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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点评 民间剪纸是学界较早关注并开展研究的对象。一方面，相关研究近年来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如何从新的视角入手，更新对民间剪纸的认识也成为新的挑战。本文作者没有孤立地对剪纸作品进行形式、工艺、审美、内涵的分析，而是发现了胶东地区民间剪纸系统化的特征，从窗花系统的视角切入，去探究这种视觉形式的呈现规律、构成要素、应用场景及其背后的形成动因。这种视角的切换，有助于我们从系统性的维度去重新认识剪纸这种民间艺术，并结合地域性的审美倾向去理解其形成机制。对于从事同类研究的学者而言，本文的视角与思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赵毅平） 孟宪平 山东艺术学院
内容摘要：“窗花系统”指的是胶东地区特有的一种民间剪纸现象：由于窗花、窗裙等剪纸类型审美化和扩大化，造成艺术性较高的各种剪纸围绕窗户展开，形成色彩斑斓、意味隽永的棂窗剪纸群。窗花系统的出现，是清末民初胶东地区民间剪纸审美性扩张的表现，既具有地域特征，又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对胶东民间窗花系统的形态、审美内涵、构成要素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窗花系统、胶东剪纸、窗裙、窗染花儿 胶东民间在喜庆节日张贴剪纸的习俗十分普遍。清末民初，胶东西北地区蓬莱、黄县、掖县、招远一带民间剪纸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传统。上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兴起的民俗和民艺研究对胶东剪纸传统颇有关注，并逐渐展开研究，涵盖了地域风格、图像意涵、类型流布等多方面。[1]不过，由于材料缺乏或者视角限制，研究者一般忽略了各种剪纸类型在原境中组织和呈现的状态。实际上，只有将剪纸放置到特定时空语境中加以审视，它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充分展示出来。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发现了清末民初胶东剪纸的一个重要特点：群集性呈现方式。本文把这种方式称为“窗花系统”或“棂窗剪纸系统”。这个概念指的是：胶东民间剪纸发展中，由于窗花、窗裙等剪纸类型的审美性扩张，造成艺术性较高的各种剪纸图像围绕窗户展开，形成一个色彩斑斓、有机而完整的棂窗剪纸群。审美性既包括注重视觉美感的“装饰性”，也包括通过造型和叙事传达意涵的“绘画性”。胶东窗花的系统化，正是在视觉呈现和意义表现两个方面积极扩张所产生的结果。虽然缺乏早期民间剪纸张贴原貌的图像资料，但学者的有关描述能够补充我们对胶东剪纸真实状态的了解。比如，学者叶又新于1945年亲赴胶东23个县搜集窗花剪纸，就已注意到了棂花、窗心、窗角、花边、气孔、窗签、花灯等多种表现形式，认识到窗花构图要遵循特定的形式要求。[2]1990年，莱州学者在介绍本土剪纸风格的时候，也提到莱州剪纸多具有“写实手段”和“系统成套作品”的情况。[3]近些年来，随着胶东剪纸研究的展开，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本地窗花类型多样、体系性强的特点，并逐步对“八仙”“老鼠嫁女”“百子图”“窗裙类型”等成套图像展开研究。不过，对于胶东窗花系统的真实形态和意涵，还缺乏更为具体可信的解释。窗花是民间剪纸艺术性较强的类型。在一般观念中，窗花就是或大或小的单体图形，粘贴到窗纸上产生独立的欣赏价值，窗花图像似乎总是能够独立地起到装饰和表意作用。