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国的诸葛诞现在的职务是征东大将军。一看到这个职务就知道这家伙手里有兵。他原来是夏侯玄那些人的好朋友。  在夏侯玄被司马氏杀了之后，他老对自己的命运放心不下，时时觉得自己正站在危险的钢丝绳上。人一有危机感，就会有所准备。 诸葛诞也很笨，天天生活在危机感之中，手里握有重兵，却没有想到利用自己的长处，做最坏的打算。什么是最坏的打算？就是利用重兵，联络本国其他反司马氏势力，再联络国外反魏势力，跟司马昭来个你死我活，他却散尽家财，做做慈善事业，还赦免一些不该赦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收买到人心。 然后又打造了一支三千人的贴身卫队，专门保护自己。可这能防备得了司马昭吗？三千人以及那几个贫困户的民心就能挡得住司马昭对他的加害，这个司马昭还有那么可怕吗？ 司马昭不是个大军事家，但绝对是个权谋家。他很少像他的父兄那样既带着部队到前线作战，又能摆平朝里的敌对分子，而是把精力都放在内部问题上面。他对诸葛诞早有怀疑，但又没有证据——总不能说他有三千卫队就是造反的证据吧？就派贾充去试探一下诸葛诞。  这个试探不但是给诸葛诞放一条生路，同时也有让敌人自我暴露的目的。如果诸葛诞不那么笨，看清“今日之域中，究竟谁家之天下”，认清敌我力量不是在一个档次上，完全可以借机转向，什么事也没有。可这家伙自认为自己得了民心，又有那么一大队贴身保镖，在贾充面前，居然大义凛然起来。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司马昭派贾充到淮南跟诸葛诞聊天。 贾充说：“现在很多人都有让皇帝禅让的想法，你的意见如何？” 诸葛诞一听，马上厉声说：“如果洛阳有政变，我就以死报答皇帝。”贾充一看，知道这话题不能再扯下去了，如果再往下说，估计诸葛诞就要把他杀了。 他马上离开淮南，回去向司马昭报告说，诸葛诞长期在扬州当官，很得民心，是个危险人物。现在把他叫回来，顺便解除他的兵权。他一定会发动叛乱。不过，现在他叛乱，祸害不会很大，要是以后他作乱，那祸害就大了。所以，不如现在就把他搞定算了。  司马昭马上就玩那一套明升暗降的手法，让曹髦下个文件，任命诸葛诞为司空。这个司空可是个位列三公的大官，但却只享受待遇，没什么实权，而且是京官。对付这么大的官，要比对付手握重兵的征东大将军容易多了。 司马昭知道这个道理。 诸葛诞当然也明白这个意思。他面对这个任命文件，认为司马昭要对他开刀了。既然人家要动手，不如自己先动手。他认为，司马昭之所以知道他的用心，一定是那个扬州刺史乐继打他的小报告，因此，就把乐林斩首了。然后集结手下所有的部队十四万，准备固守扬州，还派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小儿子诸葛靓去跟东吴联络－顺便让小儿子当东吴的人质，请东吴给他派出援军，要跟司马昭干到底。 可惜的是，现在的东吴已经不是以前的东吴，不但人才缺乏，而且国力也弱，再也拿不出周瑜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概来了。 在司马昭大力整顿内部的时候，他们也在忙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水平倒是越来越厉害，而在这个机会面前却表现得很平庸，只是“使全怿、全端、唐咨、王祚将三万众，与文钦同救诞”。整个东吴的领导层集体高兴了大半天，最后只做了这么个小动作。  你想想，三万人能当什么救兵－当然如果有周瑜或者司马懿这样的老大带领，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可现在都是什么角色当队长？ 现在司马昭已率二十六万大军来到丘头，并“以镇南将军王基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与安东将军陈骞等围寿春”。 这是司马昭掌权之后的第一次出征。他知道，这一战如果不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彻底地树起他个人的威望，以后他这个权臣就不好当了。为了防备曹髦在后院制造麻烦，在出征时，他把曹髦和那个数次被司马氏当成招牌的太后一起带了出来，把皇帝时时刻刻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这个时期，控制皇帝就是控制主动权。 在司马昭尚未完成对诸葛诞的包围时，东吴的文钦、全怿带着三万援军已经开进寿春，与诸葛诞“胜利会师”。  