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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两次由分裂走向统一，南北文化进一步相互补充，中外之间交流更加广泛，中华文明又一个发展高峰迅速崛起。在这座高峰上，一批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的政治家、一批气宇轩昂的诗人，一批垂范后世的艺术家，纷纷亮相。 一、隋唐重建大一统 隋朝在结束分裂后，通过“广设仓库、兴建洛阳、修大运河”等实现经济上的南北交流和国家统一。唐承隋制，这一时期的选官制度、中央官制、赋税制度等政治、经济制度，相对于前代，均有重要的发展创新。 选官方面，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分科举人”，故称科举制，自由报名，通过考试差额录取。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即以应策取士。唐代科举最重要的科目是进士科，考试方式为命题写作诗、赋，录取不易，因此也最受重视。科举制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有利于打破世家大族特权垄断，吸收庶族地主参政，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加强了中央集权；选拔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提高官员文化素质，促进社会形成重学风气。科举制历朝沿用，直至1905年，影响深远。
中央官制形成了三省六部制，中书省掌决策，负责草拟和颁布皇帝诏令，门下省掌审议，负责审核政令，尚书省是政务中枢，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具体执行。尚书省长官被排除在决策系统之外，从而彼此制约，把决策与行政相分离的做法，在政治制度史上是一大进步。三省六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提高了工作效率；相权一分为三，三省互相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君权独尊。唐太宗时期完善三省六部制，常以品位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加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等名号，执行相职。唐玄宗时，新的中书门下逐渐取代三省，不同于三省六部制的使职差遣体制逐渐定型。 唐初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无主荒地和劳动力，唐代改良承袭自北魏的均田制，将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给农民一定数量的田地。奴婢、耕牛也相应受田，土地不得买卖，官吏得给公田。在推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凡是均田农户，不论其家授田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贵族、地主则不用承受租、庸、调的负担。 均田制保证农民得到土地，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租庸调制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有利于荒地的开垦，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保障，巩固了府兵制。大量自耕农的精耕细作为经济基础，唐朝前期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的盛世繁荣局面。 农业方面，江东地区出现了可以调节犁耕深度的曲辕犁；创制了灌溉工具筒车。手工业方面，陶瓷业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瓷器远销欧洲非洲；丝织业吸收了波斯的织法和图案风格。商业方面，柜房、飞钱相继问世；广州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政府在此设有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 思想上，隋唐方面，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科技方面，唐朝时，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发明了火药并开始用于军事。文学方面，诗歌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诗体完备，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书法方面，唐朝的张旭、怀素都是草书大家，唐代楷书步入盛世，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分别被称为欧体、颜体和柳体，颜真卿的行书备受世人喜爱。绘画方面，展子虔的《游春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等都是传世佳作。 唐前期出现盛世局面，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经济南移新突破 随着人口增加，政府逐渐无田可授，均田制不再推行，府兵制也就瓦解了。唐代地方起初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唐中期，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后，在边境重镇设节度使，节度使拥有地方政治、经济和军事实权。节度使权力膨胀，发展成为割据势力，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平叛后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唐朝由盛转衰。 面对中唐以来租庸调制瓦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极端混乱的税制，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制定推行“两税法”，统一各项税收，将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改为征收金钱为主，分夏、秋两季征收。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财政税收。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是我国税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 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此后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宋代受“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政策影响，土地兼并尤为突出。一是土地私有制大发展，二是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三是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与土地经营的日趋分散，四是官田的私有化。随着封建国家的土地国有制退出历史舞台，土地转移加快，租佃关系在宋代得以确立。 租佃制下，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松弛，劳动者有一定的自由权利，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富余的劳动力可以转向工商业、服务业等领域，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繁荣。 为了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农户积极改进生产工具、革新技术、使精耕细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宋朝出现了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经济重心转移到江浙地区。手工业方面，制瓷技术大放异彩，织锦吸收了花鸟画的写实风格。商业方面，城市中坊和市的时空界限被打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随着经济中心南移，加之“路上丝绸之路”被西夏吐蕃阻隔，宋代在东南沿海大力开拓海上贸易，西北陆上贸易的重要性不断衰落，海上贸易的重心地位日益巩固。进入宋代，中国不仅在商品结构中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且中国商人和商船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等国的地位，成为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宋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并为后代所继承。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不少创新，为航海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松弛了宗族的血缘纽带，聚族而居走向分户析产，宗族成员不断迁徙，门阀士族的经济不再稳定。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及推广，造成全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使士族失去了以往的文化优势。传统的门阀士族被庶族的地主取而代之，士大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三、文官政治平民化 封建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租佃契约关系日益普遍，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平民社会的因素开始出现。宋代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科举制继续得到完善，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庶族仕进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
宋代统治者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皇权式微的教训，“兴文教，抑武事”，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将兵权、政权、财权集于中央，各路监司、各州的长官，大多重用文人，并以文人掌兵权，根除藩镇跋扈之祸。提倡文教，复兴儒学，扭转五代颓风，激励士大夫的忠义气节，养好士风，崇尚文治，奖励儒术是宋代基本国策。这样，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官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加强中央集权，兵权收归中央，充实禁军；派文官担任地方长官，同时设通判负责监督；财政上，赋税只留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控。分割相权，唐中期以来形成的中书门下体制逐渐形成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文武的二府体制，在二府体制下，户部、盐铁、度支三司使在唐代财政使职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别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 宋代文官制度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宋代文官制度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宋代文官制度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均甚发达。 思想上，以北宋二程和南宋朱熹为代表，主张“理”是万物本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要求格物致知；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主张“心即理也”，求理方法是“发明本心”。宋代文学特别是宋词的高度成就及其广泛传唱，使中国文学有了更细腻的感觉和表现。宋代艺术，包括书画、陶瓷等都有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苏黄米蔡四大家，书法各擅胜场，张择端一幅《清明上河图》，代表宋代风俗画。 宋代的科学技术更是突飞猛，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仅就印刷术而言，其达到的高度和普及的程度，是文明史上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在传播文化、造就人才、延续传统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文官政治也有消极影响。政出多门，效率低下；冗费增多，财政拮据；容易形成党争；头重尾轻，地方凋敝。这些不利因素，导致宋代在与辽夏金元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对抗中总是处于下风。
与两宋政权同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了四个强大的政权。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人建立的夏、女真人建立的金和蒙古人建立的元，这四个政权都仿照汉族王朝模式而建立，具有国号、年号、汉式政权机构和一系列相关的礼仪制度，他们的统治范围不同程度、越来越深入地拓展到汉族居住区，尤其是元朝完全统一南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建立后，面对辽阔的疆域，为了对全国行使有效的管辖和统治，建立了行省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并把大都及其周围的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划为腹里，归中书省管辖；中书省长官行使相权，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宣政院统领全国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全国其他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由中央派官管理，下设路、府、州、县，到1330年，全国一共设置了辽阳、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湖广、江西、江浙、河南、河南江北、岭北等10行省。
元朝的行省实际上是封建中央集权分寄于地方，故它的权力相当大，负责处理境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事务。此外，行省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聚集境内财富，以供中央需要，行省的治所往往就是完成这种职能的“中转站”。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再到行省制，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矛盾斗争，结果是中央集权逐步加强。这对于巩固国家统一，保障经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等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行省的设置有效加强了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行省制使各族人民在一个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便于民族间友好相处和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加强，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我国明清以后的地方行政区划奠定了初步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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