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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遗址位于夏集镇岗上村。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奉诏分送邓州兴国寺舍利者为高僧释宝儒。（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释宝儒传》：“仁寿建塔邓州，乃敕令往寺，名大兴国也，帝昔龙潜所基”。“帝昔”，指隋文帝父亲杨忠；“龙潜”是说杨忠经营荆州（治所今邓州古穰城）；“所基”，指杨忠为隋帝建立的“基业”。是年，邓州刺史李安为兴国寺选址，地势选址濒临严陵河，岗陵起伏，人称“藏龙卧虎”地（今邓州夏集乡高梁店）。
当年，邓州送迎舍利仪式、场景在释道宣编《广弘明集·隋国立舍利塔诏》中记录翔实。《全隋文·王劭撰舍利感应记·邓州表云》：“四月六日，舍利石函变作玉及玛瑙。其石有文，显'正国德'三字。并有仙人凤等出。”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释宝儒传》：“释宝儒，幽州人也。听大涅盘首尾三载。仁寿建塔邓州，乃敕令往寺。既至求石访无美者，乃取寺内璞石镌斫为函。石本粗恶，磨饰将了。乃变成马瑙，细腻异伦。复有隶字三枚'正国德'也。形设正直巧类神工，名笔之人未可加点；又见种种林木麟凤等像。”据《记》、《传》所载：舍利石函邓州就地取材，后因塔毁，石函遗失，无从考证。 另据民国郭伯恭主编《重修邓县志·金石录》载：“塔为隋仁寿二年四月八日建，邓州建大兴国寺（寺、塔已毁，遗址在今夏集高梁店存有方形塔座）塔铭撰书名阙；塔铭原置福胜寺塔巅。乾隆年间被邑人某劫取，被人上控于汴（开封）。遂充公，寄存藩司库。民国年间，先移存祥符县库，后归河南省立民族博物馆。此拓本北平、汴梁流传，人皆知。”国民党元老李根源编《河南图书馆藏石目》：“隋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清乾隆末年出土，被巡检某盗去，聚讼屡年。嘉庆初案结，藩司王简收入藩库。民国二年废布政司，石遂移馆（河南图书馆）保存。” 为河南省第一批保护文物。 烟云深处的邓州兴国寺 邓州编办 魏新征 邓州兴国寺是邓州有史以来、第一座由皇帝赐名的官办寺院，遗址位于夏集乡高梁店村。寺内的舍利塔为南阳盆地第一座佛舍利梵塔，唐朝初年，寺、塔毁于战火。据民国邓州籍著名学者郭伯恭编纂的《重修邓县志·佛教》记载，“高梁店村有方形塔座遗址”。 选址邓州——龙潜所基 龙兴之地 笔者与痴谜文物考古近20年的文化学者许满贵先生，曾先后三次寻访兴国寺遗址未果。再次沿严陵河西行至关刘村附近，这段河道萦纡回环，首尾相顾，两岸护堤起伏，跌宕开合，气势不凡，观河流走势似乎应该在此，但却不是志书记载之地。 《明嘉靖邓州志》记述高粱店，在“州北三十五里”，清顺治《邓州志》记“兴国寺，在州北高梁”，而今，高梁店名称早已废。据已故邓州古代史专家骆立群先生考证，“高粱店，在今之夏集乡夏集街（杜岗）东南角，……左濒严陵河，古时因宜种植耐涝作物高粱，故古称'高粱店’。但高粱店地势低洼，常有严陵河水患，洪涝灾害严重，大兴国寺塔应是建在今夏集街西岗上村一带，原属高粱店管辖”。 岗上自然村在夏集街西1.2公里，焦枝铁路西侧，北临裴营公路，北距严陵河2.5公里。此处地势突兀，海拔明显高出周边，具有“卧虎藏龙”之象。听当地人说，这里曾经发现汉代古城遗址，可能是汉南阳郡都尉治的监狱所在地，当地人称这里为“马武城”，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捕虏将军马武曾据守此地。 地势奇崛的岗上村背靠蜿蜒曲折的严陵河，这种负阴抱阳、藏风聚气的地理形胜，基本可以断定，岗上村即为兴国寺遗址所在地，民国年间的“方形塔座遗址”早已荡然无存，无迹可寻。 佛教在隋朝进入极盛时期，这和隋朝开皇隋文帝杨坚的崇佛理念有关。隋文帝皇位来自北周皇帝的禅让，他更深信自己是得到佛祖的加持护佑，积极倡行佛法，使佛教成为隋朝国教。 仁寿年间（601—604），隋文帝杨坚先后三次诏令全国，建立110多座舍利塔，广置译场，释经弘法，开中国帝王兴佛、崇佛之先河。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时任邓州刺史李安请堪舆高士为大兴国寺相地，选址于岗陵起伏的严陵河南边。高僧释宝儒奉诏驻锡于此，为兴国寺首任住持。四月初八大兴国寺安奉舍利，崇建宝塔，名动九州；邓州迎奉舍利的盛大仪式场景在《全隋文·隋国立舍利塔诏》、《广弘明集》中均有翔实的记录。 隋文帝赐名并敕建邓州兴国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邓州乃隋文帝的父亲杨忠建功立业的“龙潜所基”、龙兴之地。早在南朝时北魏分化，东魏孝静帝与西魏文帝争夺荆州（治所在穰城）领地。西魏孝静帝命人占据穰城，文帝授权都督杨忠等人出师讨伐，荆州归于西魏之手。时隔半年，东魏派军再攻荆州（穰城），杨忠等人弃城，荆州复归东魏。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州郡县三级行政架构为州、县两级体制，将原置穰县治所的西荆州改邓州，此亦为“邓州”名称之始源。 塔下铭石——来历传奇 灵验神异 塔，最早是为埋藏和供奉佛祖——释迦牟尼遗骨而建的纪念性佛教建筑，首创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兼具堪山理水、镇水降魔、提振文运等功能。 