双方的决战马上就展开。 司马昭这时又想学习他哥哥对付毌丘俭、文钦的办法，就叫王基固守营垒，要跟诸葛诞比赛谁能挺得久。 可王基这家伙却是个主战派，天天写请战书，要求打仗。 正好这时，东吴的镇南将军朱异带领的第二拨援军三万人也开到安丰，与寿春遥相呼应。 司马昭一看，心里急起来，马上让曹髦下诏，命令王基率部去占领八公山，以阻挡朱异。这时，司马昭显然有点儿慌了手脚，否则他完全可以凭借全军最高统帅的名义向王基下命令，但现在他居然借用了皇帝的命令。估计他现在的底气还不是很足，觉得自己的威信还没有彻底地树立起来，才不得不用皇帝这个招牌。  司马昭不买皇帝的账，王基同样不理曹髦的这个诏书。他看了一下的书，就把它当作废纸丢到一边，对诸将说：“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之后，还上书说明理由：“跟敌人对决，就应稳如山，毫不动摇。要是跑来跑去抢险要，天下有那么多险要的地方，你能抢得完吗？到头来只会造成人心动摇，对大局不利的后果。现在各军处于深沟高垒之中，军心稳得很，不应让他们受到打击。不要盲目乱动。这是作战的要领。”连这种要领也不懂，还打什么仗？ 司马昭一看，就批准了这个建议。他在这方面跟他的老哥一样，自己虽不会打仗，但能听得进部下的建议。光从这一点上看，三国当权派中，司马氏兄弟确实比另外两国的权臣高明。蜀国力量弱小，姜维虽然拿着兵权，但斗不过一个宦官——这种国家不灭亡，天下就不会有“亡国”这个词了。  至于东吴的那些执政大臣，这些年来，你杀我，我杀你，内乱越搞越上手，人才是越杀越没有，人人生活在惊惧之中，谁还敢向老大提什么建议？ 而这样的老大能听你的话吗?这样的国家同样离亡国不远了。否则，魏国这些年来，乱子前仆后继地上演，作为死对敌的吴蜀两国，居然没有很好地利用。三国发展到现在，已远不如初期那么精彩了。这也是司马氏一家的幸运－如果这时吴蜀两国再出现个诸葛亮和周瑜之类的人物，后果将不堪设想。 司马氏兄弟除了对政敌毫不留情之外，对待部下还是很宽松的，仅从这一点上看，他们比诸葛亮还远为高明。正因如此，司马氏家族能团结很多人，使很多人才最终成为他们的死党。司马懿开创司马氏时代时，全靠他自己到处打拼，而到了司马昭时，已无需自己亲上前线，而是有一批人为他们南征北战打天下了。到了这时，司马昭的领袖之相，已完全展现出来。这跟以前的刘邦很相似。  王基命令各军加紧包围。文钦、诸葛诞在城中看到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就会坐以待毙。不愿坐以待毙就只有突围出去，这是两人的共识。可到了这时才想到不坐以待毙，还能突围出去吗？文钦组织了多次冲锋，可每次冲锋的结果，除了死去的指战员外，其他人又都被敌人打回城中。 司马昭知道，只有切断东吴方面派来的援军，才能让寿春城中的诸葛诞他们彻底死心，因此，命令部队在外围进行大扫荡，把朱异的部队打得遍地找牙－朱异本来是东吴的名将，也是个会打仗的军人，只是手上的资本不多，哪干得过司马昭的魏国大军？他跟魏军一接触，立马败下阵来，之后投奔他的上级领导孙林。 朱异的部队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他自己却毫毛未损。可他的领导孙綝却是个糊涂鬼。这家伙把孙峻搞下去，当了东吴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之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以为派出部队就能打胜仗，就能谈笑凯歌还，却从没有比较过敌我双方的力量，本来去接应诸葛诞并没有错，错就错在硬是把部队分成几拨，最后被人家各个击破，而自己带的主力却行动慢得像蜗牛，浩浩荡荡地，只在巢湖边上驻扎——在朱异投奔过来之后，又像分蛋糕一样，分一部分部队去解救寿春。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朱异能打胜仗才怪。  朱异果然被魏国的各路部队打得连渣都不剩，连军粮都被敌人烧得一颗不剩，只得带着残兵靠吃着树皮回到大营。本来这次败仗，孙綝应该明白这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朱异的责任。可孙綝不是诸葛亮，更不是司马师，有承担这个责任的水平和胆量。他把所有责任全推到朱异的身上，把朱异抓了起来，然后不由分说地一刀砍了。 如果他咔嚓朱异之后，带着大军全力出击，或者胆子再大一点，带领全军向魏国那些空虚的地方进军，说不定还有点好戏可做，可这家伙不是这方面的人才，对敌人作战没一点儿创意，好像他这次出征的首要任务只是为了杀朱异似的，因此杀了朱异之后，就带着大军班师回朝了。  