而在传统民间生活中，不同窗花之间、窗花跟窗体之间的组合关系却是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民初的胶东西北地区，窗花艺术的发展突破了单一图形装饰的水平，剪纸体量扩大，品类增多，不同类型剪纸围绕窗体组织在一起，形成富有秩序感和逻辑性的窗花剪纸群，显示出胶东窗花的审美性发展到新的水平。窗花系统的基本结构，可参见2017年烟台美术博物馆“大美民间：胶东民间窗花剪纸艺术展”中提供的一幅效果图。[4]（图1）不难发现，跟常见的在窗纸上单独而分散的张贴方式不同，整个窗体实际上已经被各种类型的窗花覆盖和包围，给人一种多姿多彩、繁花似锦，同时又富有秩序感的视觉效果。
1. 胶东窗花系统基本结构， 烟台美术博物馆“大美民间”窗花剪纸展效果图 其二，以棂花、窗心、小花、角花等为主的“窗纸平贴部分”；其三，以窗旁、窗顶、窗框子等为主的“墙体平贴部分”；其四，斗鸡花、窗风、窗唇、墙花等功能各异的附属部分。四个部分的组合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秩序感：有动有静，有内有外，左右对称，上下有别，引发观者强烈而丰富的审美体验。（图2）
2. 胶东窗花系统结构示意图：不同剪纸类型围绕窗体展开， 形成有机的窗花剪纸群（ 作者自绘） 胶东“窗花系统”是民间审美意识自发扩张的产物，其构成并不受固定法则的约束，可以做自由组合，有各种不同变体。窗花系统的变化跟各种因素有关，如窗户形制的差异，剪纸人审美趣味的雅俗、身份和经济条件等等。招远李瑞欣剪纸馆的窗花剪纸系统就是一例。[5]（图3）为了达到更好的装饰效果，这个窗户使用了形态和色彩极为繁美夸张的窗裙，窗子两旁悬挂了由镜框装饰的彩色木版年画。在窗体中，除了常规的窗心、小花、角花，还在整个窗框的实体周沿装饰有枣红色的“窗框子”，在每扇窗的透光周沿装饰有黑白色的“窗边子”。由于窗户位于炕侧正上方，窗花的下框跟炕围子的红黑相间的边框连为一体。在黑白灰的骨架中，以金色、红色、黄色为基调的纸艺图案显得既热烈又雅致，极为繁密的各式图案引发人无尽想象。整个窗花系统给人以绚烂华美的感觉。
3. 胶东“窗花系统”实例：烟台招远李瑞欣剪纸馆窗花布局和视觉效果 窗花系统反映了窗口在胶东百姓审美生活中的重要性。胶东传统民居大多封闭严实，窗棂细密，窗小而深，以抵御寒风和冷气。民居室内外反差大，内部空间黑暗幽深，由窗户获得的光照就显得极为强烈。在室外阴晴变换的背景中，窗花色彩和造型呈现出耀眼的光芒，观感变幻不定，引发惊奇和想象，使得窗花比其他剪纸更容易引发强烈的视觉和心理感受。窗花系统的构成模式是胶东百姓审美心理需求的体现。其中，窗裙从窗顶部的窗楣自上而下悬挂飘动，尺度庞大，覆盖整体，装饰性最强，对于整体的气氛营建和结构生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窗纸平贴的窗花部分，则最具艺术匠心，戏曲、传说、生活、风景等万般物象皆能精雕细琢、生动传神，故最具有审美观赏价值，无疑是窗花系统的核心。墙体平贴部分则把窗户四周的实体部分进行装饰，强化了窗户的特殊意义，扩大了窗花系统的表现范围。而其他细节附属部分，各有其特殊的功能和趣味，使得视觉效果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从民间剪纸的性质来看，窗花系统应该是一种无意识自发建构的结果。不过，按照艺术形式的一般理解，引发这种无意识倾向的很可能跟民间百姓的自我、神灵以及世界观念有关。比如，窗花系统各部分的命名就给人一种“人格化”图像的心理体验。像窗“心”、窗“顶”、窗“裙”、窗“旁”、窗“腿”、窗“唇”等，诸如此类的概念本身就把窗花比喻成“人”的意象。窗裙如同人的华装，故表现为繁密华美、摇曳多姿。心是人灵魂所在，故窗心最富有匠心，精雕细琢，耐人寻味。胶东棂子窗上下有别，上贴窗心，下贴长条棂子花，俗称窗腿，上下呼应，暗合人情。用人体和方位命名窗花，有助于建立有机整体的窗花观念，不同的窗花因其位置而获得特定的表现形式和内涵。