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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是中华文化最为重要的传承载体。富平石刻久负盛名，号称“石刻之乡”，尤以凤凰山墨玉青石为最佳雕刻石材，其石刻作品遍及华夏大地。在铜川药王山等名山胜地，富平工匠镌刻的古碑遗存颇多。本文作者是“石刻之乡”的一位石刻文化研究爱好者，试图通过讲述铜川古石刻的所见所闻，特别对含有富平元素石刻遗存的分析，或为进而研究铜川和富平石刻的历史文化，能提供一丝初浅的线索和思考。 
初探铜川石刻小记 ——浅淡千年文化熏染下的铜川与富平 ■孙文雄 富平古属西安府耀州，两地毗邻，文化渊源深厚。古耀州今属铜川市，富平则隶属渭南。富平宫里镇号称“千年石刻之乡”，而在铜川药王山等名山胜地，尤以富平工匠镌刻的古碑遗存居多。笔者去年曾撰写了《千年光环下的富平石刻》一文，意犹未尽。出于对富平石刻文化的深入探究，遂相邀富平及铜川几位文化爱好者，探访铜川药王山等名胜古迹。亲眼目睹很多富平工匠先贤的石刻大作，内心油然涌动震撼与崇敬之情。于是萌动了小记铜川特别是药王山石刻碑石初见印象的感概，亦借此浅谈千年文化熏染下铜川与富平的邻里情谊。名匠云集彰显铜耀文脉之胜 铜川的文化旅游在陕西及全国都是有名的，可谓游览胜地。铜川不仅有以秦代孟姜女爱情故事为代表的孟姜女文化千年流传，还有以大香山和药王山南庵佛教遗址为代表的佛教文化闻名海内外；不但有新石器时代“塔坡遗址”1400余年的耀州瓷文化，更有后来的唐三彩、耀州青瓷无不炫耀着古代铜川陶瓷业的辉煌璀璨和奠定其丰碑的地位；”铜川是唐代药王孙思邈的故里，巨匠盛名显赫中外，一生著书 70余部，代表作《千金方》集唐以前医学研究成果之大成，收方剂8200余首，成为中医学临床百科全书；铜川也是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家乡，其创造了“浑厚中见锋利，严谨中见开阔”的“柳体”书法艺术，又提出了“心正笔正”的书法创作观，成为后世募习楷模；当代尤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第一个红色山区革命根据地，其薛家寨、红军洞、陈家坡会议旧址等大量革命遗址，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铜川的红岩摩崖石刻、辅国侯残碑等，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且北朝、隋、唐造像遗存甚多，文化价值极高。铜川发现碑碣、墓志、石窟寺、摩崖造像、题刻、经幢、石雕800余石（龛），其中仅药王山就有近百通北魏造像碑及医方碑、书艺碑。铜川多处北魏石窟、金刚佛座、佛足印石、陀螺尼经幢等，是研究我国文字、书法、绘画、历史、宗教、民族、医药、建筑、雕刻等传统文化弥足珍贵的瑰宝。特别是药王山碑林所藏的佛道教造像碑，代表了魏碑书法的最高成就。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很多技艺精湛的镌刻高手，目前可知最早在石碑上刻工署名者是东汉《祀三公山碑》之“刻工宋高”，后朝则时断时续。到了唐宋时期，刻工署名碑石逐渐增多。笔者在整理手头资料中发现：铜川遗存古碑大多都有刻工署名，而最早的刻工署名碑，是宋治平三年（1066）立石的《题留玉华山诗》和《游玉华山记》，刻工署名均为“鄜州李玉镌”。而宋元丰七年（1084）立石的《德应侯碑》，落款有“州人刘元刊”，或为耀州刻工署名的最早佐证。