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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众人的眼里，林徽因是风华绝代的民国名媛，是激荡时代的建筑大师，是清雅灵动的才女佳人，她以一代才女、著名女诗人、建筑师以及国徽主要设计者等身份被我们铭记在怀。 但回归本身，她又是普通的女人，是女儿，是妻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儿子梁从诫的眼里，看到的并不是母亲光鲜亮丽的模样，却是母亲林徽因为了学术研究和建筑事业而和病痛做抗争的模样。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回忆母亲林徽因时，曾说道：“人人都说林徽因是个美丽的女子，对我来说，母亲是一个长期卧病的病人，而且有的时候脾气很急躁。” 1932年，梁从诫出生，可在他出生前一年，林徽因就已经患上肺病了，以至于在他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是个“病人”的模样。 1931年2月，此时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刚刚两周岁，可年仅27岁的林徽因却突然病倒了，不但一下子消瘦了很多，自己也常常感到虚弱。 林徽因辞去了东北大学的职务，虚弱的她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北平进入协和医院，在医院详细检查之后，被确诊为肺结核，需要静养。 这个病在现代看来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这种疾病属于不治之症，虽然当时已经发现了药物可以控制病情，可是肺结核的病人到最后会咯血而死，有点类似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病。 从中国的萧红、郁达夫、翟秋白再到国外的肖邦、雪莱、济慈等，这些创造美和艺术的名人都曾被肺结核推残过。 无奈之下，林徽因只好听从医生的建议，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香山休养，虽然病情有所缓和，但是一直没有根治。 1940年，梁从诫刚刚八岁，这一年的年底，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乘车离开昆明去往到了人称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李庄。 李庄恶劣的环境，烦躁的心情让林徽因疾病复发，卧床不起，在这里林徽因生活了五年，其中光是卧床养病就用了四年，四川阴冷的天气让林徽因一直纠缠于身的肺病越发严重。 在梁从诫的脑海里，母亲一直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病痛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她。梁从诫曾说：“母亲很朴素，没有照片上那样光彩、细心打扮”。 在李庄期间，林徽因肺病严重，每天只能卧病在床，但是她仍然没闲着，为了帮助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的编撰，她让梁思成借回来了许多的史书，这样她即便躺在床上，也能查阅史料。 由于病重，林徽因只能躺在床上，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她最常使用的姿势就是靠着被子半倚在床上，这样既可以看书，又可以垫着书写作。 由于病痛的折磨，以前林徽因那美丽的容颜，转眼间像变成了一个憔悴苍老的女人，梁从诫每次看到母亲这般模样，痛在心里，像是塞满了冰块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林徽因病重时，曾有许多在国外的朋友请她和梁思成到国外定居，享受高薪待遇和先进的医疗，可都被梁思成和林徽因拒绝了，林徽因拖着病体，选择留在祖国，坚持为建筑事业而奔走着。 1946年，在经历了战争的苦难，林徽因从战乱中的西南回到了和平舒适的北平，然而，即便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她的身体在贫疾交迫中被彻底破坏，早已回天乏术。 然而，这些林徽因却并不在乎，她高兴地是，回到北平又可以继续她所热爱的建筑事业了。 回到北平，还未站稳脚跟，梁思成便被邀请前往美国访问，因此拖着病躯的林徽因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力，带领全家搬迁至清华园的新公寓。 长期的疼痛加上营养不良，她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但是此时的她仍旧拖着病体，着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组建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在此期间，林徽因一直卧病在床，可尽管如此，她清瘦的身体却源源不断地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偌大的一个建筑系，从教师的聘用、教务安排，到桌椅板凳设备设施采购等事务，大大小小都需要林徽因亲自过问、考虑和安排，真的是耗尽心血。 建筑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了，第一期只招收了15个学生，林徽因满怀期待地想去给学生们上第一堂课，然而身体却虚弱到无法下床，只能派了儿子梁从诫作为代表出席。 虽然这15名学生到毕业的时候只剩下8名，但这8名学生都成为了新中国最为优秀的建筑家，而他们也在内心永远铭记住了为建筑系呕心沥血的林徽因教授。 尽管北平的环境适宜，可疾病却仍在无情地侵蚀着林徽因的生命，肉体也在一步步地辜负着她的精神。 这使得林徽因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候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以至于自己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 可是，到了夜里，林徽因却又往往整夜不停地咳喘，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 虽然长时期的病魔缠身，使林徽因看起来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但源于她骨子里的那份“神韵”，却从未消失过，甚至每每让见到林徽因的人赞叹不已，她们纷纷赞叹：“林徽因气质风韵不减，仍然超凡脱俗。” 