除了自我意识，窗花系统意涵还可以从外在的审美生活得到理解。调查中发现，胶东民间剪纸艺人常从看戏的经验理解窗花。从视觉感受来看，窗花系统确实能够给人观看“戏曲演出”的心理体验。（图4）窗裙是第一层，如同舞台的匾额和幕布。窗旁和窗顶张贴于窗户凹进部分的周边内沿，如同舞台的台口。窗前贴挂的会活动的斗鸡花，如同正剧开演前插科打诨、活跃气氛的小丑。[6]窗体的窗花群如同上演的剧作曲目，极尽丰富精妙之能事。而窗棂和窗外模糊的自然则形成了舞台的支架和背景。窗花系统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戏曲演出的遐想，窗花的核心内容也往往以戏曲故事为题材。实际上，胶东窗花中体量最大、技巧最高超、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大多为戏曲窗花，由此可见戏曲演出在胶东百姓心中的地位。清末民初，民间戏曲在胶东流行，逛庙会看戏是最有吸引力的文化娱乐。胶东民间遍布戏台，胶东戏曲剪纸尤其善于将戏出情节跟戏台场景做组合表现。（图5）无疑，这种独特的看戏经验成为百姓心目中审美表现的原型，并迁移到窗花剪纸组织的系统性理解之中。
4. 胶东传统民间戏台和看戏经验示意图：窗花系统结构观念的原型之一（作者自绘） 
5. 胶东剪纸《狸猫换太子》，其“戏台”和“ 戏出场景” 组合结构跟窗花系统极为相似 民间信仰是百姓世界观念原型更为深刻的来源。不难看出，完整的窗花系统能够引发某种“神圣图像”的心理体验。八仙过海、龙王仙姑，各路神圣是窗花造型不可或缺的主题。在高度秩序化的空间关系中，神祇造像在窗花系统中展开，让人很容易想起过去胶东民间供奉神灵、祖先的场景或图像。明清之际，胶东民间信仰繁多，百姓创造了各种祭祀和崇拜形式以实现丰富多彩的信仰风俗。代表性的如高密扑灰年画《家堂》，以一种高度秩序化的图像模式表达祖先崇拜的观念。（图6）再如青岛仙姑庙、烟台阳主庙中祭祀主神的殿内场景，也具有高度类型化的严整布局。（图7）这些视觉经验形成了百姓心目中的“神圣图像”的观念。此类神圣图像往往都有跟窗裙类似的帷幔；场景中心是由人物、神灵以及环境背景构成的主画面；图像高度对称，前后空间层次清晰，中心跟周边主次分明；外部空间的秩序性和庄重感跟内部形象的生动性和自由感相映成趣。显然，这是胶东百姓潜意识中世界观念的审美性建构。
6. 胶东民间扑灰年画《家堂》结构示意图，窗花系统“神圣图像”原型之一（作者自绘） 
7. 胶东传统民间阳主庙和仙姑庙结构示意图， 窗花系统“神圣图像”原型之一（作者自绘） 窗花系统中最具胶东特色的是窗裙。窗裙的出现和演变，对于窗花剪纸的体系化和审美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窗裙或称窗签，一般形制类似门笺，可以看作悬挂在窗楣上的挂笺。[7]传统挂笺是较为典型的民俗剪纸，源自古代的幡胜、彩胜、春幡，跟祭祀礼仪和祈福纳祥相关，随节日民俗活动而生灭。然而，窗裙打破了挂笺的固定形制，通过数量、高度、图案、色彩的变化，使得审美性大大提高。虽然挂笺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但这种具有较强审美性且在窗花系统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窗裙，却是胶东所特有的。窗裙对于窗花系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一，窗裙是一种动态结构，又称窗飘，悬挂在窗楣，下面的吊穗玲珑剔透，随风飘动，为静态的棂窗剪纸增加了运动维度。其二，窗裙是一种覆盖性结构，又称窗围子，处于整个棂窗结构的最前面，下面覆盖着窗楣、窗棂、窗花，从前往后变成了一种有空间层次的结构。其三，窗裙体量庞大，横贯窗体，视觉效果强烈，为整个窗户奠定了一种整体的色彩基调。其四，窗裙装饰有丰富图案，造型生动，主题鲜明，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跟窗纸上的窗花图案形成意义呼应和联系。