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将之后”是古典白话章回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类小说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群体。谈到这个群体，往往会牵扯到古典小说中一个颇显异趣的类别：家将小说。 这一概念在传统的古典小说分类中并不常见，而是由当代学者正式提出的类别：“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交错影响下，产生了不少描写家将英雄的小说，如薛家将、罗家将、杨家将、岳家将、呼家将、狄家将等，不妨称之为家将小说。”[1] 这一概念本身没有问题，无论是杨家将、岳家将，还是罗家将，它们都紧紧围绕着杨、岳、罗诸家展开描述。故事的主要人物，也往往是这个家族的核心。 《说岳全传》无愧是家将小说的代表之作，我们不妨就以《说岳全传》为例略作申说。《说岳全传》不仅描写了全书主要人物岳飞及其后人岳云、岳雷，也为很多配角人物附加了后人，比如韩世忠与韩尚德、韩彦直；董先与董耀宗；曹荣与曹宁；杨再兴与杨继周等。 这些英雄的后代人物在小说中往往被敷演成运筹帷幄的帅才，或是力敌万人的猛将，充满少年的勃勃英气。以前者论，岳雷是第二代岳家军的核心人物，他极少亲自上阵，但在书中却是岳家军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代表着岳飞忠义精神的传承；以后者论，我们常在书中见到“单人踹营”的情节，这类情节通常由少年英雄完成，比如岳云、韩彦直，而如陆文龙、杨继周等，都是小说后半段着力凸显武力的对象。 这种写法充分体现出家将小说情节模式套路化、程式化的文学特色。后人的出现，使得小说故事得以延续，在家将小说大都贯穿着忠奸斗争主题这一大的话语体系下，后代的出现造成了一种忠义不绝后的情节模式，迎合了读者与听众的心理需要，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文化的烙印。[2] 但是，因为过度套路式的情节以及形象的雷同，家将小说的艺术成就终究有限，其中名将之后群体的形象塑造与文学本身的关系也相对较远。而我们讨论的“名将之后”群体，从范围上讲要远远超过家将小说，它强调的是整个古典小说世界中的角色及其后人之间的传承关系，而不单单局限于某个单一的文本中。 家将小说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岳全传》中的狄雷，也被虚构成是狄青的后人，但像狄雷的形象终究还是太过模糊，他在小说中的形象建构是借助“八大锤”中的另外三人一起完成的，除了刚猛勇武之外，似乎再无其他特征。 而有些小说人物的“名将之后”身份，却寓有特殊的文学意味。《水浒传》中的杨志、柴进、关胜、呼延灼便是值得分析的例子。他们是同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又同时具有“名将之后”的身份：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柴进是后周世宗柴荣嫡派子孙，祖上有传国之功，家有御赐丹书铁券；关胜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关云长之后；呼延灼则是宋朝开国名将呼延赞之后。 就其小说中的地位而言，杨志、柴进是较为主要的人物，而关胜、呼延灼则相对次要，就其故事的位置而言，杨志、柴进的故事着重在小说前半段，而关胜、呼延灼则主要活跃于后半段。 不同于家将小说的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先祖皆非《水浒传》小说中的人物，也就不存在家将小说在单个文本内部凸显出的家族荣誉感，也就是说，“名将之后”在他们身上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身份象征，不会牵扯到家将小说创作时因家族文化熏染而不得不出现的“名将之后”。 此外，《水浒传》是世代累积型成书的典型作品，是自宋代以来就一直在敷演的宋江起义故事的整理、裁汰、加工、汇合。[3]这个特殊的成书过程决定了如果杨、柴、关、呼四人的“名将之后”身份是在《水浒传》写定之时才建立、确定下来的，那么这一身份的加入就倾注了写定者的某种观念，是最终定型的《水浒传》文本观念的体现。 所以如果说家将小说中的“名将之后”身份是一种对家族文化的强调和投射，那么《水浒传》中的“名将之后”身份就显然指向了另一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阐释空间。因此，我们如要讨论《水浒传》中“名将之后”身份的文学意味，须要先看四人的这一身份是如何一步步建构起来的。 我先把结论放在这里：这四人“名将之后”的身份，应是在《水浒传》文本基本形成时完成建构的。 在关于宋江起义的历史叙事中，并不曾见四人之名。不过，宋代有一些史料曾提到杨志和关胜的名字。余嘉锡先生对此已有很细致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史料如《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辑稿》中的杨志对《水浒传》中杨志的形塑起到的推动作用，甚至断言《靖康小雅》、《三朝北盟会编》等材料中提到的那个在种师道麾下统领选锋军的杨志，就是梁山泊起义军中的杨志。