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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历史叙事，在苏美尔文明之前，两河一带活跃的是哈拉夫文化，距今大约7000多年—6300年。 所谓“哈拉夫文化”，是西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区，对苏美尔文明具有不小的影响。让人奇怪的是，哈拉夫文化与中国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起始时间一样，且都以彩陶为典型特征。 长期以来，西方对哈拉夫文化的断代，一直不曾受到质疑，但本世纪初，中国学者在探寻黍米起源时，发现“黍米起源于哈拉夫文化”的结论并不可信，最终通过现代科学检测，发现源自哈拉夫的黍米年代判断有误，其实没有那么久远，由此推翻了西方学者的结论。问题在于：既然“源自哈拉夫的黍米年代判断错误”，那么哈拉夫文化的断代有没有问题？
五谷之黍起源，西方学者错判百年 1911年，在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处，德国业余史学家、业余考古学家奥本海姆（上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哈拉夫遗址”。该遗址中，除出土一些彩陶等之外，还出土了一些碳化黍粒。 在碳十四测年之前，西方学者依据地质学（如堆积厚度）、树木年轮、黏土纹泥、文化风格等等，随意性较大，估算推测遗址的年代，由此得出这些碳化黍粒具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 在碳十四测年之后，西方并未改动哈拉夫的断代，似乎此前估算非常精准，依然认为哈拉夫黍粒具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由此认为“西亚是黍的发源地”。
本世纪初，距今8000年的内蒙兴隆洼遗址，出土一批碳化黍粒，因此黍应该起源于中国！但为了谨慎一些，拿出更多证据，中国学者检测了西亚碳化黍粒，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下图）指出：“我们发现经过精确的测年，原来号称有6000多年历史的西亚的黍，年代都不早于4500年”，而且西亚黍与中国黍的遗传基因具有一致性。 毋庸置疑，西亚黍源于中国，西方出现重大误判！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检测了出土于匈牙利的欧洲黍，此前被判断有5000多年，但检测结果却只有3500年。 因此，真相是距今4500年前，中国黍粟传播到了西亚，然后再传播到了欧洲，这条西传之路，有人称之为上古“彩陶之路”，有人称之为上古“丝绸之路”。 值得深思的是，谈及小麦起源时，中外很多学者认为小麦不可能起源于中国，其中核心原因是中国缺少野生小麦（现在发现结论存疑），但此前谈及黍的起源时，虽然西亚缺少野生黍，中外很多学者却依然认可“西亚是黍的发源地”。不谈最终真相如何，这种是不是一种双标态度？
黍的年代误判，遗址年代有无误判 既然源自哈拉夫遗址的黍粒年代出现误判，那么就不得不让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哈拉夫遗址的年代有没有误判？ 如果按照黍粒年代来看，哈拉夫遗址整体可能要下调1500年左右，那么在它后面的苏美尔文明等也要下调一些时间。 按照西方历史编年体系，世界文明首先出现于西亚苏美尔，受它传播或影响，北非、欧洲、中亚、印度、最后中国，先后进入文明时代。但如果苏美尔文明年代要下调，那么这一套历史体系可能就要被颠覆，就要重新书写。
对于黍粒误判的原因，西方学者的解释是“晚期混入”，即黍粒在地层中反复向下移动，最终意外混入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地层中，由此导致了一场“误会”。 也就是说，黍粒误判是意外事件，哈拉夫遗址断代没有错误，西方历史编年体系没有问题，苏美尔断代自然也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还有两个问题难以解释：
首先，西亚黍粒“晚期混入”，但欧洲黍粒也“晚期混入”，为何出现同样的现象，同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有多大？ 其次，碳十四出现之后，西方有无检测西亚黍、欧洲黍：如果没有检测，何以得出“西亚是黍的发源地”，何以发表相关论文，如此岂非不够严谨，如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怀疑西方其他结论？如果检测了，为何没有发现“晚期混入”？更为重要的是，西亚黍、欧洲黍同时出现测年错误，或同时都没有测年，概率究竟有多大？ 总之，虽然以晚期混入强行解释，但上述问题依然没有合理解释，最终只能让人对西方编年体系产生怀疑，对苏美尔文明断代产生怀疑！
所谓“历史”，首先在于“历”，就是时间因素，一旦时间错了，事情因果就有可能被颠倒，“西亚是黍的发源地”的结论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可见考古断代的重要性。鉴于西亚黍、欧洲黍的断代出现问题，因此它们所在遗址的断代，可能还要更谨慎、证据更充分一些才行。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过去百年，虽然西方考古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但出土的往往都是雕像、钱币之类，一方面是严重缺少生产生活气息，一方面是这类遗存无法科学测年，究竟如何只能任由他们猜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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