司马昭看到孙綝大军到巢湖岸边一游后就回去了，心里当然高兴。他当前线指挥不怎么高明，但对整个形势的估计没有错。他知道，胜利已经毫无悬念地向他倾斜了。这场战争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来这是他当政之后，第一次调动全国军队，完全可以检验到军方对他的忠诚度；二来可以震慑国内那些还有侥幸心理的政敌；三来也可以向全世界的人展示他的才华，说明他是不可战胜的。 司马昭这时虽然高兴，但他并没有高兴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知道，这次事件是他树立个人权威的最佳时刻，他不但向政故树威，他更应当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如果光向政敌摆威风，那说明他现在的理想只停留在当一个权臣的目标上，而现在他脑子里绝不只让司马氏当一个世袭的权臣，而是要进一步坐到龙椅上。他现在比谁都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他要在这次事件中，向广大人民群众表现一下他的“德”。只有这样，才算把这次事件的资源用完。  命运也确实照顾了司马昭。因为他现在遇到的敌人是一群菜鸟。 他决定对寿春只围不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寿春城的部队还有十多万，而且诸葛诞和文钦虽然在大事上很笨，但仗还是能打几下的，如果强攻，即使最终获得胜利，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说不定国力会倒退几十年，甚至由于一时处于胶着状态，进退不能，孙林突然聪明起来，那可就不好说了。 司马昭在围而不攻的时候，也不是简单地包围着，而是在包围的同时，还附加一点小小的诡计。其实这个计谋实在也算不得高明，也只有诸葛诞这样的人才上当。 这个计谋很简单。司马昭知道，诸葛诞为了造反，早就在城中备战备荒，准备了很多粮食，打算跟司马昭来个持久战。司马昭就派人去散布一个谣言：东吴的大部队已经打了过来，现在魏国围城的军队已经没有粮草了，正把很多部队分到淮河以北各县去找饭吃了。估计没多久就自动解围了。 稍有点儿头脑的人面对这样的谣言，一定会把它当谣言对待。可诸葛诞他们居然相信了。本来他们已经省吃俭用，尽量节省粮食，做长期作战的打算，可一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就乐观起来，马上下令大吃大喝。不久后勤部就宣布粮草有些短缺，而司马昭的大军却没有半点撤退的意思，东吴的救兵更是没一点儿消息。这时他们才知道上了司马昭的当。 于是，只得召开会议商量一下对策。诸葛诞手下有两个得力干将，一个叫蒋班，一个叫焦彝。这两个家伙遇到问题时还肯动一下脑子，对诸葛诞说，现在咱们的军心还稳定，士气还旺盛，拼命突围出去，还是有希望的。即使不能全部冲出去，也总比待在城里的好。继续待在城里，就是在等死。 可是文钦却不同意。这家伙还在坚定地认为，只要能死守一年，魏国内部就有矛盾，那时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与其去冒这个险，不如在城里一边坚守，一边大吃大喝，等到胜利的那一刻。 蒋、焦一听这话就气势磅礴地反对起来。这两个人凭着自己是诸葛诞的死党，因此反驳得很无情。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虽然是诸葛诞的死党，但文钦的势力却很强很暴力，诸葛诞现在依靠文钦的程度比依靠他们多得多。诸葛诞为了拉住文钦，哪还管得了他们这两个死党？因此，在这场关系到寿春前途命运问题的论战中，他完全站在文钦一边。 如果光站在文钦的立场上那也还罢了，偏偏为了紧紧拉住文钦，诸葛诞居然动起杀机，要把这两个人搞定。这俩人知道后，不用商量就决定逃之夭夭，连夜翻过城墙，跑到司马昭帐前，高叫要弃暗投明。司马昭当然优待了他们。 就在这个时候，全怿的侄子全辉、全仪因为一些家庭矛盾，居然丧失国家立场，带着包括老妈在内的家族十多户离开东吴的首都，叛逃到魏国。本来像这样毫无爱国精神的人逃走一百家都没什么事，可偏偏是姓全的人逃走。现在他们的叔叔全怿正跟几个全家子弟协防寿春。 这就又给了司马昭一个机会。 又是那个钟会，他看准了这个机会，马上就给司马昭贡献了一条计谋，仿造全辉和全仪的笔迹给全怿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吴中怒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 全怿他们接到这信之后发了一阵呆。