到香港，向潘汉年和廖承志谈了事变的经过，并通过他们，把事变情况报告了党中央。 当时，李一氓急于想离开香港去上海，然后转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 潘汉年认为，李一氓只身去上海不妥，要李在香港等他一段时间,和他一起去上海。 潘汉年嘱咐李一氓，为防止发生意外，最好不要一个人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他怕李一氓太寂寞，还给他介绍了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并告诉他早晨可以找这些人去饮茶，晚上可以同他们打牌，这是最保险的方法。 潘汉年还陪李一氓，到澳门去看望了叶挺夫人。随后，又亲自护送李一氓到上海，并通过党组织设法安排他去苏北根据地。 5月，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 5 人组成，下设文学、学术、新闻三个小组。  胡绳年轻时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各小组分分别组织了座谈会，计有文艺座谈会、戏剧座谈会、学术座谈会,新闻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妇女座谈会等。 这些座谈会，每一至三个星期举行一次，讨论各部门的工作及文化政策诸问题，中共香港文委通过这种形式，加强了党与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和对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促进了香港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942 年 6 月 21日，周恩来曾就南方局领导香港文化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 报告说： 皖南事变前“香港文化活动只限很小的下层活动，自渝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开。” 7 月 3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央派人加强香港的领导力量，以开展与英美人士、华侨、各党派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与扩大民主运动。 9月 8 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加强香港工作，但目前中央派不出人来，仍由廖承志、潘汉年继续负责。 1941 年12 月 8 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同日，日本政府还颁布了对英、美两国宣战的天皇诏书，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12日，日军占领九龙。 早在香港沦陷前，日军就封锁香港、九龙江面，在香港处处设立关卡，严查过往行人，实行宵禁，全面清查户口，千方百计搜捕抗日人士。 日本特务机关还用内山完造的名字，在报纸上刊登启事，“邀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去谈话。 在香港的各大剧院，日军放映幻灯片，要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等人出来与他们合作。 香港沦陷后，滞留在香港的 800 余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以及国际友好人士，面临着被日本法西斯捕杀的危险。 为了保护他们，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1942 年初，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撤离行动。 太平祥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撤退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 同日，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 将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即刻派人告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告在柳州的左洪涛，要他们接待; 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社，戈宝权等来重庆; 对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团，转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 留港的少数人，必须符合秘密条件; 存款全部取出，一切疏散和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开支; 与港政府商定，如他们派军队护送人物及军火至海南岛，可送一批人去，并进行破坏日机场和仓库交通线; 派人帮助孙、廖两夫人和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 12月 9 日，周恩来又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央书记处，再次对撤退在港人员提出意见。同时，他还分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桂林统战委员会，指示他们做好接应及转送工作。 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组织在港同志投入工作，及时同南委、粤南省委、东江游击队、琼崖游击队、桂林统战委员会等取得了联系，并召集有关领导人等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下，撤离工作全面开始，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由东江游击队先遣队队员保护和带领，分四个方向先后离开香港。 他们有的从香港乘船到澳门，在澳门休整几天后，转到非沦陷区的台山、斗门一带，然后前往桂林等地; 有的则经荃湾、青山、元朗一线，进入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宝安县白石龙镇; 有的经沙田、大博、粉岭一线进入深圳; 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则从香港乘渔船，经长州到大鹏湾、葵涌一带或到海陆丰沿海地区，然后下船步行到游击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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