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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最早的新石器遗址——壳丘头

 月亮是什么 2023-06-19 发布于浙江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位于平潭岛西北部的平原镇山显美村南垅自然村。遗址北依低矮的马后埔山,南面为古海湾滩涂,处于山麓与海湾间的台地之上,海拔5 米,遗址所在地原为山麓向海湾延伸的低缓坡地,之后开垦成为耕种的台地。遗址东南面是平原镇往白青乡的公路(X163),北面距海约5 千米,东南距平潭县城15 千米(图1)。 

  

图1 壳丘头遗址远景 

  遗址于1964 年调查时发现,当时东面台地已被X163 切断,而早在1958 年,当地村民在遗址区挖取贝壳烧壳灰,使得遗址被严重破坏。1985 年秋至1986 年春,福建博物馆考古队(现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首次对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由林公务先生主持,发掘面积772 平方米,揭露贝壳坑、墓葬、柱洞等遗迹和一批丰富的陶、石、骨器等实物资料。林公务先生对这批资料研究后认为“同福建境内的昙石山文化相比较,或者临近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相比较,有鲜明的特征”,将其命名为“壳丘头类型文化”,推测该文化的年代在距今6000 ~ 5500 年。 

  1988 年,遗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 年,福建博物院与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夏威夷毕士普博物馆合作进行“关于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的课题研究,对壳丘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12平方米。本次发掘采集了有地层依据的测年样本,开展了多学科的研究。测年结果将壳丘头文化的年代确定为距今6500 ~ 5500 年,是迄今福建沿海地区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图2 ~图4)。  

图2 2004 年考古发掘工作现场

 

图3 2004 年考古发掘工作现场——Barry Rolett 清理贝壳坑 

图4 2004 年考古发掘工作队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彭菲、林明、范雪春、Barry Rolett 和焦天龙) 

  2015 ~ 2016 年,为配合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由福建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考古研究基地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联合组队,对平潭综合实验开展史前遗址勘探与调查,不仅了解壳丘头遗址核心区及其分布范围,还增加史前考古遗址数量,为后期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文物保护及规划以及开发利用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  

  2019 年,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省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文化特征  

  壳丘头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首先,石器以平面呈梯形的小型石锛为代表,有少量的穿孔石器。石锛刃部宽平、弧顶或平顶,有的经过打制成形,粗磨与精磨皆有。此外,河流里捡拾的圆形砾石作为石球、凹石也是一类重要的工具。其次,发现大量的骨器。利用动物的长骨砸击成骨片后磨制前端形成骨匕或骨锥。最后,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占陶器总量的九成,泥质陶较少,此外还有少量的施红衣陶。陶器表面呈色不一,总体上以灰、黑、灰黄、红、褐色陶为主,其中灰陶所占比重较大。一般呈灰黑色或灰色,呈片状节理,器表典型纹饰是压印贝齿纹、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镂孔等,也有组合纹饰,口沿唇面压印短斜线或花口则多见。陶器为手制,内壁有凹窝,表面有湿手抹光的痕迹,口沿经过慢轮修整,流行圜底器、圈足器、零星的平底器。釜、罐、豆、盘是典型器形,特别是釜,口径大、敞口或侈口、口沿外侧刻划平行条纹、内侧沿面内凹、唇面呈波浪形,颈部经过明显的按压加固,肩腹部压印贝齿纹。    

  生产生活与经济形态  

  从壳丘头文化所呈现的资料来看,壳丘头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的采集渔猎生活。生产工具中石锛较小,小者长度仅有3.5厘米,这类工具很难作为单体工具使用,应该是作为装柄的复合工具,用来采集或攫取食物;出土的大量陆生动物骨骼与骨镞、石球表明,狩猎在壳丘头原始居

民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有无畜养狩猎回来的动物目前仍不得而知。与陆生动物相比,大量的海生贝类、鱼类骨骼的出土又说明,捕捞是当时一项更重要的食物来源。故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海洋性适应型经济。获取贝壳后,利用骨锥、骨匕和凹石,通过撬取或砸击的方式获取贝壳中的肉质。食物获取后用支座支起硕大的陶釜烹煮;骨针及纺轮的出土,可以推测当时的居民已经能纺线用以缝制衣物。陶器外表的纹饰虽然简单但也不乏精美之例,体现了壳丘头先民们原始的审美观念;墓葬及各种“祖”型支座,透露着早期的丧葬习俗与祖先崇拜信仰。根据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当时的环境优越、气候温暖、资源丰富,为壳丘头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资源。不论如何,正是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下,壳丘头遗址成为海岸边一处小型的聚落,壳丘头的居民可以在海岸聚族而居,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史前文化。   

  意义  

  壳丘头遗址及壳丘头文化的发现完善了闽江下游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为研究福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史前土著文化提供了更多的材料。然而,壳丘头文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相似的史前遗址曾见于福建本省发现的平潭祠堂后遗址、南厝场遗址、闽侯溪头遗址下文化层、金门的富国墩、金龟山遗址等,另外,南至广东、东到台湾,皆存在与壳丘头文化特征相似的文化类型或遗址,说明此类遗存在于中国东南,甚至可以将眼光投向更远的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那里都有广泛的分布,是东南土著的文化,是其后形成的百越族群的祖先型文化。这类文化遗存从大陆到海岛皆有分布,为研究承载此类文化的族群的迁徙与交流互动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  

  壳丘头文化的发现成了台湾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这也是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关键问题,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壳丘头文化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之间有较多的共性,业已证实闽台之间的史前文化早在7000 年前便有交流互动。 

  在“南岛语族”起源的研究课上,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语学学家、民族学家以各自的方法相互结合,认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在亚洲大陆的东端甚至是中国的东南沿海,特别一提的是林惠祥与凌纯声两位老先生结合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遗存,首次指出了中国东南的百越族群是马来人的起源,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将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纳入了统一的土著文化共同体。之后张光直先生认为台湾最早的大坌坑文化“如果代表台湾本岛内南岛语族的祖先,那么台湾应该至少是原南岛语族的老家的一部分”,在大坌坑文化有没有延伸到大陆的思考下,张先生关注到金门富国墩文化,并认为富国墩文化是一个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且将壳丘头文化也纳入了富国墩文化的内涵中,得出“如果富国墩文化是大坌坑文化在台湾海峡西岸上的表现,那么考古学的研究已经初步的把南岛语族的起源推上了福建和广东的海岸”,而福建的学者却与张先生持相反的观点。总而言之,福建成了研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一国际性课题的前沿阵地。当然,也不能忽视中国东南的其他地区,毕竟中国东南是一个整体,土著文化在此地区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发展,我们不应该割裂的看某个地区是否是成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更应该从“原百越– 南岛”一体化进程的视角审视这一庞大的课题,而壳丘头文化作为百越的祖先文化即原百越文化,对其和同类型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对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起到关键作用。  

  壳丘头文化的发现初步使某些考古学问题有了答案,同时也提出一些疑问,如壳丘头文化的源头在何处?壳丘头文化有无农业?壳丘头先民的体质特征为何?社会结构及聚落规模多大?有无功能分区?囿于目前考古材料的缺乏不得而知,今后应采用更先进的考古方法和理念,结合多学科的研究,进行有目的考古工作。 

  本文由孙莉、赵越 摘编自 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平潭壳丘头遗址图录》之前言。内容有删节、调整。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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