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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记载：刘秀做光武帝前，起兵进洛阳时，因军容整齐雄壮，一位老吏喜不自胜，涕泪横流，激动之下脱口而出：“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汉官威仪为什么会给当时的民众留下如此深刻美好的印象呢？ 我们研究汉代地方政治制度，当然知道其创立制度完备，且用意深远。但不止是这些，汉代不仅制度优良，而且地方行政基本原则，和人事制度的完善，更足以让人称道。 西汉中兴今主孝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三者并用，换言之，即厉行法治，而不伤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调和法治，所以汉代的政治风气极为纯正。汉武帝时董仲舒首倡“以经术饰吏事”。至宣帝时惩武帝之严酷，政重宽和。汉宣帝时之政治风气，尤为高雅清正，官场陋习甚微。 汉以后谈法治的人，只说政府官吏上下之间，有法定的关系。在上者恒恃法以绳下；在下者至多亦不过守法免过而已，彼此之间，没有精神上的联系。所以居高位者总是运用其政治地位，辞严色厉，奴役属僚；居下者也就敷衍公事，以取悦长官为能事，而恬不以为耻；甚或承奉长官颜色，用招恩宠。即有贤德之士，也难免失其敬业乐群之心肠，但求无过而已，不能发挥其最大的工作效能。所以官吏上下的关系，不是划若鸿沟，就是侵幸阿党。流风所至，清正之士视从政为畏途，而戒惧敛足，不愿去趟官场的浑水。如此则国家行政场合反而成了宵小之辈的富贵之乡。 而汉制则不然。汉法虽严，然官吏上下之间的关系则一以“礼”为纪纲。上下之间除有法定的关系之外，复以“礼”维系之。长官属僚，职分主属，而礼同宾主。长官以师长态度以遇僚属。而属僚见长官则行师弟子礼，上下以揖让相处，无后世官僚恶习。 一代大智大贤，屈身为小吏不会觉得委屈，虽处至卑之位也能安之若素。汉代丞相府的属官与丞相，也仅行师弟子礼，白录不拜，不用做磕头虫。丞相有事安排属僚去做，亦称“请”，而不说“召”。属吏有过，司监察者报告丞相后，丞相亲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属实。被控者即自行引退，不会损伤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被控者内心感愧，散发其良心，而使其知耻。因为虽是大圣大贤，也不能无过，如偶一不慎，就受难堪的侮辱，则气节之士，将视补吏为畏途，而不肖者时间长了，则见怪不怪，不以为耻了。 丞相府犹且如此，郡太守县令长更不用多说。所以太守出典一方，都会礼聘当地俊杰之士做郡吏，官府之所在也是一郡名流荟萃之所。上下之间以礼让相维系，以法令为依归，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纵不抑。后世失之，就流为官场逢迎的仪式了。 再者，汉代地方政治的特点，富有民治精神。我们看太守受策，专制一方，俨然唯我独尊的一个土皇帝。但汉制规定，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太守隶属的各部门人员，都由本郡士民担任，佐治其郡，相当于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总其成。郡丞统领后曹为幕僚长，率百僚佐太守为治。以本郡人参太守幕府，按照现在“科员政治”的眼光看，则实际上负责一郡的政治运作；而既以同那人组成太守府“后曹”，则相当于变相的参议会。而且又有以学有专长之士，即专家学者组成“议曹”，辅佐太守郡议论政的得失，也就是一个专家委员会，作为太守的顾问机关，太守只秉中央政令，维系对中央关系，擘画大计。所以汉代的地方政治能得民治之长，而不致失去其对中央的向心力。 回顾我国政治制度的沿革，莫不祖述汉制。流变二千年，举凡中央地方设官升职等等，都没有脱离两汉制度的范畴。但后世因袭汉制，往往失其原意，而滋生流弊。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后人因袭汉制，往往只取形式，而忽略其中的用意。或者有模仿其用意，而又失去了其中的人文精神，所以几经流变，最终变质了。 维系这一优良的政治制度，当然有赖于为政得人。而为政得人，则依赖于政风之高雅清正。而汉代政治即能充分表现其雍容儒雅的政风。上下一以礼为纪纲。居上者，既作之君，复作之师。不以位高权重而倨傲；居下者，既为之佐，复为之宾，揖让相处，不以居下为卑贱，政风高雅，无后世官场的陋习。 所以郡守一旦征辟，则名流节士归之。虽微人皂吏衙役，亦能不失纯正。但有贤明在位，不亲小事，亦可一郡大治。如两汉知名之士，很多毫无行政经验 ，但是一经政府征辟作不次不迁，也有擢为郡守，一郡竟能大治者，汉武时有所谓“汲黯卧治淮阳”，并非史家溢美之词。 两汉之盛，基于民生之安定富庶，政治修明实为民生之本，而地方行政尤为国政之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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