另外还有：元至正戊申（1368）“长安石匠黄傑刊”《岁寒三泳序》；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泾阳县石匠杨宾刻”《重修开化寺碑》、清康熙十年（1671）“富邑王明远镌”《重修关王庙勒片石记》、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山西积（稷）山张自云刻”《修理石桥碑记》、清嘉庆十四年（1809）“山西积（稷）山县石匠景师刻”《重修龙泉寺碑记》、清同治五年（1866）“积（稷）山县来临星刻”《马仲魁墓碑》，等等。辅兰德造像碑-北周 也有很多无法确定石匠籍贯的古碑，如：宋熙宁元年（1068）“工匠刘宝、李吉刻”《刘胜墓志铭》、宋元祐八年（1093）“工匠陈玉元刻”《前坊州太守盛南钟玉华宫题记》、宋大观元年（1107）“工匠陈琮刻”《㳂按季过此留题玉华寺》；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工匠万胜良刻”《耀州吕公先生之记》、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工匠高宇刊”《耀州华原县延昌寺记》、金明昌四年（1193）“工匠高宇刊”《法诲石塔碑铭》、金明昌七年（1196）“西河工匠高宇刊”《延昌寺三门记》；元至正四年（1344）“工匠裴德和刊”《五台山静明宫瑞槐记》；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工匠雷五、乔国臣刻”《重修三圣阁记》、清道光十五年（1835）“工匠冉广凤刻”《香山修路碑》、清咸丰四年（1854）“工匠秦怀芳镌”《重修耀州城垣碑记》，等等。富平石匠的铜川印迹 刻工巨匠刊石，如药王孙思邈行医一样，“至精至微之事”。真人孙思邈“普救含灵之苦”，刻工以铁笔刊镌真人绝学轶事。药王救苦之心名传千古，药王金方、故事得以传扬，历代刻工巨匠功不可没。富在铜川的古今石刻参与者中，我们富平刻工的作品为最多。笔者罗列部分如下，谨供参考：明成化十七年（1481）《重修玉泉院记》碑，“富平石匠齐泰、石轮刻”；明嘉靖三年（1524）《乔志玉墓志铭》、《乔仲节妻李氏墓志铭》，“富平赵润刻”；明嘉靖八年至十一年（1529-1532）《五栗山人残碑》，“富平铁笔刘钺刻”；明嘉靖甲辰（1544）仲冬《重修耀州孙真人祈嗣神岩记》，“富平石工高廷圭、高廷瑞男高思、高添绪、高添秩镌字”；重修耀州孙真人祈嗣神岩记-嘉靖甲辰仲冬又贰日（1544）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乔氏宁妻宋氏墓志铭》，“富平高忠刻”；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孙真人祁殿记》碑，“石匠赵子和、高□□、石邦儒、赵邦靖、□汉百、高宗书、赵邦善、刘邦彦同镌”，皆为富平刻工；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秦府宝山寺香幢》碑，“石匠赵子和、携子侄赵邦龙”，富平籍石匠；明嘉靖间（1522-1566）《耀州修景范堂记》碑，“石匠石邦儒”，富平人；明隆庆元年（1567）《五台山静明宫记》，“富平石匠石邦儒刊”；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乔世宁继配鱼氏墓志》，“富平鱼登科镌”；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重修五岳圣帝庙碑》，“富平石匠韩崔勒刻”；清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华严寺碑》，“刻字匠、富平人赵宗玉”；清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真人祠碑记》碑，“石匠富平梁□刻”；清光三年（1823）《紫气宫重建南房碑记》，“频阳王大法镌”；清光四年（1824）《重修三皇殿碑记》，有