[4]不过，史料中的杨志形象与后来水浒故事中的杨志形象相去甚远，应不会成为说话和敷演故事的素材。 至于关胜，则是南宋初年的济南守将，《宋史》载：“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惩前忿，遂畜反谋，杀其将关胜。”[5]但这里提到的关胜是否就是起义军中的关胜，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真正从历史叙事中吸取的元素是很有限的，在寥寥的记述中，并无一语谈及“名将之后”。 当宋江起义故事进入民间并渐渐流传开来的时候，《水浒传》这部煌煌巨著也正式开始了它的故事建构。《水浒传》具体的成书时间不能确定，如果我们姑且把《水浒传》较为成熟和流行的时间段放在明代，那么水浒故事的流传时间就是在宋元两代，且以戏曲、笔记、话本等多种形式开始流传。 概括而言，宋代水浒故事以话本为主要载体，主要盛行于南方，提供的是故事的整体脉络，元代水浒故事则以杂剧为主题，主要盛行于北方，提供的是一些个人事迹。[6] 下面再以此为基础，对四人“名将之后”身份的建构再做考察。 在以话本为主的南派水浒故事中，《宋江三十六赞》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杨志、柴进、关胜都已经是起义军的成员，只有呼延灼在姓名和绰号上与后来的《水浒传》稍有出入——他被写作是“铁鞭呼延绰”。四人按照排名先后，顺序为关胜、呼延绰、柴进、杨志，其赞语分别为： 大刀关胜，乃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尉迟彦章，去来一身。长鞭铁铸，汝岂其人？风有大小，黑恶则惧。一噫之微，香满太虚。圣人治世，四灵在郊。汝兽何名？走圹劳劳。[7] 我们可以一一作出分析。 从赞语来看，呼延灼的形象参考了尉迟恭和王彦章的民间形象，史料中的尉迟恭和王彦章各自擅用的武器是马槊和铁枪：“敬德善解避矟，每单骑入贼阵，贼矟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矟，还以刺之。”[8]“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佗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9]因而使用铁鞭应当是民间流传的形象。 柴进的赞语则显然影响了《水浒传》中柴进的人物设定。所谓“黑恶则惧”，应是指其不问门第出身而广交天下豪杰，而在《水浒传》中，柴进曾帮扶资助过梁山上诸多好汉，可谓是梁山聚义的动力之一。金圣叹曾指出：“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10]这与赞语中的人物设定非常相似。 杨志赞语则影响了《水浒传》中的相关故事，用杨志绰号中的无名之“兽”来与“麟、凤、龟、龙”[11]四灵作对比，用“走圹劳劳”来喻指杨志的四处奔忙，颇类小说中杨志坎坷的经历。这些赞语虽然对《水浒传》中的人物设定与故事情节有一定的影响，但均未谈到人物出身和“名将之后”的身份特征。 以上赞语中，只有关胜的明确地指出他为云长后人的人物设定。余嘉锡先生言： 龚氏之赞皆就姓名、绰号字面牵合以成文，以此人姓关，遂曰'岂云长孙’，非真以为壮缪后昆也。水浒传即从此傅会，其实皆出臆造，无足深论。[12] 余先生这个观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默认了史料中的关胜就是梁山泊起义军中的关胜，但实际上，《宋江三十六赞》中提到的三十六人姓名，是否就是真的起义军头领名号，也仍然存疑，宋江起义的主要头领有三十六人，这在《宋史》、《东都事略》等材料中都已说得很明白：“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13]但龚圣与本人也说明：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14] 《宋江三十六赞》中提到的三十六人姓名也极有可能是民间流传、杜撰出来的，所以余先生以这样带有一些“史学癖”的视野来审视关胜，终归有些矫枉过正之感。 因此，关胜为关羽后人之说，虽系臆造，然以史料之关胜证此画赞中之关胜，则并不可取，关胜的“名将之后”身份，可以说是很典型地反映了街谈巷语所创造的宋江起义军传奇中对关胜的人物设定，在四人当中，关胜的这一身份也是最早出现的。 但是，关胜的这一身份并不固定，并没有成为传述水浒故事的说话人以及剧作家们的共识。 这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关胜自身的形象还有诸多不稳定的地方，比如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关胜就被写成是关必胜；二是在元代的一些水浒戏中，关胜也常常作为梁山好汉的一员出现，比如在《争报恩三虎下山》中，关胜的戏份就非常多，但是却没有出现任何一点关于他“名将之后”身份的信息，相反，他在剧中奉命下山打探消息，因患病没了盘缠，竟然“昨日晚间偷了人家一只狗，煮的熟熟的，卖了三脚儿，则剩下一脚儿。”[15]全然不是好汉行为。 至于其他三人，则并不像李逵那样，是杂剧作家们极其喜爱的人物，他们很少在元杂剧中出现，只有《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提到过杨志和呼延灼的名字，关胜也曾其中出场：“关胜同李俊……呼延灼、张顺、徐宁上……这一个燕青将面劈，那一个杨志头低。”