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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千户寨翁 “邓县有座塔，离天一丈八”，凡邓县老人耳熟能详的民谣，那时候都知道说的是南关的隋塔，塔底中间有一海眼，隋朝建塔镇压着不让海水冒出来，水面有一对金鸭子遨游，常嘎嘎鸣叫以报平安。
那么真正的隋塔在哪里？大邓国为何建隋塔？长得啥样？一连串迷一样的问题困扰着邓州人…… 一．渊源： 据《后汉书·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明帝：东汉第二位皇帝 刘庄,建造中国最早的官办佛院“白马寺”）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髃臣（髃臣：音yu chen 意 肱骨大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并图画形像。楚王英（东汉楚王刘英，修建了中国最早的民办“浮屠祠”）信其术，国颇有奉其道者。至桓帝（桓帝：东汉第十一位皇帝 刘志）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逐渐兴盛。及魏晋南北朝佛教在中国有了极大的发展。 据《邓州市志·佛教》、《邓州古代史考·大事年表》载：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春，惠深僧由美洲辗转归穰（穰：楚“穰邑”、秦“穰县”，俱为邓州古称），自此佛教传入穰地（注：魏称“荆州”治穰，领郡八、县四十一）。 据《北史·隋本纪》、《隋书》载：隋文帝坚乳名那罗延，弘农华阴人，忠（初从周太祖起义关西，后西魏至柱国将军、元帅，北周至小宗伯、柱国大将军、隋国公、大司空）长子，其母吕氏。后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六月癸丑夜生于冯翊般若寺，有紫气充庭。时有尼来自河东，曰“此兒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乃将坚舍于别馆躬自抚养。其母抱坚忽见头上出角遍体起鳞，大骇，坠坚于地。尼自外见曰“已惊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坚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长上短下沈深严重。 据《续高僧传·释道密传》载：“同州大兴国寺”本“般若尼寺”也，坚生此寺。有神尼名曰“智仙”（俗家本河东蒲阪刘氏女），坚诞日无因而至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坚“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忠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坚委尼不敢名问。后坚母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遑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岁告曰“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在寺养十三年方始还家。及周灭二教，尼隐家内着法衣戒行不改，坚后为天子重兴佛法。曰己兴由佛法前身似从道人里来，尤小时在寺至今乐闻钟声，乃命为尼作传。 生于寺、长于寺、长期受佛文化熏陶的隋文帝，在击败陈后主一统南北朝后，皈依三宝重兴佛教，其龙潜所经之州皆建“大兴国寺”起“舍利灵塔”。  （隋灭陈之战路线及主要战场示意图）二．舍利： 初获舍利： 据《全隋文·舍利感应记·王劭》载：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帝与沙门昙迁各置舍利于掌而数之，或少或多并不能定。昙迁曰“曾闻婆罗门说法，身过于数非世间所测”，随作七宝箱以置之。昔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其後周氏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 帝、后于京师法戒尼寺造连基浮图以报旧愿，其下安置舍利。帝仁寿元年于降生之日御仁寿殿，心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延诸大德沙门与论之道，欲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净三十处各起舍利塔，帝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置御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并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琉璃瓶盛金瓶置舍利于内，薰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铜函石函，一时起塔，诸沙门等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 再获舍利： 据《广弘明集·释道宣》载：帝及后当此十月之内每食皆得舍利，以银碗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须臾忽见有两右旋相着，二贵人及晋王昭、豫章王暕蒙赐蚬审视之，各于蚬内得舍利一。