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话：那个朱异，只是寡不敌众，最后都被孙綝杀掉，孙綝能放过他们吗？于是，也打开城门，带着部下向敌军投降，留下诸葛诞他们在城中大吃大喝等着胜利。 全怿他们一走，城中的人开始恐慌起来了。到了第二年春天，也就是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文钦对诸葛诞说，现在是我们突围的最佳时机。这家伙还罗列了两个有利条件；一是蒋、焦二人曾断言不能突围；二是全怿他们刚刚投敌－这家伙的脑袋真可以，把两个致命因素全转化为有利因素－敌人肯定以为我们现在已经乱了套，防守肯定很松懈。 诸葛诞和唐咨一听，觉得文钦的话大有道理，因此决定突围。两人做了一番战前准备之后，突然大开城门，高喊着打倒司马昭的口号，冲出寿春城，向南门外的敌军发起冲锋。 想一想就知道，即使司马昭想不到他们的企图，司马昭手下那一群死党也会想到他们这一招的－说实在的，司马昭不是很厉害的前线指挥官，但王基、钟会这些家伙都不是省油的灯，而且这也正是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他们早就料到，城中的这几个人迟早要大喊大叫着突围出来，因此早就筑好工事，做好一切防范准备。 如果早些时候，诸葛诞他们突围，也许还可以成功——那时包围圈刚刚形成，其他工事还没有做好，而己方的士气比现在旺盛。可这几个人硬是在城里大吃大喝，等人家修好了工事，更等到城中的粮食吃得差不多了，士气已经疲软了下来，才发起这么决定命运的突围攻势，这是在存心找死。 文钦连续组织了六天的冲锋，而且日夜不停－其决心不可谓不大，作战不可谓不努力，一直打得“死伤蔽地，血流盈堑”，却还是冲不出去，这才知道城外的工事不是一冲就垮的，只得宣告这一波突围行动到此为止。可城中的粮食也差不多没了。 谁都知道“无粮不稳”这个道理，何况孤城孤得都到了无粮的地步，军心民心更加变成墙上芦苇，没有风都要摇摆几下。突围行动一结束，就有几万人出城投降了。 文钦这家伙绝对是一个呆鸟，用脑子去想问题，绝对不是他的特长－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硬去开动脑筋，想出来的也是菜得不能再菜的主意。可这些天来，他硬是点子不断，这个点子才新鲜出炉，还热乎乎的，那个点子又已产生，虽然点子一个比一个菜，但他却乐此不疲。 这个突围的点子刚刚取得了血的教训，另一个点子又隆重登场。他对诸葛诞说，鉴于城内口粮越来越紧张，得把原住居民全部异地安置，让他们滚出城去，只让他从东吴带来的子弟兵在城中坚守阵地。 以前，诸葛诞都听他的话，但这一次却不干了！把我的人全赶走，只留下你带来的人，就是最后胜利冲出去跑到吴国那边去，我还有什么资本？两人以前一起当魏国的干部时，就已经有很大的矛盾，这时能走到一起来，完全基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现在看到这个“共同的目标”已经难以实现，那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诸葛诞这家伙对待跟自己过不去的人历来很果断。他在文钦来见他的时候突然出手，把文钦当场杀掉——谁都知道，这是不计后果的做法。 文钦的猛男儿子文鸳、文虎听说老爸被砍，一气之下想带部队去报仇，可部下却不听从，没人跟他们过去跟诸葛诞对决。两人无奈，只得向全怿他们学习，投降司马昭。 你是知道的，就是文鸳这个猛男，害得司马师的眼珠子脱出来，然后死掉的。这小子可说是司马氏的仇敌。现在他们投降过来，司马昭的很多手下都义愤填膺地要求老大杀了他，为司马师报仇。可司马昭就是司马昭。 他知道现在就是杀一万个文鸳也换不回他老哥的命了，倒不如利用一下这小子，以夺取寿春之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还充分显示了他“以德报怨”的宽大胸怀－这是一个政治家最需要的。 跟许多政治家一样，尽管他对有杀兄之仇（虽不直接杀兄）的文鸳恨不得当场杀死，但他只把这个大恨的情绪留在心里，表面却装出一副大度得不能再大度的模样，不但赦免了文氏兄弟，还荐两人当了将军、封关内侯，叫两人骑着马到城外绕城一圈当统战宣传员，说连文氏兄弟投降过来都没事，还受到表彰，你们还怕什么？ 城上的人一听，觉得很有道理。这时，城中的人又累又饿，谁还有决心、有信心为诸葛诞坚守下去？ 司马昭一看，知道对诸葛诞最后一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马上命令部队向寿春城发起总攻。 