另外，窗裙制作也比一般剪纸复杂得多，分成多种程序，可以由多人合作完成，因而从设计图样到完成，表现出十分清晰的思维逻辑，这种制作和思维方式跟窗花系统的审美感受是十分契合的。窗裙的审美性扩张，可以从它的绘画性装饰和对窗帘帷幔结构的形态模拟中看出。民俗性窗裙的基本格局类似门笺，是一组各自独立而并列的竖条状结构。随着审美趣味的发展，民间百姓和画工开始在窗裙中剪刻和绘制复杂图像，表现出极强的绘画性。与此同时，窗裙形制也发生改变，表现出明显模拟窗帷结构的倾向。窗帘和帷幔早在秦汉之际就已出现，使用柔软而精美的纺织品分割或遮挡空间，不仅有隔热、挡风、调光之用，还能产生幽深、闲雅、朦胧的美感。研究发现，有的窗裙两侧加长且尾端收紧，就像平掀类窗帘的收束状态；有的窗裙上下分割，上端左右连缀为一体，如同传统窗帘的楣幔；有的窗裙还装饰有各种形态的吊穗，很像用于捆绑、固定帷幔或窗帘的绶带，或者是用于装饰的香囊或璎珞。莱州剪纸艺人陈淑香复制和呈现了传统窗花的整体效果，可以看出窗裙形态对窗帷的模拟性，及其在窗花系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图8）
8. 莱州剪纸艺人陈淑香制作的窗裙，形似窗帷， 描绘戏曲图案， 成为窗帘系统的核心元素 跟窗裙一样，构成窗体平贴部分的窗花剪纸也显出较强的系统性。比如，虽然棂子窗在北方各地都常见，但在胶东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窗越”剪纸。窗越类似国画条屏，形式因棂条而分离，但各棂花共同构成完整的复杂图像，用以表现民间传说、戏曲故事、自然景观等，绘画性极强。（图9）至于格子窗，胶东民间则发展了一系列“百幅图”：百子图、百蝶图、百虎图……此类图像虽然形式小巧而独立，但每个形象都是在同一主题下极尽变化之能事，显示出极强的逻辑性和扩张性。而胶东流行的《老鼠嫁女》剪纸，则把这种百幅图思维扩展到了拟人化的叙述想象中：通过对宏大的婚礼场景的合理想象，创造了富有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剪纸图像。
9. 窗越《高山流水》，又名《伯牙遇知音》，胶东蓬莱、栖霞一带传承性剪纸图像，曲青棠收藏
窗花剪纸在年节使用较多，一般采用吉祥图案达到装饰和渲染气氛的效果。相比之下，胶东窗花系统通过不同内容图像的并峙和组织，产生了相互映衬、互文的综合剪纸图像。在李瑞欣窗花系统中，窗裙是由“天仙配”“断桥会”等戏曲人物加之金鱼、花鸟、狮子绣球等图形组织起来的连续画面；窗心则是由凤凰、牡丹、蝴蝶等组织的单体图案；角花为喜鹊登梅的变体；而窗边和角花的“平安”“和顺”“富贵”“荣华”等，则表明了多样而综合的主题。由此可见，通过打破单一剪纸图形限制，剪纸系统能够将合卺、福禄、寿喜等多种主题综合为一起，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全景式的理想人生意象。窗花图像的系统性跟胶东窗花的创作方式有关。研究发现，清末民初之际，胶东剪纸有显著的文人化和专业化倾向：文人画家参与剪纸图案设计，年画作坊兼做剪纸生意，以家庭为单位的剪纸作坊出现，剪纸从过去的民间女红发展成为专门的行业。文人画家和专业艺人参与剪纸创作，使得胶东窗花的设计性、绘画性和技术性大大增强。比如，蓬莱开始出现构思巧妙、意味隽永的文人剪纸，其中不少作品都有较为复杂和宏阔的构图。招远窗裙的专业化生产最为典型，画工善摹文人画风，设计的窗裙类型达二百余种。[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胶东西北地区黄县、招远、掖县等地发展出一种将绘画技法融入到剪纸制作中的技术——“勾绘染色”法。这种方法把过去单纯的剪刻之工，变成一种融合了线条勾勒和色彩图绘的综合造型手法。这种手法不仅应用于窗裙，还应用于窗心和棂花（窗染花儿）之上。在此基础上，胶东窗花系统变得色彩斑斓，极大提高了图像的装饰性和审美表现力。