[16]但这些作品都没有赋予他们“名将之后”的身份特征。 罗烨的《醉翁谈录》录有多种话本名目，其中和以上四人相关的应只有属于朴刀局段的《青面兽》一种，[17]胡士莹先生推测这可能是讲民间流行的杨志卖刀的故事。[18]但我们看不到话本原文，因而也就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具有了“名将之后”的身份。 由于像《青面兽》这样的话本往往只是演绎单个好汉的故事，不能反映故事全貌，因而像《大宋宣和遗事》这样完整述说演绎整个起义历程的作品才应运而生。[19]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四人都已是起义军中的重要成员，只有关胜和呼延灼在姓名上有些许出入——他们被写作关必胜和呼延绰。 这里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编创有极其丰富的民间传说作为基础，虽然小说的整体脉络有其独特的故事源流，但书中的诸多细节显然会受到其他类型的流传于民间的故事的影响，彼此之间有很多纠缠，《水浒传》就是其中的典型，就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传》而言，其中的故事就与三国故事、隋唐故事、狄青包拯的公案故事、五代故事、“中兴”故事有诸多交集，甚至受到神话故事与人物的影响。[20] 而小说中关、呼、杨、柴四人的先祖关羽、呼延赞、杨老令公、柴荣，恰恰都是说话艺人和小说家非常喜爱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也常常被写入话本、戏剧和小说中。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看到相关的材料就断言四人“名将之后”的身份一定不曾在民间流传，更何况还有关胜这样一个特例在前，但至少可以大胆地推测，四人“名将之后”的身份并不突出，即便有也终究不为小说家和说话艺人所关注，也没有在民间流传时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共识。 所以无论是以讲话为主要形式的南派水浒故事还是在以杂剧为主要形式的北派水浒故事，关、呼、杨、柴四人虽然已经被固定为宋江起义军中的成员，也出现在很多水浒故事里，但“名将之后”身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直到《水浒传》的编创者手中，这一身份才得到了强调和彰显。 因此，四人“名将之后”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浒传》文本本身的精神内蕴，是《水浒传》主题不同于其他水浒故事的表现之一。  三、“名将之后”身份在小说中的建构与解构 在上一节中，我们提出杨、柴、关、呼四人“名将之后”的身份是在《水浒传》写定时被赋予的，至少可以说是在小说写定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 但同时，小说又有意将杨志和柴进划为一组，在将他们“名将之后”身份建构起来的同时，又迅速消解了这一身份；而将关胜和呼延灼划为另一组，着力在小说后半段塑造他们“名将之后”的正面形象，这种前后对比的方式，成为我们审视小说主旨的一个维度。下面依此标准，对四人进行分组讨论。 《水浒传》对杨志和柴进“名将之后”身份的建构，主要表现在他们对自己这一身份的强调上，甚至我们可以说，小说文本有意将“名将之后”设置成他们身上的枷锁，左右着他们的行动。 《水浒传》前七十回的叙事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其中，有关杨志的小传并不长，只有十二、十三、十六、十七四个回目，但就是在这短短四个回目的故事中，杨志也经常会强调自己的名门身份，这既表现在他的语言上，比如初登场时对林冲、王伦的那一番表白：“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21]也表现在他的心理活动中，比如被赶出殿帅府后，独自在客栈内的思量：“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这一闪！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克剥！”[22] 杨志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丢失花石纲是落，进京寻门路是起；干谒太尉府是落，东京城卖刀复落，至梁中书礼遇是起，城中斗武再起，至接到生辰纲押送之令，又是一起，而旋即丢失生辰纲，则又是一落。 在此过程中，杨志始终忘不掉自己出身名门的身份，虽然经历世道的不公和政治的黑暗，他仍会因祖上的忠义而怀揣建功之心，他在大名府与索超比武时的勇猛作风，押送生辰纲过程中的谨小慎微，丢失生辰纲本欲自尽时，又想到：“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23]亦皆是背负祖上忠名外化为实际行动的表现。 相较于杨志的固执，柴进显得更加迂腐。尤其是失陷高唐州一节将所谓的“名门之后”对柴进的束缚展现得淋漓尽致。 