“石匠王大發刊”，富平籍；清道光五年（1825）《新修弥勒佛殿记》碑，“频阳王大法镌”，频阳今属富平；清道光癸卯（1843）《重修土地神庙碑记》，“石匠王大法”，碑刻“石匠碑子刻字共计二千九百五十文”等字样；清道光八年（1828）《古建中暨妻杨氏合葬墓志铭》，“频阳刘万年镌”；清咸丰四年（1854）《胡肇泰暨妻文氏柴氏合葬墓志铭》，“富平张玉武刻”；清咸丰九年（1859）《重修华严寺显圣王庙碑》，“频阳杜朝甲刻”；民国三十五年（1946）《至诚灵感碑》，“富平石匠刘智祥、木匠刘师、泥水匠□□”；紫气宫重建南房碑记-道光三年（1823） 行至药王山关帝庙前，从“关平牵马”石雕像可以看出，这与富平宫里镇涧头村的关平像（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风格如出一格，前者雕刻时间要早60多年，而后辈刻的更为精细传神，疑为富平石匠世家仇氏先辈所雕刻。遥想180多年前，先辈们田间劳作之余，肃穆北眺五台山，侧耳若闻铁錾凿石之音，又何等妙哉！药王山关帝庙石刻 笔者初触铜川文化，时间仓促，认识肤浅。只是去了几处景点做了初访，还有很多的珍贵的石刻文物不能相见，亦有更多民间散落的石刻大作不知所处，而且手头资料也有限，我相信还有更多富平石匠在铜川留下的印迹，仍需继续探寻和挖掘，期冀有更多的文化爱好者去发现和分享。从铜川石刻看富平石刻家族 近年来，笔者曾多次与富平石刻文化学者匠刘兴汉、何本善及知名工匠刘国辉、刘柏龄、马建军、杨小兵等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基本确认宫里镇先贤石匠赵润、铁笔刘钺、赵邦善、刘邦彦、刻字匠赵宗玉、石匠赵子和、赵邦靖、刘万年、刘智祥或为南陵村人；石轮、石邦儒或为仇石村石家人；石工高廷圭、高廷瑞及子侄高思、高添绪、高添秩等或为宫里桥南高家堡同一家族的两代人；高忠、高□□、高宗书、或为桥南高家堡人；王大法或为是宫里桥北王家堡人；杜朝甲为宫里桥北杜家人；张玉武、石匠富平梁□、石匠韩崔勒或为宫里山凤村人；鱼登科或为宫里北陵村人；石匠齐泰或为宫里齐村人。富平石刻家族大概姓氏排名应是：赵、刘、仇（qiu）、王、樊、高、石、杜、仇（gun）、齐、鱼、杨、李、韩、梁姓等。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因自然、交通、参与人数、技术和实力、社会关系等影响，有些家族衰落了，有些家族兴旺了。有些地方的产业没落了，有些地方的产业兴盛了。如唐代礼泉邵氏家族兴盛，而在元以后富平的赵、刘等家族发展兴盛直到现今一样。因石匠自古处于社会下层，史料记载很少，石刻的文化挖掘和研究特别是石匠及其家族的溯源是一个较困难的工作，今天所列的排名或将在我和其它学者以后的进一步考证探索中得到进一步考证。忠贞真人道行之碑-元至正八年（1348） 元至正八年（1348）杜善荣刊《忠贞真人道行之碑》；明嘉靖十五年（1536）石匠石旸刊《刘瀚墓志铭》、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赵永庆刻《乔世宁墓志铭》、明万历元年（1573）赵永庆镌《姚得相墓志铭》、明万历六年（1578）齐乙刊《重修玄帝祖师献殿神门碑记》、明万历十八年（1590）高淳刻《乔因羽妻许氏墓志铭》、明万历十九年（1591）石匠高淳、赵友刻《新建集禖宫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石匠赵邦其、彭一智刻《建修观音阁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赵希然刻《辛纉宗暨妻王氏合葬墓志铭》、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王汝林刻《解中吉暨刘氏李氏合葬墓志铭》、明崇祯十年（1637）石匠赵品镌《耀州重建东城门楼记》。