综上所述，窗花系统是民间剪纸发展中十分独特的现象，具有鲜明的胶东地域特点，也反映了民间剪纸在清末民初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倾向。一般来说，民间剪纸具有民俗性和艺术性双重特征。不过，在清末民初，民间剪纸普遍出现了民俗性减弱而艺术性增强的趋势。胶东西北地区出现的窗花系统现象，深刻反映了胶东民间剪纸从民俗剪纸的孤立性、符号性、象征性向艺术性剪纸的综合性、形象性、绘画性转变的状态。注释与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注释： [1]山东老一代专家如叶又新、山曼、鲍家虎、曲青棠以及当代研究者李强、郭万祥、曲绍平等在胶东剪纸收藏和阐释方面著力较多；胶东籍学者杨先让、吕胜中，民艺学者张道一、潘鲁生等对胶东剪纸亦有涉猎。有关研究见参考文献。 [2]叶又新：《胶东窗花》[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5，第3—4页。 [3]范惠宇、王绍堂：《莱州民间剪纸与莱州民俗》[J]，《民俗研究》，1990年第1期，第71页。 [4]《大美民间：胶东民间窗花剪纸艺术展》入选“2016年全国美术馆优秀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在烟台、天津、桂林、英国比克罗夫特等地巡展。窗花展示效果图设计者是胶东剪纸家曲青棠。 [5]图像提供者为鲁东大学民间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曲绍平。 [6]斗鸡花是一种成对的动物剪纸，头部、腿部、躯干等分别剪出裱到硬纸上；只有躯干贴在窗上，其他部位以细线连接他处；线晃纸动，如同皮影。 [7]“窗签”一词见叶又新《胶东窗花》序言4页，见注释[2]。 [8]凌云鹏：《窗裙：逝去的剪纸艺术》[N]，《烟台日报》，2010年10月9日，第6版。 参考文献： [1]烟台群众艺术馆：《烟台专区民间剪纸选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 [2]陈竟编：《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2。 [3]杨先让、杨阳：《黄河十四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4]王树村：《中国民间美术史》[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4。 [5]王伯敏：《中国民间剪纸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 [6]陈竟：《中国民俗剪纸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张道一：《老鼠嫁女：鼠民俗及其相关艺术》[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 [8]鲍家虎：《山东民间剪纸集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9]郭万祥：《胶东剪纸》[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0。 [10]毕剑锋：《胶东剪纸艺术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9。 [11]焦岩峰：《高密传统民间剪纸》[J]，《美术》，1983年第4期，第19页。 [12]张力丽、李强：《烟台窗裙的造型艺术研究》[J]，《装饰》，2012年第2期，第10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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