未过二旬宫内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远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献焉。帝曰“何必皆是真”。诸沙门相与推试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铁拶而无损。舍利真形犹有五十，依前式分送海内（此后仍有舍利出不赘述尔）。 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将还，各请舍利于本国起塔供养，诏许之，于京师大兴善寺起塔，置舍利于尚书都堂，十二月二日旦发焉。 三．敕建“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 据《续高僧传·释宝儒传》载：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高僧释宝儒受敕令携侍者二人、散官一人、马五匹、熏陆香百二十斤，送七宝箱金瓶琉璃瓶封印之舍利来邓州修寺起塔。依例寺塔依前山，无山者于州清静处建寺立塔，新造寺塔统一规制俱称“大兴国寺”,并“所司造样送往当州”（故举国新造寺塔构建应该大同小异）。至四月八日午时下舍利封入石函。后宝儒与官人图以表奏，返寺（隋西京净影道场）后闭门修业。 据《广弘明集·释道宣》载：邓州舍利塔建于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属于第二批敕建寺塔。 邓州建大兴国寺舍利塔之因： 邓州有着悠久历史，古今变革较大。夏、商、周均属邓国，春秋楚占称“穰邑”，战国属韩“穰邑”，秦汉皆称“穰县”（小东门外有穰城遗址），北魏称“荆州”（公元497年，治穰）。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荆州”称“邓州”，此亦“邓州”称谓之始也。 自春秋楚假途邓灭申、继灭邓称穰邑、战国韩袭楚夺穰、秦败韩取穰、西汉灭秦封诸侯、东汉诸侯混战、曹围绣于穰安众大战、三国争霸、魏晋十六国及南北朝群雄逐鹿、隋唐变迁、五代十国、两宋金元、明清民国、抗击倭寇，邓州均是军事重地，设治所有：置南阳郡三、南阳府、大荆州、大邓州、节度（相当于省级行政机构）等。由上郡而望郡，统治者曾六度欲迁都邓州。有穰故城周八里、元外城周二十四里。元将毁城焚庐“无居守者二十年，鞠为茂丛区”。明筑内城周四里、再筑外城周十五里。或穰或邓，内城外城，城毁城筑，战火纷扰，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据《魏书·地形志》载：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置荆州(治所在穰县)、南荆州(治所在安昌城，今湖北枣阳市南三十里)、东荆州(治所在比阳县，今河南泌阳县西)合称“三荆”。南北朝北魏分化，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东魏孝静帝与西魏文帝争夺荆州（治穰城）领地。东魏孝静帝命人占据穰城，西魏文帝授权都督杨忠出师讨伐，荆州归于西魏之手。时隔半年东魏派军再攻荆州，杨忠等人弃城，荆州复归东魏。 据《资治通鉴》、《周书·杨忠传》、《邓州古代史考》载：西魏大统十五年(公元549年）  （古邓州系南北交通要道示意图）亦即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南朝梁叛将河南王侯景渡江，梁武帝败丧，南梁郡守马伯符降西魏。冬十一月，西魏“将经略汉沔，授大将军杨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广、南雍、平、信、随、江、二郢、淅十五州诸军事，镇穰城”。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南荆州为昌州，东荆州为淮州。“三荆”之名遂废。 据《北史·隋本记》载：西魏恭帝初年（公元554年）赐杨忠姓“普六茹氏”，仍镇穰城。同年杨忠破江陵魏立萧詧为梁国君（史称“西梁”）。魏恭帝四年（公元557年）禅位北周孝闵帝，同年北齐犯周，杨忠出兵镇守蒲坂。 隋文帝之父杨忠自魏永熙三年伐穰城始，至北周孝闵帝元年出兵镇守蒲坂的二十四年间，一直经营穰城。隋承周后因隋文帝的特殊经历，倡行佛法大兴佛教，使其为隋朝国教。穰城之地也因“龙潜所基、龙兴之地”，敕令大兴土木建造“大兴国寺及舍利塔”。 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之遗址： 据《邓州古代史考》、《邓州志·顺治》载：大兴国寺位于中华腹地邓州市东北13公里夏集街东南角“高粱店”。 据《邓州志·乾隆》载：“高粱店”即夏家集，在州北三十里。乾隆时期的夏家  集是指现今的夏集老街，有寨，位于杜岗和唐岗间，距杜岗近，现赵裴公路南，紧临严陵河西岸。其南黄渠河东旧有石基。