二月二十日，寿春城被攻破，诸葛诞到了这时，只有亲自突围了－做领导的，亲自做别的事倒没什么，可亲自突围就大不一样了。诸葛诞紊自突围的结果是被胡奋击斩，并当场诛灭三族。 这一战，与司马懿当初平定襄平之战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不同之处是，双方力量的对比－那时，司马懿的部队比公孙渊的部队少；相同之处是，两次的战略战术没多大的差别，都是先围而后攻，最后取得完胜。当然，两下一比就知道，司马昭比他的老爸差了不止一截。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战后工作。 司马懿当时大开杀戒，屠城且留下“京观”，立足王威，这才离去。而司马昭这时却来个政治挂帅，做足“德”字文章，为司马氏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形象。本来破城之后，有人建议：这一带好像是叛乱的风水宝地，连续这么多年，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群体事件，现在东吴军的家属都在南方，所以，不能把这些人放回去，应该全部活埋。 司马昭一听到这人的建议，就知道这些手下的人不是玩政治的料，对他们说：“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大度耳。”说是示魏国大度，其实是在示司马氏的大度。他的这一番话，为司马氏赚足了分。司马昭知道，要想让司马氏取代曹魏，这个假是万万作不得的。 因此他说过之后，马上下令，优待战俘，一个也不得处死，把他们全部送到首都附近的“三河”一带安置起来。司马昭这次的宽大秀做得很足，连唐咨也被任命为安远将军，其他的人也都给予一定的级别。至于曾跟随诸葛诞闹事的淮南人统统当作不明真相的人士看待，全部赦免，不再秋后算账。最令人感动的应该是居然准许文鸳“收敛父丧。给其车牛，致葬旧墓”。 处理完后事，赚足了国内的民心之后，司马昭觉得内部的敌人已经不敢再跟他叫板了。现在应该把自己的威望推向国际市场。这家伙经此一战，觉得东吴那帮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因此心态就有点膨胀起来，准备下令各路部队乘势深入东吴境内，先是招降唐咨这些降将的子弟，然后扩大战果，搞定东吴。 一看这个计划就知道司马昭现在的心态已经极度膨胀，两步棋就想拿下江东诸郡。 这家伙的心态虽已变得有些失常，但他总算讲点儿民主，手下那几个死党也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程度，尤其是那个王基，是个敢于提反对意见的人。这时一听到老大的这个计划，马上就指出，老大的计划太傻太天真。王基举了三个例子，说明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 第一，是诸葛恪的例子。当初诸葛恪取得东关之胜后，觉得胜利真是来得太容易了，就带着东吴的全部家当去围新城，最后却是城不能破，部队倒死伤大半，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是姜维的例子。姜维本来取得洮西之战的胜利，大可回去庆祝一番，可这家伙硬是要扩大战果，带着部队轻装前进，最后在上邽大败之后，才灰头土脸地回去，一肚子苦水也没一个可以吐的地方。 第三，当年曹操在官渡之战把袁绍打得找不到方向，那个战果比现在咱这个战果牛吧？可老曹是个聪明人，打扫完战场之后却没有再追下去，怕的就是反胜转败啊。曹操这一招是绝对正确的。现在咱出来打仗，差不多有一年了，个个都想回去看一下老婆孩子，没心思打仗了。要是再打下去，老大的这灭吴两步棋可就全走错了。 司马昭一听，觉得王基这话完全正确。于是赶紧叫停了这个灭吴计划，以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自己带着那个给他谋划了很多计谋的钟会回首都。 司马昭这一次内战打得很漂亮，打出了他的形象，也打出了他的权威，使得他的声望又一次狂涨。 在司马昭股进入牛市的时候，曹髦知道曹氏股又跌入了历史的新低。 曹髦面对司马昭取得的巨大战功，只得又搬出加封的老一套：诏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加九锡。 可司马昭这家伙硬是不领情，坚决辞掉这次加封。两人前后相持，你封我让，居然来往了九个回合，而且曹髦的这个决定还空前地得到大臣们坚决的拥护。