清康熙九年（1670）石匠赵应显刻《重修文庙学宫记》、清康熙十年（1671）赵应显、赵光裕镌《唐敕封孙真人故宅碑》、清康熙十年（1671）石匠张宗鉴刻《九村用水公碑》、清康熙十七年（1678）石匠赵应显、赵光裕刻《重修广社庵碑记》、清雍正十一年（1733）石匠高傧镌《张公太学义修道院记》、清道光八年（1828）石匠马正前、赵玉聪刻《妆修牛瑶沟佛爷洞神像碑记》、清道光辛卯（1831）石匠赵迁有刻《创建文昌阁火神词碑记》、清道光十四年（1834）董玉佩刻《创修五圣宫碑记》、清咸丰四年（1854）石匠刘元亨刻《重修耀州书院并添修考院合记》、清同治元年（1862）石匠杜照吉刻《重修关圣贤孙真人三宵菩萨庙及创造东头桥碑记》、清同治五年（1866）石匠杨先法刻《创修白主菩萨门房碑记》、清光绪八年（1882）石匠刘彩凤刻《重修窖神庙碑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匠杨先登刻《重整六里钱粮记》、民国三十二年（1943）石匠陈岫峰刻《重修关圣帝君孙妙应真人菩萨圣楼碑记》，等等，期冀有识之士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料。从铜川的石刻来看，自宋以来，碑石留名的石匠渐多，到了明清，石刻技艺达到巅峰。记载最早的富平石匠是元代初中期的赵信，其墓碑书“故授陕西行省提副扎领石匠提领赵信之墓，元至正元年（1341)子赵斌立石。”铜川碑石所载富平工匠之名，是在赵信140年之后了，这之前工匠资料暂时暂缺失，下来还要在更多藏有古石刻和典藉资料的地方去探访挖掘，让世人重新认识一下那些曾经是社会底层却为华夏文明的传承做出最大贡献的工匠们，那些我们的先辈。富平与铜川自古邻亲 富平文化与铜川文化源远流长。史载：隋朝富平与华原（耀县古称）二县同属京兆郡，唐天佑间置美原县，隶属耀州。后唐复以富平县改属耀州。宋金时富平、美原初属同州，继属耀州。元至元元年撤美原并入富平县，此后至明清一直隶属西安府耀州辖。民国时富平属第三行政督察区（专署驻耀县）。解放后，富平隶属关系更迭多变，先是隶属三原分区，再归咸阳专区，后又改隶渭南专区。1958年富平撤县并入铜川市，1961年又恢复富平县建制复属渭南专区，1994年撤专区设地级渭南市，富平隶属渭南市至今。伏鲁子祠堂记 两地历史文化积淀，彼此密不可分。铜川现存的古今碑石与西安碑林博物馆一样，多数石碑为富平人所刻，或来源于桥山或富平的优质石料。不同的是千百年来，铜川人与富平人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相互感恩的深厚情谊。富平与铜川自古邻亲，众多石刻记载也有体现。比如宋熙宁六年（1073 )《任台买地券》碑就刻有：“大宋国耀州界富平县义林乡”字样。又比如铜川药王山元初《伏鲁子祠堂记》碑载：“伏鲁子，幼学儒，长学医,遇真学道，礼丹阳马宗师，得求真之诀。乐美原月山、华原鉴山往来云居。”碑文所云美原月山，即今富平县明月山；华原鉴山，即今铜川耀州区宝鉴山。此君系金代道士，鄜邑柏林镇人，本姓韩，道号伏鲁子，终生隐居明月山和宝鉴山传道授业，可见金元时两地道教文化交融密切。铜川药王山等地有富平元素的古碑石有很多，富平人和铜川人仝立碑石亦不在少数。《耀州五台山记》碑刻有“富平县西□头杨迁贵杨旺”、“南陵下刘宗南男刘邦其”。比如清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真人祠碑记》落款处就刻有“木匠富平朱霞□、泥水匠富平李林、铁匠王京□、瓦匠朝邑穆永□、画匠同官郜□、石匠富平梁□”等字样。清嘉庆三年（1798）《重修三圣庙记》载：“助缘人：……凤翔永盛主号，银一钱二分；富平天兴成号，银二钱四分；三原万太银铺，银一钱二分……。”