时高僧于州内静雅之地建寺塔、就势选址，卜高粱店一带岗陵起伏且濒     （高粱店“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位置图）临严陵河，水自西北来此折而向东继折而南，恰似一条玉带绕陵而行奔流不息，地势较他处明显不同，有岗有水有灵气，乃“藏龙卧虎”之地，随择吉日依“造样”起寺塔。据现代考古发现，这一带岗陵系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大约5000年前就有人类长期生活于此，故称该地为“苏营遗址”，当地人俗称为“老龙塚”，周边数里范围内陆势明显较高。（称“老龙塚”必有因，或为忠衣冠冢也未可知，然无史载不敢妄言也）。  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之样貌： 邓州大兴国寺建筑因木质结构，焚毁于战乱或其他原因消失，史书无载已无可考或类比。仁寿舍利塔虽全国同时依“造样”而建，然各地亦如邓州一样皆已损毁无存。仅岳麓山存仁寿舍利塔，却系民国初年复建而非原塔；济南四门塔虽为隋建舍利塔，然系大业年建，“造样”是否一致存疑。 据《邓州市志·佛教》、《历史文化名城邓州·宗教文化·杨德堂》载：寺、塔已毁，今夏集乡高粱店存有方形塔座遗迹。说明此时塔座遗迹仍在，为方形塔座，依理亦应为正方形舍利塔。 岳麓山隋塔与邓州隋塔同属依“造样”于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建之第二批“仁寿舍利塔”，若岳麓山隋塔依原样复建，则邓州隋塔应与其相同。然其原塔在五代时期已毁，现存系民国初年（公元1912年）原址复建，是否为仁寿塔原貌存疑。该塔通高3.0米，边长1.3米，塔基呈正方形。塔前有花岗石碑一通，高1.6米，宽0.5米。 济南四门塔原本造建年代颇多争议，在1972年对塔身进行大规模翻修时，发现塔顶内有“大业七年造”（公元611年）刻字，终确定塔为隋“大业七年”造建。呈正方形，四面各有一门。该塔通高15米，   身高6.6米，墙厚0.8米，面宽7.4米。塔内中央有一座方形塔心柱宽近3米，塔心柱上方以十六块三角形石梁和塔身相联至锥状屋顶，上置石刻塔刹，塔心柱四面各有一尊坐佛像。但无资料载与仁寿塔系统一“造样”。 据查“岳麓山仁寿塔”与“四门大业塔”有关资料，窃以为前者更与后者的塔刹相似。况塔刹本身自成一体，一般也如一座小覆钵塔，分为刹座、刹身、刹顶三部分构成。若果如此，则反证了四门大业塔仍然是依仁寿塔之“造样”而建，且二者时间相距不足十年，依样建造“舍利塔”可能性极大。那么邓州仁寿舍利塔样貌也就呼之欲出了。至于两地为何不称“大兴国寺”，《全隋文》载州亦可在原清净之寺建舍利塔，新建寺者则俱称“大兴国寺”。是故岳麓山在“麓山寺”建塔，四门塔则建在“神通寺”内。 当年邓州送迎舍利仪式、场景在释道宣编《广弘明集·隋国立舍利塔诏》等资料中记录翔实不再赘述。 大兴国寺舍利塔祥瑞及主持： 高僧释宝儒受敕令护送舍利至邓州并督建塔后，求石为函访无美者，乃取寺内璞石镌斲为函，石本粗恶，至四月六日磨饰将了，函乃变成马瑙细腻异伦，复有隶字三枚，云“正国得”也，形设正直巧类神工，名笔之人未可加点，又见种种林木麟凤等像。四月八日午时舍利封入石函置于塔。诸事毕儒及官返并具图表以奏。 据《续高僧传·唐·邓州兴国寺释智勤传》载：“隋仁寿因舍利州别置大兴国寺度，少小以匡护为心”故僧释智勤自建大兴国寺即在此寺修行。继僧释宝儒后释智勤主持邓州大兴国寺，至隋末荒乱诸贼竞起，勤遣散僧众独守于寺，诸贼不敢凌，故寺宇经像一无所损。又一时权着俗衣以避兵刃，被贼围绕而欲杀之，忽闻空中声告“师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贼见顶礼请将供养，经数月后智勤投蜀。至唐初勤还归邓州讲维摩三论，后隐北山倚立十余年（注：北山指镇平县杏花山。据传于此创建菩提寺，寺代有废兴。另据载：康熙十六年始建菩提寺。故虽不确勤始建菩提寺，然尚有记载可牵连。若此寺果系勤建，则清康熙应为修缮或复建也。又有随州云堂寺者，亦称智勤始建，言《神僧传》尊智勤为“菩提祖师”，然查《神僧传·卷六·智勤》条下未可见也。复以《新野县志》载之“吴承恩”著《西游记》[且不论此吴公是否彼吴公]，菩提祖师乃以智勤为原型，实牵强不敢信也）。时邓州佛法陵迟合州道俗就山礼请愿出住持，因出住大兴国寺。至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省符召入慈恩（注：即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在该寺）不就。同年五月十五日寺中树木枝叶萎枯自然分析、禽鸟悲鸣遍于寺，十六日旦忽见昔听经神来礼拜，而语云莫礼，遂合掌坐而卒。春秋七十四。 四．隋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 大兴国寺因大隋皇帝谨于仁寿二年四月初八奉安舍利，崇建神 （《重修邓县志·金石录》·郭伯恭主编·马玉平整理）塔，而名闻九州。虽寺塔俱毁然所幸者塔铭尚存，现存于开封博物馆。《河南图书馆藏石目》载：“清乾隆末年出土被巡检盗去，聚讼屡年。嘉庆初案结，藩司王简收入藩库。民国二年废布政司，石遂移馆保存”。铭石石圆如柱础，直径80.5厘米，厚15厘米，竖书铭文14行，满行13字，全铭文154字，正书方列，镌石中间。详述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四月八日奉敕令安放舍利于七宝神塔。 