你当然知道，这些表示拥护的大臣都是司马昭的死党，这死党都觉得自己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司马老大喊打喊杀、拼死精活，但在这时为老大加油几声是应该的，没什么危险，但效益并不比在战场上拼掉老命差。 这些人见光有口水不足以表现出忠心耿耿，便一致决定，让当时的大文豪兼人气榜上居首席的大名士阮籍执笔，向司马昭写一份劝进表。 阮籍一接到这个任务，马上就又搬起酒坛到竹林里大喝起来－这家伙一碰到不好办的事，就喝高，高得不省人事，因此躲避了多次灾难。 这时，他知道司马氏跟曹家的矛盾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了，像他这样的人是哪边也得罪不起的，这份劝进表一写下来，就等于向全天下的人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就等于把自己绑在了司马家的这个马车上，胜也罢，败也罢，自己都摆脱不了干系。他没有办法，只得喝，先喝醉再说，以前就用这个办法，连司马昭的求亲都能推得掉。可他这次错了。 这一次可不是司马昭出面叫他写的，而是那一帮死党的主意。这些死党早就加入了司马氏集团，为了司马氏（当然是为了自己），那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可不像司马昭那样，为了巴结名士，赚点儿人气，可以放过阮籍一马又一马。 这些死党看到阮籍有时间喝酒且天天醉，就是没有时间写劝进表，这么久了还不完成任务，就都跑到阮籍那里叫嚣，阮籍其实每次喝醉都是酒醉心明白，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再不写，这颗脑袋就有异地安置的可能。 他虽然放狂，好像天不怕，地不怕，其实心里也是怕死的。马上拿起笔来，呼呼地吐着酒气写了起来。这些死党中肯定有很多在心里嫉妒阮籍嫉妒得要死的人，现在看到这家伙酒醉起草这个劝进表，一定会写得不成样子，想着这回可抓到他的辫子了。 不一会儿，阮籍就把笔一扔，然后又蒙头大睡。有人把他写过的那张纸拿过来一看，照着念了一遍。大家一听，阮籍真有水平，喝得这么高了，还能写出这么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看来这家伙的人气不是空手套白狼套来的，而是凭真本事赚来的，再嫉妒他实在没有理由了。 虽然这个劝进表写得不错，但司马昭还是不领情。曹髦这才不得不把这张任命书丢进垃圾桶里。这件事表面上看是司马昭谦让的结果，但也可以看到，曹髦的权威在司马昭那里已完全没了。现在曹髦能跟司马昭有对话的余地也只有加封后者这件事上了，其他的事那是一个标点符号也加不上去的。可就是这个事，现在也变得没商量了。 曹髦越来越觉得自己窝囊得没有谱了。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有人报告说，宁陵井中两次出现黄龙。这个新闻一出，很多大臣也跟那个讲那番“盛世出国虎，虎啸震国威”话的县太爷一样，都说这是吉祥的预兆啊。 可曹髦却一点儿也不认为是吉兆：龙在井中算什么吉祥?还写了一首《潜龙诗》：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他的诗一发表，司马昭就成为这诗的读者之一。 司马昭读完这首诗，心里很不爽：我帮你守江山，你还不知足？能在井里当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曹髦一无聊，便又改元。他觉得这个“甘露”年号很不好，因此又决定改元为景元。 改元也算是一件大事，因此又得对一些大臣进行提拔。曹髦便又找到原来的文件，再次加封司马昭。这一次，司马昭毫不客气地笑纳。 在司马昭笑纳之后，曹髦又郁闷起来。 曹髦看到司马昭的权力越来越大，现在已把他的荣誉和官衔加到离顶峰没多远了，再加下去，只有让他当皇帝了。也就是说，司马昭离皇帝的座位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 曹髦这么一想，觉得危机感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他发现自己这个皇帝唯一的权限就是坐在龙椅上，按司马昭的意思，在诏书上签字，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如果硬说还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是住在皇宫里面，人家的老婆叫老婆或者叫夫人，而他的老婆叫皇后。 