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修孙真人祠暨圣母殿碑记》载：“外州县布施：频阳生员蒲振基，上银十两......。”清道光三年（1823）《紫气宫重建南房碑记》刻有：“例贡生、频阳梅家庄杨翥、偕男链珠募化”等字样。又比如《增修大元洞通元桥碑记》刻有同官、富平、甘肃、咸阳、高陵、临潼等地多人姓名的贺贡。增修大元洞通元桥碑记（局部） 富平地域亦有很多铜川元素的古代石碑。比如唐代辅国大将军符璘墓碑，唐代大书法家、耀州人柳公权书丹，礼泉刻工邵建和镌字，骨力遒劲、结构严谨，书法功力极其深厚，世称《符璘碑》。原碑约在明末清初移置富平文庙前院东侧，现已失佚。又如富平到贤镇西仁村的《海上仙方碑》，记录了63种常见病的药方，本村徒复兴等人为纪念孙真人和为村民治病提供帮助而立。明嘉靖十九年（1540）《创修孙真人行祠记碑》，由当朝赐进士、河南巡抚、流曲东川人李宗枢撰文，碑载：“真人姓孙氏，讳思邈，京兆华原人也。没世人目为真人，故人到今称之云。华夏之东有山，曰五台山。有宫曰大元，乃真人旧隐之地……富平为华夏属邑，相距伊迩。邑人有李庆也者，数陟神宫，肇殚虔虑，乃嘉靖戊戌中春之月，因佛堂之废址，建真人之行祠。复割壤捐金，鸿基骏制。于时里人邑老鳞集相工。又明年庚子之夏，厥役告竣，门垣殿宇，秩秩麟麟，流辉绚彩……。”富平还有很多有关药王孙思邈的碑石，恕不再赘述。符璘碑拓片 国粹的传承与初心 孔圣人曰：“德不孤，必有邻。”铜川文化的厚重与铜川人的品德我是深有体悟的，这也是让富平人千百年来一如既往为铜川发展和文化传承助力的原因。在铜川药王山等地，笔者还看到了当代富平石匠赵孟彦、赵应祥、刘铁信、王同阳、刘高峰、王长毛等人镌刻的数十通石碑。如：《孙思邈医德纪念碑》、《孙思邈画像碑》为南陵村赵家组石匠赵孟彦所镌刻；《评讚孙真人医德文》碑，由市级石刻非遗传承人、南陵村刘家组知名工匠刘铁信镌刻。南陵村刘家组刻工赵应祥，是清代“五虎上匠”赵致祺的后代，身怀祖传绝技，远近闻名。宫里桥北村石匠王同阳，从小随父学石刻，长大后拜师石刻老艺人仇文才门下研习精刻，颇有成就。桥北村杜家组石匠王长毛，曾于西安民间艺术社研学石刻，技艺精湛。药王山当代富平石匠碑刻 孙思邈医德纪念碑和孙思邈画像碑 据宫里镇石刻文化研究学者刘兴汉老师回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刚退休就和几位乡亲发起创办石刻企业的倡议，刘兴汉与时任宫里镇文化站长樊双有、南陵村铁炉组刘高峰，三个人各出资500元，在成陵街创办了宫里镇第一家石刻厂，即“宫里石刻工艺艺术厂”，隶属宫里镇文化站，首任厂长刘高峰。药王山主殿旁碑廊的十数通当代石碑，就是“宫里石刻工艺艺术厂”工匠们的铁笔镌刻。怀德行远，古今传颂。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邓侯德政之记》碑载：“□近岁以来，□□□□□□□亡流民填路，饿殍□□。公则忧心如重，不遑宁息，多方救济，□□□活者不下亿万余口。尚□□□有眼，民用无穷，乃于郡城西北开通城渠，引沮水以灌□□之田；开偃武等渠，亦引沮水以灌城西一川之地；城东北开通济渠，引漆水以灌城东一川之田。禾稼□□，一里丰乐，百姓讴歌，千载永□。鸣呼，仁人之用，其利□□□□□□若子民之父母，公之谓矣。今□□□先后十有三载，功成名送□□□□□□辅圣主□济苍生□□矣。都之致仕□耆老□□□□□之盛德异政，以勒诸金石，垂名不朽。□□□□□久沐公之泽、知德之深者，故不□而直为之书，保我郡之人子子孙孙传□□□□。”从古至今，铜川和富平先辈们情系百姓的所作所为，确实值得后辈们效仿传承。家乡近年来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各级领导在从农业和文化大县向农业产业强县和文化强县的发展道路上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历史当写上重彩的一笔。