柴进被高廉扣押时，张口便说：“庄客李大救主，误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打我？”[24]容本水浒在此处只批了一个字：“腐”[25]一语便道破柴进的迂腐之气。殊不知高廉仗着朝中高俅的权势，飞扬跋扈，无所不为，早已不把所谓的“规则”与“法度”放在眼里。 单在五十二一回中，无论是向李逵说明情由，还是安慰家嫂，无论是责问殷天锡，还是申斥高廉，柴进势必都要讲出自己有太祖御赐丹书铁券一事，经笔者统计，只这一回便前前后后说了七次。这是对既有规则的一种无尽的、病态的幻想。 相比之下，李逵的表现则更加率真爽朗，当他听说柴进要用丹书铁券打这场官司时，当即便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26]这番话说得精神一振，画出一个活脱脱敢于反抗现有黑暗秩序的铁牛形象。相比之下，更突出了柴进的迂腐与病态心理，这种病态，恰恰是受他的“名将之后”身份影响造成的。 但同时，《水浒传》一方面着力书写“名将之后”身份对他二人的心态、行动产生的影响甚至是束缚，另一方面也将这一身份进行消解。“名将之后”之于柴进而言，是一种权力网络（国家）和既定规则（相关制度，包括现行制度和祖宗之法等）的象征。这一身份对柴进的束缚，是指柴进对国家权力运转的心存侥幸和无尽幻想。 按照旧制，柴进乃前朝皇室宗亲，祖上有禅位让国之功，本人更有丹书铁券护身，本不该受刑，更何况在整场官司中，若要论罪，李逵杀人自是犯法，但柴进自始至终都是无罪的。 正是这两点给了柴进一种虚妄的底气和自信，也是他七次强调自己有丹书铁券的原因。但实际情况是这种既定的规则在高廉和殷天锡这里早已形同虚设，李逵的话便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名将之后”的身份不但没有成为柴进的护身符，反而也在既定规则被破坏的情况下成为了“空头支票”。 杨志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细读文本，便会发现杨志虽然出身将门，但从他登场伊始，小说作者便在建构起杨志“名将之后”身份的同时，也将这一身份迅速消解。 出身名门的杨志，以一个江湖游侠的形象登场：“只见那汉子头戴一顶范阳毡笠，上撒着一把红缨，穿一领白段子征衫，系一条纵线绦，下面青白间道行缠，抓着裤子口，獐皮袜，带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条朴刀。”[27] 这样的形象与他后来自述的三代将门之后格格不入——登场时，小说作者就已暗示了杨志的颠沛流离与时乖运蹇。从行李被抢上梁山，杨志请求众人还他行李开始，杨志的“名将之后”身份甫得建构，便又立刻被解构，后文经过落魄卖刀、丢失生辰纲、气急败坏要寻死的三层叙述，更是将这一身份彻底消解。 这种描写的解构性在与小说对关胜和呼延灼的描摹对比中得到呈现。与杨志和柴进不同的是，关胜和呼延灼虽同为出身名门，但“名将之后”的身份并不是他们两人的枷锁，而恰恰是小说赋予他们的最为突出、甚至也是最为得意的身份象征。 《水浒传》从第四十七回攻打祝家庄开始，整体上已渐渐从人物的个人故事转向对较大规模的军事作战的描写。呼延灼登场于五十五回，关胜登场于六十三回，两人并不是像鲁智深、林冲、武松那样有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故事背景的人，而是从登场伊始便始终与大规模的军事作战紧密相连。 书中并不多见二人的单独、细致刻画，而常见二人作为军中主将，领兵出现于阵前，“将门之后”的身份特征在他们身上得到延续。前文提到杨志是以一个游侠的形象登场的，而这里不妨对读一下关胜和呼延灼的出场。 关胜出阵时，是“汉国功臣苗裔，三分良将玄孙。绣旗飘挂动天兵，金甲绿袍相称。赤兔马腾腾紫雾，青龙刀凛凛寒冰，蒲东郡内产英雄，义勇大刀关胜。”[28] 呼延灼登场时也是“开国功臣后裔，先朝良将玄孙。家传鞭法最通神，英武惯经战阵。仗剑能探虎穴，弯弓解射雕群。将军出世定乾坤，呼延灼威名大振。”[29]对比之下，可见杨志已全然不像是一个名门之后的样子，更像是一个游民或者说是游侠。 外貌只是一方面，《水浒传》对关胜和呼延灼“名将之后”地位的突出主要还是借两人的种种表现得以实现的，其中又以关胜尤为突出。 小说着力塑造的是关胜的勇武。不过，“勇武”并非只是简单的武艺高强，而是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常写关胜斩杀敌方主将，比如斩杀辽国兀颜统军，征方腊时斩杀苏州元帅邢政、常州统制官钱振鹏、殿帅府太尉郑彪，小说特别运用了如“使转神威”[30]等词，以彰显其勇。 二是在武勇描写中逐渐突出关胜不怒自威的震慑力，小说特别描写杀死梁山军五员悍将的南国元帅石宝与关胜交手三次，关胜皆能全身而退，到最后乌龙岭一战时，小说写道：“石宝见是关胜，无心恋战，便退上岭去。”[31] 石宝此前面对梁山军几乎没有败绩，而此时面对关胜，却是无心恋战，这反映出在小说家眼中，关胜本身就应该像关羽一样，近乎神化，有天然的威严与威慑力。 三是在武勇描写中赋予其忠义特质，这突出表现在关胜降水火二将中。这一回中，关胜方降梁山不久，便主动请缨前去对敌水火二将：“关某自从上山，深感仁兄重待，不曾出得半分气力……小将不才，愿借五千精兵，不等他二将起行，先往凌州路上截住。”[32]这是知恩图报之举；对敌单廷圭之时，“关胜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声：'下去！’单廷圭落马。