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问世后，因书法高古稀珍备受诸名家所视珍，其拓片诸多名家竞相鉴藏。著名金石书法篆刻元老马衡先生将自己鉴藏的《隋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墨拓剪裱装册，以为后人临写之本，册页三开，每开纵30厘米，横34厘米，拓本封面有马老签字，册后有马老附跋。古书画名家金运昌评曰：“该跋之书风与塔铭深为契合，可见马氏是认真地临写过的”。 昔多“碑因寺名，寺因塔名”，然“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却另辟蹊径，因“塔下铭墨拓”以名，实罕见也。而塔下铭曰“宝塔”、铭内曰“神塔”，及“奉安”等字样在现有隋塔铭中同时出现仅见也。“窥一斑而知全豹”，足见“邓州舍利塔”在当时的地位矣。 五．疑辩： 刺史李安之疑辩： 据《烟云深处的邓州兴国寺》载：时任邓州刺史李安请高士为兴国寺相址。 据《隋书·李安传》载：李安在平陈之役后（公元589年2月）进位上大将军除郢州刺史（今湖北钟祥市），数日转邓州刺史。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突厥犯塞，李安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突厥而破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出安为宁州刺史（今甘肃宁县）。故李安不能参与大兴国寺选址。 两“邓州”之疑辩： 据《隋书·地理志·魏征等》、《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载：同昌郡条下，西魏逐吐谷浑（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置“邓州”（又称“羌邓州”，今四川九寨沟一带。三国时“邓艾”至此山之故称“邓至山”复因谓“邓州”），开皇七年改曰“扶州”。另开皇三年将原置穰县治所之“荆州”改称“邓州”。故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至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两“邓州”并存。 大兴国寺存时长之疑辩： 邓州大兴国寺及塔存在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言仅存十余年者，有言毁于永徽年者。而大兴国寺主持、高僧释智勤于唐高宗李治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五月十六日合掌坐而卒于寺，春秋七十四，故知寺当毁于之后，而舍利塔应更晚矣，然史料无载不敢妄言也。 “邓州宁国寺”之疑辩： 据《续高僧传·释惠祥传》载：释惠祥，本姓周，十五出家头陀乞食，年十九染患三月救疗无征，诵涅槃三日愈。住宁国寺护法维持不惜身命，日止一餐体貌肥白高八尺余。刺史李升明至寺曰：此道人应日可啖一羊，语讫手足不随乘马失御，诸官以实告之便悔谢还复。大使（代天子巡视之官）权茂行至邓州，又怪，升明曰：此大德非凡。茂不信请七日以粗食，而肤色更悦，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以大业末年（公元616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气命虽绝而胡跪执经如初。 查刺史李升明在《北史·李彦传》附传中载：李彦，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静，南青州刺史。彦，给事黄门侍郎并左丞，赐姓宇文氏。出鄜州刺史，后授军司马进爵平阳伯。子升明嗣，大象（北周静帝年号，公元579-580年）末太府中大夫、仪同大将军。仕隋，终于齐州刺史。 大使权茂除本载余未检索至录。 先河南之邓州未闻有“宁国寺”。次李升明为齐州刺史，齐州乃今济南无宁国寺，升明既需陪茂往寺，当就职于此，而济南昔无邓州之地，故惑也。或予寡闻，权留作问尔。 六．小议： 闻“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晋公好恶衣，朝中多褴褛。武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隋朝统一后政治上存在危机，经济发展缓慢，北周武帝及建德周武灭佛，使佛教几近灭绝，杨坚出于家族及自身与佛教渊源很深的原因，同时也因统治的需要，利用倡导佛教笼络人心，巩固其政权。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受到正迷茫、彷徨中的百姓响应，故佛教渐复苏并兴盛。而佛教本身也在复兴的过程中逐渐本土化，与中华文明不断磨合、融洽，这才为佛教的长期生存、发展提供了条件。华夏民族因受儒、道思想的熏陶，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所谓海纳百川，佛教也只是中华文化多样性之沧海一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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