曹髦觉得再这样下去，他不被司马昭废掉，也要被司马昭逼得发疯，然后彻底崩溃，因此就决定跟司马昭摊牌。 从他有这个想法来看，也算是个有骨气的皇帝，可他光有想法，却没有配套的实力或者有个可行的计划来配合，这个想法也只是一个愚蠢的想法。他贵为皇帝，却连个死党都找不到。 他把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找来，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在这里等他来废掉我。现在我命令你们一起去讨伐他。”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话，后来成为一句名言。 只是路人皆知又怎么样？这是曹家和司马昭的关系，关人家路人什么事。这家伙跟所有帝王一样，觉得所有下臣只能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奴才。可他也不去复习一下那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话。司马昭通过三代人的努力以及一系列的动作，不但培养了一大批死党，也成功地树立了美好形象，赢得了民心，并已成功地把曹氏形象化成一个只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可曹髦却不知道现在自己仅仅是个符号，就像人家门面上挂着的招牌，而司马昭却是门面里的老板－老板什么时候都可以把招牌换掉。这家伙把讨伐司马昭看得很简单，手中没有一个兵，而这三个姓王的，更是没有一个是他的死党－决定这样的大事，没一个死党在旁边，最后的结局只有死路一条了。 王经还算有点儿良心，听到曹髦把这个小儿科的讨伐计划说完，马上就举了几个经典事例，认为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后果很严重。可曹髦的愤青脑袋一发热，哪顾得上什么后果？他从怀里掏出黄色绸缎诏书，很酷地摔在地板上，说：“我已经决定了。大不了一死，何况可能不会死。” 一看他这个架势，就知道这是个失败的开端。做这样大的事，叫三个不是自己的亲信来一宣布，也不再做什么商量，更不做什么布置，也不看看这三个家伙的反应，就进去向太后报告。 王沈和王业一看，就知道这个皇帝要去送死。曹髦要去送死，本来跟他们无关，可现在他们在现场，如果不赶快出去自首，到头自己也会被当成“曹髦反动集团”的骨干成员受到制裁，那就真正冤枉死了。两人看到曹髦进去，马上就决定溜走，到司马昭那里揭露曹髦的阴谋，就算不能立功，也能保住吃饭的家伙。他们走的时候，还叫王经一起走。可王经不想做出卖皇帝的人，所以没跟他们走。 司马昭接到二王的报告后，马上命令贾充过来对付愤青皇帝，自己却躲到一边去。司马昭在处理这个事上还是做得有分寸的，准备得也很充分。 曹髦从宫中出来，拔剑上了专车，带着宫中所有的武士和那些长工，高喊着“打倒司马昭”向司马昭的住宅冲过去。 这个阵势看上去虽然有一点点可笑、有一点点不成规模，但毕竟是皇帝亲自出马，旗号大得不能再大，因此当司马昭的弟弟司马由跟他们相遇时，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曹髦的人大声骂司马由几句，叫他滚到一边去，别吃饱了撑的挡爷们前进的道路，他真的就乖乖地滚到了一边去。 这时，贾充带着一批人过来，把曹髦的队伍拦住。 曹髦这时什么也不顾了，举着宝剑，亲自出战。 所有的人都知道，曹髦这小子的武力指数比他的智商更低，但他到底是皇帝，是全国的第一把手，是可以杀死全国任何一个人的老大。因此，贾充手下的那些人一看，都不敢动，个个都打算后退，连贾充也觉得没办法。 偏在这时，那个倒霉的成济隆重登场，对贾充说，我们该怎么办？贾充一看，原来还有他在旁边。这时正是利用他的大好机会，便对成济说：“司马将军天天大鱼大肉地养你们，为的就是今天。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问怎么办？” 成济的智商虽然不高，但对贾充这话还是能够深刻领会的，马上抽出长矛，对准曹髦刺过去。这家伙这一次是真正的卖力，一矛就把曹髦刺穿了。魏国皇帝曹髦当场死亡。这时他只有19岁。 司马昭到了这时，还玩了个把戏，一接到这个报告后，装着惊吓的样子，从床上滚落到地板上，让脸变得没一点儿血色。他的叔叔太傅司马孚跑到案发现场，抱住曹髦的大腿痛哭起来，而且还把所有的罪过包揽过去：“皇帝被刺杀，是我的罪过啊。” 叔侄俩演完这些戏后，司马昭马上来到宫中，召集在京的所有高级领导干部，讨论如何解决这个突发事件。只有那个仆射陈泰不来。 