关胜下马，向前扶起，叫道：'将军恕罪。’”[33]这是以礼服人之举；招降魏定国时，魏定国点名要关胜亲自前来，“关胜见说，便道：'大丈夫作事，何故疑惑。’便与单廷圭匹马单刀而去。林冲谏道：'兄长，人心难忖，三思而行。’关胜道：'好汉作事无妨。’”[34]这是以信义服人之举。 可见小说在塑造关胜形象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其向先祖关羽靠拢，在武勇之外，赋予其忠信节义之特质，试图创造出一个梁山军中的“关公”。就连目光苛刻的金圣叹，也说道：“人即多疑，何至于疑关胜？”[35]足可见《水浒传》中关胜形象的突出及其与关羽形象的融合趋向。 而呼延灼也是如此。他和关胜一样，同为马军五虎将，也有独当一面之能，在《水浒传》后半段以军事战争为主要情节的叙事中，表现得同样十分亮眼，特别是他大战韩存保一节，写得尤其详细精彩，不过这里为了突出和杨志的对比，我想着重说一说二人落难之后的一些行为。 这些行为更能够体现出呼延灼“名将之后”身份的强化。呼延灼兵败后，尚在寻思投去青州知府那里，再寻机引兵报仇，虽是助纣为虐，但观其客店中使唤小二之桥段，先是说：“我是出军的人，但有歇处便罢”，后又言：“我是朝廷军官，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与我喂养这匹马，是今上御赐的，名为踢雪乌骓马。明日我重重赏你。”[36] 一板一眼，终不失大将风度，与之相比，同样落魄的杨志显得愈发狼狈，他没有盘缠，却还是要：“若不得些酒吃，怎地打熬得过。”还诓骗曹正之妻说：“少停一发算钱还你。”想到今后出路时，也是说：“王伦当初苦苦相留洒家，俺却不肯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因此踌躇未决，进退两难。”[37] 在这样的对比中，我认为“名将之后”的光环在柴进和杨志身上显得不是那么光鲜，也不太为人称道。 《水浒传》对杨志、关胜、柴进、呼延灼四人“名将之后”身份的建构与解构有其独特的文学内涵，本节即试对此展开讨论。 这种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不由得会令我们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于法国的解构主义批评。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需要非常小心，因为中国的小说有其独特的成书环境，往往又与历史密不可分。 前辈学者早已指出，小说研究应该解决文与史、考证与立论、客观材料与文学感悟的关系问题。[38]这确然是洞见。但我们在第二节已讨论过，四人“名将之后”的身份是在《水浒传》写定时成为共识、得到固定的，因而这一身份蕴含的文学意味也就能较为直接地体现《水浒传》文本本身的内涵。在解构主义批评中，话语不向真实负任何责任。[39]在文本诠释过程中，诸种含义是并陈甚至是对立的，[40]这些构成了解构主义批评的基本内涵：任何文本都不具有确定的意义。它本质上强调的是读者对文本进行解读与诠释的多样性与极高的自由度。 用这种观念来审视《水浒传》中的“名将之后”身份，我们可以说这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的确能够体现这一身份蕴含的多重意涵，但我认为，多重意涵并未造成小说主题的不确定性，反而最终又有共同的旨归，这也构成了《水浒传》的终极命题：批判性。下面展开详论。 在上一节中，文章讨论的是“名将之后”身份在杨、柴、关、呼四人身上不同的表现。出现于故事前半段的杨志与柴进，他们“名将之后”的身份在建构的同时又在节奏极快的叙事中被消解，而出现于故事后半段的关胜、呼延灼，小说则有意使其与先人同化，不断强化他们身上“名将之后”的身份特征，包括勇武、忠义、大将风度等。 所以在这一节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围绕“名将之后”的身份，这种前后差异甚至显得有些对立的话语表达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要从《水浒传》的忠义观与招安问题谈起。应该说，梁山一百零八人大部分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们齐聚梁山皆以反抗压迫作为共同的基础，但在此基础上，不同出身的人又有不同的诉求，其主要分歧在于梁山的最终出路该引向何方：这就是研究《水浒传》时绕不开的招安问题。 梁山上大致可以分为招安派和反招安派两个派别，关胜、呼延灼这样的朝廷降将，包括他们的大哥宋江，都是招安派的人物，而像武松、鲁智深、阮氏三雄、李逵这样出身低微的人，基本都是反招安派的人物。 余象斗说：“尽心之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41]可见“忠”和“义”是《水浒传》的两条逻辑线索，前者指向的是铲除奸佞、廓清寰宇、匡扶君上的政治理想，是个人与朝廷的关系；后者指向的是江湖世界里的道义、正义，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组概念在《水浒传》的世界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但并非不可调和，我们可以看夏志清先生的这一段论述： 因此这本小说一方面有意肯定了忠贞公正的理想，描述这班草寇怎样忠于王室，即使是在暂时的不满情况中，他们的忠心耿耿仍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几个著名的英雄和他们的集团必须被看作是社会动乱与施虐行为的根源。