邓州奉诏起塔后，即制作石函盛放舍利等圣物，石函则置铭石之上，埋于塔基之下。据《全隋文》、《法苑珠林》、《高僧传》载，舍利请入兴国寺后，住持派人四处求访精美的石头制作石函，皆不满意；于是就地取材，把寺内一粗朴的原石镌斫磨饰，竟然是一块蕴藏有玉的“璞石”，质地细腻，形设正直，巧类神工，舍利放入后，“石函内竟变出玉和玛瑙，其石有文罕显'正、国、德’三字，并有仙人麟凤等出”。 释宝儒住持兴国寺不足一年示寂（指高僧死去），由释智勤继任。在兵荒马乱盗贼蜂起的隋末，释智勤孤守兴国寺，无人敢侵扰欺凌，“庙宇经像一无所损”。唐朝初年，释智勤还归本寺，讲经弘法后隐于北山十余年。后来尚书省下诏召释智勤赴长安慈恩寺（内有大雁塔）讲经，释智勤没有接受诏命。释智勤还是营造镇平菩提寺、随州云堂禅寺的始祖，被尊为“菩提祖师”。 关于邓州兴国寺舍利塔的形制、建筑材料等，史书记载阙失。据古建筑大师刘敦桢先生研究，隋朝所建大多为木塔，每层都有架角，梁木方形，斗拱挑檐，平座倚柱，椽檐瓦拢。济南市历城区的四门砖塔可能是隋塔现存的唯一实物，邓州兴国寺、塔大约损毁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1）前后。 千年之后的访寺寻塔，只能是追寻一下来着历史深处有关文化的遥远记忆。 艺术价值——铭石珍罕 楷法精湛 “一通塔下铭，半部佛教史”。隋仁寿年间舍利塔塔铭共有12块出土问世，唯有邓州兴国寺舍利塔下铭形制、铭文与其它11块塔铭截然不同。其余塔铭多是一尺见方的方形，制作与墓志铭类同。而邓州兴国寺塔铭为圆石鼓形，呈柱础状，直径80.5厘米，厚13厘米；竖书铭文14行，满行13字，全铭文154字，正书，刻在石平面中间，成方形排列。 《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铭文曰： 大觉湛然，照极空有，慈愁庶类，救护群生。虽灵真仪，示同灭度，而遗形散体，尚兴教迹。皇帝归依正法，绍隆三宝，恩与率土，共崇善业，敬以舍利分布诸州，精诚恳切，大圣垂佑。爰在宫殿兴居之所，舍利应现，前后非一，顶戴欢憘，敬仰弥深。以仁寿二年岁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谨于邓州大兴国寺奉安舍利，崇建神塔。以此功德，愿四方上下，虚空法界，一切含识，幽显生灵，俱免盖缠，咸登妙果。 兴国寺舍利塔何年何月因何而毁，邓州最早志书《明嘉靖邓州志》没有记载，此塔铭后来被放置于龙兴寺（现名福胜寺）塔顶。这也是邓州龙兴寺塔何以被误认为是隋塔的缘由，据考证，福胜寺原名龙兴寺，始建于宋天圣十年(1032)二月二十五日。 清乾隆年间，邓州兴国寺塔铭被盗，后被找回充公，寄存在开封藩司库。民国年间，先存于开封祥符县仓库，后归河南省立民族博物馆保管，现藏于开封市博物馆。 《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拓本最早在北平、汴京等地流传，最为著名的拓本，是清末著名国画家、收藏家吴湖帆先生收藏的原石精拓最为珍贵。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问世后，因其书法高古珍罕，备受名家珍视，竞相鉴藏。通观塔铭书法，游刃于汉隶北魏，楷法精湛遒劲、书风典雅大方、气韵筋骨凝重、启承融通法度、书丹娴熟深邃，乃隋朝书法之上乘佳作。 楷书刻碑始于隋，行书刻碑始于唐。大隋一统天下，虽政权短祚，但终是融通南北书风，上承南北朝，下启唐宋，影响不凡。从《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的书体风格可约略窥见其传承与过渡的意义。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临写的《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墨拓捐赠品，用笔沉滞朴茂，亦为原石精拓，毡墨精湛，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评赞此拓“楷书……佳妙，一字不损，很是难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欧阳辅《集古求真》、梁启超《饮冰室藏拓》均收录其拓本。鲁迅先生既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收藏家，他收藏6200余张拓片，其中“邓州兴国寺舍利塔下铭”钤周氏兄弟（与周作人）“会稽周氏收藏”印。现在网拍《隋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碑铭》拓本，每副估价1—2万之间。 千载历史，过眼云烟，连巍峨高大的寺塔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一块神奇的铭石竟能穿越历史烟云，牵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升腾着恒久的艺术热力，这当然是文化的力量。 借许满贵先生的《古诗·寻访兴国寺塔遗址》为文章作结： ——烟云不见寺，塔铭留墨痕。石函灵神异，舍利化埃尘。虎歇岗隆坪，星宿汉书载。菩提本无树，高僧积大德。铭拓竞收藏，阔论纵横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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