1947年的夏天，林徽因彻底病倒，医生说她的病情刻不容缓，必须立刻做手术摘除她被结核病菌感染的一侧肾。 得知林徽因病情的梁思成，立刻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返回了林徽因的身边，但此时的林徽因时常发着低烧，以至于一直拖着没办法接受手术。 一直到1947年12月，林徽因也正式做了切除一侧肾的切除手术，许多朋友都来看望了她，这其中有金岳霖，沈从文，张奚若等，大家不断宽慰着她。 摘除了被结核病菌感染的一侧肾以后，林徽因身体状况有极大改善，有时候夜间能连续睡上四个小时了，睡眠改善后，她的精神状态也有明显恢复，住院期间，林徽因还曾写下多首诗歌，并发表在当时北平的各大刊物上。 1950年，林徽因参与国徽设计，国徽设计对于林徽因来说，是一件神圣且尊荣的事情，即使身体抱恙，她仍然拖着病体，默默忍耐。 然而，不是所有的成功都会一帆风顺，历经两个多月的辛苦努力，清华送审第一次提交的方案并没有通过，紧接着，她又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了设计组，不断修改，不断提议，再返回去修改......  在梁从诫的印象里，母亲参与设计国徽期间，家里就成了设计的第一“战场”，满地都是资料和图纸，还有小组每次讨论后留下的草图，几乎没有下脚之处。 林徽因拖着病弱的身体，辗转于满地的创意和图纸之间，累得实在支撑不住，就回到床上休息一下，起来再接着画。 此时，大家都已经忘记了林徽因是一个病人，可对于林徽因来说，她早已忙到自己忘记了病痛。 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奋战，青花小组的设计方案，最终以庄严肃穆、独具气魄而胜出，消息传来时，林徽因早已卧床静养了数日，这样的荣耀对她来言，真的太珍贵了。 1951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偶然得知，景泰蓝工艺现状堪忧，正面临着灭绝的危机，对此，林徽因立即开始了挽救景泰蓝工艺的计划。 那时候，林徽因的肺已经布满空洞，肾也被切除了一侧，细核菌从肺转移到肾和肠，使她游走在生死的边缘。 林徽因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了解，可是她依然强忍着病痛，每天睡眠不到四五个小时，多次走访条件恶劣的景泰蓝手工作坊，并亲自参与景泰蓝的图样设计。 当林徽因完成景泰蓝抢救工作以后，她的身子也彻底垮了下来，她生命的热能也仿佛被彻底耗尽了，她的病情愈加严重，药物已不能奏效，只能保持室内居室的温度。 所幸，延续了几百年，险些失传的传统工艺景泰蓝，正是因为有了林徽因，才能重放光彩。 当前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接过林徽因设计的景泰蓝礼品时，她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品，真是美极了！” 那一刻，林徽因所遭受的苦与累在她心中早已变得不值一提。  1952年，林徽因在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已经不得不将养病作为一项任务去完成，那时候，她的气管非常难受。她在给梁思成的信中曾写道： “气管影响痰和呼吸又影响心跳甚为复杂，气管能进步，一切进步最有把握，气管一坏，就全功尽废了。” 此时的林徽因主要承担的工作是纪念碑须弥座饰浮雕的设计，她已经病得不能下床，索性在起居室里安放两张绘图桌，以方便工作。 亲朋好友都劝林徽因放下手中的工作，静心养病，但是林徽因满脑子都是“草图什么时候可以画出并决定、碑顶的设计方案仍然有意见分歧......” 而关于她自己的生活和身体，早已被她挤入了不起眼的角落，她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但是却不愿提及，也不愿过问，就连体检报告，也“因害怕结果不完满而不爱去问！” 可该来的还是会来。 1954年秋冬之际，林徽因再一次病倒了，可这次是真的再也起不来，她整夜整夜地咳嗽，片刻安睡都是奢侈，就连挣扎着起床的力气也被肺病抽得一干二净。 这时候的林徽因早已不敢照镜子，她怕在那块明亮的玻璃上，看到自己瘦骨嶙峋的面容，她的床头虽然放着书，可她只读几行就头晕眼花，只能靠在床上什么也不做。 此时的梁思成从妻子那里传染的肺结核也复发了，必须住院治疗，梁思成和林徽因都住进了同仁医院。 1955年的春节，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妻俩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梁再冰和梁从诫从学校放假回来，他们在母亲的病房给母亲讲学校的趣事以及见闻，这是林徽因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望着孩子们离去的身影，她苍白憔悴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病床上的林徽因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在她看来，她早在十年前，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对于她来说，早已没有遗憾，她每天都没有浪费地努力地活着，如今爱人在身边，孩子们长大了，事业也圆满了，她什么都有了，不再遗憾了。 可梁思成的心情却截然相反，看着妻子林徽因一天天衰竭，他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他害怕林徽因真的丢下他要走了。  1955年4月1日，清晨六点，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一代才女的人生，被季节封存在人间四月，病痛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的生活却好似从来没有过病痛。 林徽因的追悼会上，在众多的挽联中，她一生的挚友金岳霖写的挽联最引人注目：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对林徽因一生最好的注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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