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考试焦虑症，这点我的学生都不知道，而我的家人都知道；进考场轻松考试的是我的学生、我的“孩子”，而场外陀螺似的踱步缓解焦虑的就是作为妈妈老师的我。 我作为英国本土最权威的IGCSE考试的国际考官，每年四月前后是我最焦虑的时候，因为大考将至，这一成绩将直接影响学生能考入哪个大学，被哪些大学的奖学金选中等等，这个时间段的学生都呈现大卫的沉思状，再调皮捣蛋的孩子都安静下来，因为“考试来了”――走廊上再也没有哪怕违规也要打几下篮球的“灌篮高手”，女生们追着老师补讲义而不再补妆，甚至难得的“素面朝天”；男生三五成群对答案是这样的――相互“深情凝视后”，“相对无语”地写下自己的答案，这个时候的每一次模拟考试对老师是一种折磨―― 记得那天是IGCSE各科模拟考试周，法语Rhoda老师在午餐时间愁眉不展，一边食而无味地往嘴里塞着午餐，一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一张考卷，我见状凑上前去准备一看究竟――这一张考卷反复都看了15分钟，难道看出了花？Rhoda见我过去，便开了口： ――是不是因为这个学生考得低于平均分，而多给他几分以示鼓励？但是这样会不会让学生对自己的考试水平没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如果照实批改评分，学生的IGCSE考试的试前报告就难看了，这会影响学生今后的大学面试等一系列大事件的印象……我听完她此时的考量，也陷入了沉思…… 我曾经比较过同样的中文考试，欧洲家长和亚洲家长对待学生的考分，态度截然不同：亚洲家长是高压的，门门A是他们为孩子设立的目标，一旦没有达到目标，就是一场暴风骤雨，幸而IGCSE有年尾的重考，很多B+的亚洲学生就投身其中；而欧洲家长尊重学生，更尊重老师的意见，如果老师在模拟考试后给出不乐观的评估，很多欧洲家长会询问老师的，当然问的不是补习会不会在短期内补上，而是是否要多给孩子一年的时间会有所改观，这样的回答，我通常回答是同意。而面对韩国等亚洲学生家长，我只能无奈地给他们寻觅家庭教师，有时自己放弃休息事件有偿为他们补习。虽然同样是家长的感谢，学校也支持我，我实在不想有这样的校内津贴收入，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回家更晚地休息，更少的睡眠…… 虽然我所带教过的所有的学生，无论欧洲的还是亚洲学生，IGCSE成绩从来都是A，我只给一个学生补过课，那就是田弼亨，而我课外辅导的IGCSE器乐学生小柳谅子从选修琵琶那天起，除了在我指导下学习琵琶演奏，家里还另请了一名家庭教师，这样，原本两年的教学进度硬是一年内出了成绩，这就是我所见的日式教育――勤勉和不惜一切代价。 曾经在国际学校和本土学生的高校学生之间有过一次高三对高一的较量，结果是国际学校的高三精英学生完败，我的校长兴冲冲地询问结果，灰溜溜地竖起大拇指赞叹中国高校学生是精英中的精英，一旁的我着实为那些拼命送子女出国的父母流汗。 我没有参加高考，如果考了，我也绝对不差于人；我从小是个学霸，但不幸地从五年级开始数学偏了科；我初中参加了代数的一对一补课，因为对数学实在没什么好感，而我的语文和英文从来是全年级数一数二的，而就算是偏科，我也从来是总分前几名，我为什么要补课？―― 弥补自己的不足？我不知道为什么物理化学我都能理解，考到前几名，就是代数就是上不去。 心理安慰？告诉自己补课是唯一的出路，也想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和繁忙的学业让父母心疼，从而对我的偏科不再唠叨――我尽力了，就这样吧！ 基于这样的私心，我补课了，成绩上去了，却因为填写志愿时怕数学考不好，没有全填高中，而填写了当时生源紧缺的师范，从而以全区排名靠前的成绩被特招去了第一师范――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的前身，我毕业的学历只有中专。我不甘心，所以选择了再也没有数学的英语专业（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大学自考）学习，出来的学历是大专，然后又考入上海大学英语专业，终于在工作之余拿到了期待已久的大学学历―― 正是自己的曲线救国式拿到大学学历的艰难，让我对1995年师范毕业后带教的小学生“恨铁不成钢”，从而造就了我带教的毕业班学生毕业成绩都是静安区的前五名，而我在2003年选择了放弃，因为我的自我目标令自己全无休息的时间，期间的膝关节手术等的个人因素，我选择了放弃在静安区教育系统乃至全国心理健康教育试点中所获得的所有荣誉和发展去开创自己事业的另一片天地—踏入国际学校中文教学，在国际学校的中文教学中，我渗透了自己参与拓展的全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学的模式，让学生们考出了令英国校长长跪在地高呼“天才”的高分，多年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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