作者在药王山 两城文化与情谊相织交深 千百年来，富平人与铜川人的邻里情深是永远抹不去的印迹。铜川的现存碑石中，不乏富平人撰文，其中“富平儒学监生员、世愚晚道生杨立本鞠躬撰并书”的石碑就有好几通。又如清宣统三年（1911）《刘生云夫妇育抚孤神道碑》、民国二十一年（1932）《刘生辉妻王氏节孝碑》等，皆为富平人撰文。民国书法巨匠于右任《九年冬尽久住药王山感赋》碑云：“北去将何去，南还不忍还。迎春王翦庙，卧病药王山。”巧妙的将富平和耀州两地古代先贤赋予诗中，令人回味无穷！铜川人与富平人的心脉同系，当今亦不乏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战胜旱涝灾害，国家和地方都在兴修水利，桃曲坡水库就是在那时修建的。我们的父辈们在那个年代参加了桃曲坡水库的援建，除铜川耀县用水，还供给了富平县庄里、齐村、宫里、曹村等地的农田灌溉，让农作物丰产丰收。历时11年的水利工程，由富平、耀县的先辈们聚力完成。在那个艰苦岁月，数十万人次参战，富平人谈及那个彩旗飘扬、人山人海的劳动场面无不激动的热泪盈眶。这个造福了后世的水利工程，时常成为两地乡亲的谈资佳话。铜川市庄里陶瓷厂，也是一代富平人的美好记忆，石鲁、何海霞等老一辈艺术大师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庄里陶瓷厂87岁的牡丹画家陈雪花老师笔耕不缀，还在为艺术奉献着光和热。她丈夫罗荣敏整理的《1958-1988回顾庄陶三十年》展览图册的前言中写道：“我厂将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那些曾戎马疆场的老红军、八路军，当年为了我厂的现在和将来，他们从祖国的大疆南北，汇集于一起，为筹建和发展我厂奉献了力量，这些同志，有的已作古，有的已年迈离岗，有的还在为社会贡献着余热。”这些朴实的话语，无不洋溢着富平人与铜川人美好生活的记忆。后 记 古石刻让一个地方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独显一席，她的脉流也在润养着下游的人们，更在指引着后人的前行的路。记先贤不朽，展当世清风。铜川古石刻文化遗存，是一部厚重的大书。而其造像、摩崖、牌楼、石护栏等等文化艺术精品，受篇幅所限，皆未能在本文加以描述。笔者心存对铜川的遐想和情谊，初次撰写有关铜川的文字，且想展示的内容较多，难免错浅，恭请读者海涵。更期待更多热心人一起挖掘共同交流，为传承石刻文化竭尽微薄之力。药王山摩崖造像 富平宫里人刘兴汉老师，年迈九十有六，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资深石刻研究者，他在铜川工作了一辈子，对铜川感情深厚。前几天还对笔者说，他在铜川看到诸多出版的文化图书（册），关于富平石匠的记载极少，有文无人也是一大憾事。期望此篇拙文或许能对刘老有所慰藉。《孙真人福寿论》碑载：“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当代文化其寿在几何？现代人利用先进的科技平台，为了经济利益无限“创意”文化，虽能“熔古铸今”，但其另一面非先贤所期待。当代人确实需要静心修德，潜心学文，为往圣继绝学，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吧。铜川人和富平人的文脉交融，必将如漆沮之水源远流长。最后要感谢彭辉老师对本文的修正和指导，感谢铜川杨继涛、付金荣、姜兴民和富平人刘兴汉、刘国辉、刘登峰、郭炳行等在采访中的帮助，感谢我们所到铜川各景点工作人员的热情周到服务。作者：孙文雄，富平南湖书院院长，富平人文化传媒创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