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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他常对市政府工作的同志说，人民政府的工作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多办几件好事。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上海解放前，是冒险家的乐园、富人的天堂，有钱人住的是花园洋房、公寓，而劳苦工人住的是棚屋，既无自来水又无电，到处是臭水沟。 解放初，聚居 100 户以上的棚户区全市有 320 多个，大多集中在杨浦、普陀、闸北等老工业区，主要是交通运输、码头、纺织和市政等各业工人，其中苦力工人较多。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尽管财政很困难，但是为了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还是决定在改造部分简易住房、棚户的同时，兴建一批工人新村。 潘汉年受陈毅委托，督促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并亲自到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属工人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所，了解情况。 他在市人民政府和行政例会上，同赵祖康、徐以枋等人，反复讨论修哪条马路，在哪里建设水电设施，从哪里开始改造旧房，在哪些地区建筑工人新村。 经过调查和讨论，决定从沪东小木桥、沪西药水弄等工人棚户区开始改造，并决定从 1951 年开始在市西北部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  1951年2月 18日，《文汇报》刊登建设工人新村消息 图片来自网络 他对这第一个工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都在市人民政府行政例会上，同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反复进行讨论，及时做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 由于潘汉年抓得特别紧，曹杨新村在 1952 年“五—”劳动节前夕竣工，1002 户工人搬进了新居。 潘汉年认为，让哪些工人住进这第一个工人新村，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他在陈毅、刘晓、刘长胜等的同意下，确定分配给从事创造发明和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在生产上有显著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以及生产上一贯表现积极、工龄较长的老工人。  刚刚建好的曹杨工人新村 图片来自网络 1952 年 6 月下旬，陆阿狗、戴可都、杨富珍等 114 位劳动模范和一大批先进生产者、老工人,手捧鲜花和市人民政府发给的居住证，穿过插满彩旗的高大牌楼，住进了工人新村。  图片来自网络 从 1953 年起,上海又先后在沪东的控江、凤城、鞍山；沪南的日晖、龙山；沪北的玉田、志丹,宜川；沪西的天山地区建成 9 个建筑面积都在 10 万平方米左右的新村，而曹杨新村的建设，为以后兴建的那些工人新村创造了经验，在这一宝贵的经验里，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他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在潘汉年的推动下，市政府把旧上海的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和上海图书馆，把跑狗场改为文化广场，把法国夜总会建成文化俱乐部。  上海人民公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一个个外国资本家设立的吸血窟和游乐场，先后回到人民手中，化腐朽为新生。 在此前后，在他的主导下，还敷设了过江高压电缆，完成了全市的环形电路，使上海五个电力公司得以互馈电源，统一了全市的电力供应，并逐步降低了工业用电和生活用电的价格，改变了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分割把持的局面，大大有利于上海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953 年，中苏两国政府协议要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建造展览馆。 此项任务时间紧迫，要求很高。当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建馆委员会，由潘汉年同志任主任委员，指派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参加，并选聘各方著名专家参与，贡献所长。 1953 年 10月 28日，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并上海市委“原则同意上海市在哈同花园新建永久性的展览会场，其费用准由 1953 年上海市政建设费节余与 1954 年规定的市政建设附加内拨款。” 这个展览馆，占地9.3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 5.88 万平方米，结构复杂，用材考究，是我们建国以后在上海建造的第一座大型高级建筑。 由于上海地质条件较差，地下水位较高，建筑的中央大厅屋顶还要矗立一座重达 30 吨的镏金尖塔，时间又紧，困难的确不少。 对于这个建筑的总体布局、建筑设计、结构计算、基础选择等等，都要经过两国专家反复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做出决定。 有些问题，还常常要提请委员会甚至最后还要请示两国政府审定，而苏方专家由于不明中国国情及中方意图，常以他们的主观愿望提出过高的和不切合实际的要求。 凡遇到这类复杂情况，中方具体负责同志只好如实地向潘汉年请示汇报。 潘汉年沉着果断，既很慎重，又不拖拉，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有时问题既多且急，但因潘汉年处理得当，都能迅速迎刃而解，不拖工期，顺利进行。 这个工程自1954 年 5 月 4 日正式开始设计，边设计边施工，到 1955 年 3 月即按时完工。  80年代上海展览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担任工程负责人的李广回忆说：这项工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任务，除了中央和市委的高度重视与关怀，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参与此事的全体职工的通力协作之外，同潘汉年同志的正确领导又是分不开的。” 