这个陈泰当时还算有点儿名望，因此，司马昭必须把他请到场，就派他的舅舅荀题用专车去请他过来，而且还叫他全家的亲朋好友做他的思想工作－这些亲朋好友，当然知道不做思想工作的后果，因此都积极地劝他去见司马昭。陈泰最后只得去见司马昭。司马昭这时像刘备一样，当着陈泰的面放声大哭，然后问他：“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该怎么办？” 陈泰说：“只有砍掉贾充的脑袋，才能平民愤。”司马昭一听，迟疑了半晌，才说：“能不能把要求降低点？”陈泰很干脆：“我只想到这个要求，没有想到更低的。” 如果司马昭这时答应陈泰的要求，后来的晋朝可就不会乱得那么快了，中国的历史估计也是另一个模样。可惜，司马昭不愿杀贾充。在这时候，他不杀贾充是有他的道理的。此时，他的权威虽然达到了历史最高，是到了可以说杀谁就能杀谁的地步。但他也知道，目前他还不能这样，他还需要像贾充这样的死党为他卖命。如果这时杀了贾充，以后谁还肯为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所以他必须留下这样的骨干。 司马昭处理这件事是伤了很大脑筋的。他一直把这件事拖了二十多天，才决定把全部责任推到成济的身上，把成济说成一个野心家，是不忠不孝的典型，然后宣布成济的罪状。这个罪状是什么罪状？是弑君之罪。这个罪是历史上最大的罪。是一人犯罪，全家倒霉的事。 成济这个没有头脑的家伙，当初那一矛刺过去时，肯定以为自己为司马昭立了一件大功，这个奖赏不知有多高，说不定比王基、邓艾那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人功劳还大，因此坐在家里每天面对墙壁傻笑，等司马老大封官封侯的任命书。哪知却等到一张逮捕证，最后被宣布为弑君之罪，连同家里所有的人，一同押赴刑场，心里一定大叫冤枉，这才知道天下不是什么功劳都可以去抢的。 在这二十多天里，司马昭再次利用郭太后这块招牌，让她宣布曹髦的罪状，把皇帝曹髦打成篡国夺权的野心家。虽然野心家曹髦已经死了，但也要追夺他的皇帝称号。郭太后又决定立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奂当皇帝，并且派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去宣布这个决定并迎接他到洛阳来。郭太后的这些决定，其实都是司马昭的决定。 这个郭太后平时什么事也没有，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出面，帮司马昭背一下书。中国历史上的太后很多，但像郭太后这样给权臣当招牌，几次发布免去皇帝命令的太后却独此一人。如果要评一个历史最窝囊的太后，这个老人家很有夺冠的实力。 司马昭还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辞去相国、晋公、九锡之命，算是为这个事件负点责任，并作个交代。太后当然同意－对司马昭的话，郭太后只有同意的权力。 任命了新的皇帝，杀了那个倒霉的成济，再表彰了一些功臣之后，司马昭的权力更加巩固。虽然司马昭从曹髦的《潜龙诗》看得出，两人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曹髦迟早会找个机会跟他摊牌，但他的内心并不想杀死这个愤青——复制一下曹芳的故事，让郭太后下个文件废掉曹髦，再把一个姓曹的推到那个座位上当皇帝，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而且他有这个实力，只是觉得机会还没到来。哪想到，曹髦这家伙沉不住气，率先制造事端，最后得了这么个结果。司马昭接受这个结果是很被动，但又不得不接受。 司马昭觉得自己的“德”还没有到位，而弑君之罪，在当时是最大的缺德之事。司马昭知道要是处理不好，他此前的形象将大受损害，声望大大下跌。说不定某个有实力的反对党趁机发难，结果就难以想象了。 幸亏曹家的人气已经一点儿不剩，虽然有王经、陈泰几个人表示愤慨，但这几个人除了几滴眼泪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实在不足为患。相反，从这个事件中，司马昭彻底检验了内部百官对他的态度－除了一小撮心存不满的态度外，其他人不是他的死党，就是中间派，两眼左顾右盼，随时倒向有实力的那一边。 司马昭对内的整顿已经结束。 接下来，应该对外用兵，通过武力统一中国，把统一的功劳有力地记在司马氏的账本上，这才是他最终的目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