[42] 以反招安派人物而论，他们的许多行为遵从的是内心的道德判准和理想，比如阮氏三雄追求的是“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43]这样朴素简单、无拘无束的物质生活，因而会有劫取生辰纲之举，武松、鲁智深追求的是伦理纲常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会有诸多惩恶扬善之举。 以招安派人物而论，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决定了他们必然具有忠君的思想，所以我们会看到宋江经历了诸多苦难，仍然不肯轻易落草，但招安派人物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替皇帝扫除奸佞，拯救黎民于水火。 从这一点上讲，两派人物的追求是有一致性的，他们都追求社会上的正义、道义，目的都在于拯救社会的弊端，只不过在追求这一理想的过程中，招安派人物会将其付诸于更加具体的“忠君”行为，而反招安派则注重个人能力的展现，其故事更多地展现社会如何压迫以及他们如何反抗的过程。 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水浒传》想要强调的一个主题是：由于社会积弊已久，即使是怀揣着忠君理想的招安派人物，也不得不采用先落草后招安这样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更遑论这些江湖气息更重、对朝廷疏离感更强的反招安派人物了，因此社会的动荡甚至是血腥的杀戮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天道不彰的黑暗现实。《水浒传》想借助这样的话语，实现小说本身强烈的批判性。 基于对忠义和招安这样的认识，我认为以《水浒传》的整体脉络而论，大致以攻打高唐州为界，前半段着重以好汉个人故事展现反招安派人物受到步步压迫而践履正义的故事，后半段则着重以大规模的军事战争描写展现招安派人物实现忠义的过程。而“名将之后”这一身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就是作为一条脉络、隐线，为我们生动展现了这两个层面的故事特征。 以柴进故事论，殷天锡、高廉的飞扬跋扈和有恃无恐是对既定规则的破坏，进而衬托出权力网络的种种疏漏和弊端，在柴进的病态幻想和李逵的天然率真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中，读者会痛惜于柴进的迂腐，但也会愤怒于目无王法的高廉和殷天锡。 杨志的故事则充分反映出他最在意的祖上之名一次又一次在心底被唤起，却一次又一次被践踏；理想一次又一次重燃，但一次又一次被毁灭的过程，杨志对先祖之名的强调，也就是小说文本对“名将之后”身份的建构过程。所以杨、柴二人对“名将之后”身份的看重以及不切实际的病态幻想，与这一身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践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对比，突出的是既定规则的破坏，背后的根源自然是上层出现的漏洞——奸邪弄权。杨志和柴进对“名将之后”身份的强调越是显得迂腐可笑，小说对社会弊病的批判也就越深。 从另一面来说，小说也表达了追求平等的愿望，并借助“名将之后”身份的消解得以实现。杨志最终与曹正、鲁智深一同打上二龙山，这一行为意味着他对“名将之后”身份彻底的抛弃。 这种抛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心理变化过程。拜访高俅失利，误杀牛二，一桩桩困难落到杨志头上，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个身份，依然在想如何建功立业，当他以罪徒身份在大名府得到梁中书赏识后，更是觉得自己的政治生涯要迎来转机。 但这一切都随着生辰纲的丢失而彻底覆灭，他在听到有二龙山这个去处时，显得是那样果断决绝：“既有这个去处，何不去夺来安身立命。”[44]他显然已接受放弃“名将之后”身份的现实了。 来取走生辰纲、彻底夺走杨志“名将之后”身份的是晁盖七人，他们与杨志的矛盾，按理应该就在此时埋下，杨志应该对晁盖七人心存成见才对，但在后来三山同归梁山时，这一矛盾却被忽略过去了。 这个现象颇为有趣。我们看到在2010年翻拍的电视剧《水浒传》中，编剧似乎捕捉到了这个“缺漏”，因此把这一段故事改编得十分曲折，杨志在剧中甚至劫持宋江，逼吴用换命以显诚意，这就是为了突出杨志与以晁盖为首的梁山人的矛盾。 这个改编从营造戏剧冲突的角度讲是成功的，因为它使得情节更加曲折复杂，但却忽略了《水浒传》文本中的内涵。杨志与晁盖七人在黄泥冈上的对峙，实际上是官与民的矛盾的一种缩影。 杨志丢掉生辰纲，放弃了“名将之后”的身份，也就放弃了“官”的身份。因此在写到三山同归梁山一事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再去提这个矛盾，这恰恰寓意着小说追求平等、正义的美好愿望。所以小说在借助“名将之后”身份强调官逼民反的同时，也借助“名将之后”身份的消解阐释着官民一体、官民平等的愿望。 随着各路好汉慢慢汇聚梁山，故事的重心也发生转向，开始以军事战争为对象，描写以招安派为主导力量的梁山践行忠义的过程。这个时候，小说就不再去写“名将之后”身份如何在社会的压迫下解构，而是要借助这一身份中“名将”本身具有的正义性来赋予梁山军以忠义的特质。 关胜的相貌、装束、武器、马匹都与关羽无二，且行事作风重情重义，战时又能独当一面，这些都与关羽非常相似，呼延灼也是同理，小说中他的先人是呼延赞。呼延赞的形象本身就颇具传奇色彩：“具装执鞬驰骑，挥铁鞭、枣槊……绛帕首，乘骓马，服饰诡异。”[45]到小说《北宋志传》中，也有一段占山为王、等待招安的日子。 可见二人形象十分接近，彼此纠缠。所以，《水浒传》是有意将关胜和呼延灼的形象向其先祖关羽和呼延赞靠拢、捏合，并通过战争描写将其勇武、重信、具有大将之风等特点进一步强化，将其形象树立起来之后，却又在征方腊的高潮之后将其一下推向幻灭，借以达到批判天道不彰、奸邪弄权的目的。 小说结尾，呼延灼后来对抗金军，杀至淮西阵亡，这一桥段被移接到了《说岳全传》中，并加以发挥，杜充献了长江，高宗奔逃，呼延灼才复出迎战，虽杀杜充，却死于兀术之手，想来若无杜充献长江，呼延灼也不致阵亡，而钟伯敬评本中的关胜，与前揭史料中刘豫手下那名叫做关胜的将官命运相同——不愿降金，竟为所害，应是合二为一之举。这种设置，正是小说在征方腊的高潮过后忠义之感的延续，也是对忠良遭害之现实进行批判的余音。 作为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水浒传》的文本内涵并不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层次的。郭英德先生曾提出《水浒传》的三重寓意：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忠义之烈。[46]若以此观点审视《水浒传》，那么《水浒传》对杨、柴、关、呼四人“名将之后”身份的书写，分别体现了官逼民反和忠义之烈两大主题，而又共同归结到小说深化社会批判的终极命题上来。 小说巧妙利用了“名将之后”身份本身就具有的正义性、正当性及可能涵盖的种种“特权”（比如柴进的免刑；关、呼等人的威望等），但放之于杨、柴、关、呼四人身上时，又有着不同的叙事重心。 在杨志和柴进身上，小说通过两人对这一身份的强调与幻想完成“名将之后”身份的建构，又用残酷的现实完成了这一身份的解构，在对比中突出官逼民反，也呼吁了官民平等，实现对奸邪弄权、天道不彰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批判，是小说前半段注重好汉个人不平故事的书写的体现；在关胜和呼延灼身上，小说则是有意捏合他们与先人的形象，试图营造出一个梁山军中的“关羽”和“呼延赞”，从而赋予这支军队以忠义特质，是小说后半段试图书写以招安派力量为主导的梁山泊如何践行忠义的表现，但同时，小说又以悲剧性的笔调，在故事的高潮到来之后，没有回避严酷的历史真实，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理想的幻灭，[47]深化了对社会的批判力度。 作者一方面要让自己深爱的英雄们接受招安，另一方面也基于对朝廷腐败的清醒认识而深知招安终不能补救时弊于万一，[48]因此走向悲剧，是一个必然结果，也即郭英德先生所说的“忠义之烈”。 对“名将之后”身份的讨论旨在将其作为一种窥探小说叙事的线索和表达主题的视角。可以说，在《水浒传》中，杨志柴进与关胜呼延灼“名将之后”身份的不同书写，反映了《水浒传》前后故事不同的叙事重心，也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忠良蒙难的黑暗现实。 [1] 谭邦和：《明清小说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2] 黄宇新：《漫话明清家将小说》，《文史知识》2011年第5期，第85页。 [3]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第319页。 [4] 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30页。 [5]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3793页。 [6] 胡以存：《南、北支水浒故事与〈水浒传〉成书》，《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3期，第68页。 [7] 周密：《癸辛杂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1-83页。 [8]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496页。 [9]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47页。 [10] 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第229页。 [11]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25页。 [12] 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40页。 [13] 王偁：《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第886页。 [14] 周密：《癸辛杂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页。 [15]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16]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17] 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页。 [18]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4页。 [19]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6-587页。 [20] 这一话题，侯会先生已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见其著：《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71-275页。 [2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22]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57页。 [23]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09页。 [24]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94页。 [25] 《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74页。 [26]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92页。 [27]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28]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51页。 [29]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727页。 [30]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87页。 [3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59页。 [32]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81页。 [33]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88页。 [34]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89页。 [35] 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第1444页。 [36]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757页。 [37]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10-212页。 [38] 戴云波：《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第160页。 [39] Roland Barthes, S/Z. trans. Richard Miller, Hill and Wang, 1974, p.80. [40] Paul de Man, Blind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Routledge: 1983, p.28. [41] 余象斗：《题〈水浒传〉叙》，载《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42]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0页。 [43]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 [44]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45]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9488-9489页。 [46] 郭英德：《〈水浒传〉的三重寓意》，《文史知识》2003年第9期，第26页。 [47] 孙一珍：《〈水浒传〉主题辨》，《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第122-123页。 [48] 张锦池：《〈水浒传〉考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