潘汉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他仍然没有丢掉写作的习惯，总要写些文章，或长或短，而且这些文章大都和文化界的人和事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潘汉年和陶行知在抗战时期就认识，在潘汉年的支持下，陶行知和邹韬奋等曾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文章,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 1949年月 25 日是陶行知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潘汉年在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短文，文中高度赞扬陶行知: “五四运动以后，能够认识教育应该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且勇敢地在反动派统治下，为这个理想而斗争的陶行知先生是第一个。” 文章还回顾了陶行知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的革命业绩: “我们记得，当毛泽东同志领导土地革命，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时候，陶先生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实行为工农服务的教育方针。” 文章还指出，只有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教育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才能有保证地具体实现，这是可以告慰于长眠地下的陶先生的”。 潘汉年与杨贤江是在大革命时期相识的，1927年上半年，潘汉年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杨贤江任社长。 1930年前后，他们又在一起组织、筹备“左联”，在共同战斗的日子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杨贤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9年 8 月 9日，潘汉年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杨贤江同志精神不朽》的文章，纪念杨贤江逝世 18周年。 潘汉年非常喜爱京剧，尤其对麒派的表演艺术有独特的爱好，20 年代，他和左翼社会科学家杨东莼教授同是“麒迷”。 1951 年 2 月 4 日，上海市文化局发起为上海市各种年逾花甲的一百七十位老艺人举行敬老大会，同时祝贺周信芳五十年演剧生活纪念会。 当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上海的党政领导和文化戏剧、电影工作者的纪念题词和文章。 潘汉年也写了一篇短文章，题目是《卓然一代宗范》——周信芳演剧艺术的伟大成就。 当时，上海戏曲协会收集了贺词与文章，以及周信芳演剧生活中的部分照片，准备印行《周信芳先生演剧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于伶同志拿着写有潘汉年短文的《解放日报》去找潘汉年，问他还有什么补充或个别字句的修改？准备编入纪念文集。 潘汉年立即严肃地摇着头说:“不改！……不要收它。”继而，用手指着他文章中“创造了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京剧典型,卓然成为一代宗范”的这句话说: “饶胡子(指当时华东局的最高负责人饶漱石)当面批评了:什么京剧典型？一代宗范？一些唱戏的和一些文化人合着帽唱和和；什么京派、海派、这派、那派，尽会闹“宗派主义”！而你(指潘)，身为党政领导人也跟着起哄!” 从潘汉年的说话口气来看，显然是对饶漱石的批评不满。 1951 年 10 月，潘汉年在上海《文艺新地》杂志发表了《学习苏联电影工作的先进经验》一文。 文章指出:“苏联影片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全世界无可比拟的优良作品，……苏联影片所以能获得今天的辉煌成就，是由于苏联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斯大林的领导和关心，特别是苏联电影工作者向人民大众、向工人阶级学习的结果。”  图片来自网络 潘汉年还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指出:“我们反对《武训传》那种电影，正因为这是一部歪曲历史，污辱劳动人民的影片。《武训传》的基本错误，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歌颂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武训。 对待这样有严重原则性错误的作品，是应该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这是基本立场的原则问题，是分清敌我的思想问题。对于这一类的作品，绝对不允许采取庸俗、调和的态度，但是，我们对待另外一种基本立场是正确的，面向着人民大众的作品，而仅是某些部分尚有缺点，或是个别地方有错误，我们都必须进行善意的批评，给以积极的指导，启发前进。 假使我们不正确的，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两种带有原则区别的作品，那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批评固然难免责备求全，可是必须分清敌友界线，哪一些作品的思想是属于敌性的，哪一些作品是属于人民大众而带有缺点或部分错误的，应当分为两种不同的批评态度；如果粗暴、鲁莽地不分敌友，一律砍将过去，这不仅失去批评的积极意义，而且将成为取消主义。 新兴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电影，尚在萌芽时代，正需要各方面的爱护培植。”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潘汉年比较早地提出在文化电影领域，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地使用批评的武器，积极扶植新兴的人民大众的电影，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潘汉年一直怀念着鲁迅，提倡要广泛学习,宣传鲁迅。1951年 10 月 19 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他撰写的《鲁迅杂文的斗争性》的长文。 在这篇文章中，潘汉年指出首先应从政治上认识鲁迅杂文的风格，他说，鲁迅“曾遗留给我们如此丰富,精湛,百读不厌的杂文。这些杂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造’。因为这些文字，既不是'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的个人身边琐事，也不是信手拈来、即兴赋得那种无病呻吟的随笔、杂言，而是面对现实，进行具体思想斗争精锐的武器。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他对敌斗争时所用的'投枪’或'匕首’。” 潘汉年在文章中提出要深刻理解鲁迅杂文中所表现的思想斗争的立场和态度。 潘汉年是当时上海市领导人中兼职最多、负担最重的一位，但他对市府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效率极高。 他信任干部，充分发挥各级领导的作用，让他们有责有权、各尽所能、各求其效。从不在具体工作上指手划脚，而是放手让局、处长全 权操办，从而增强了他们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增强了他们的工作信心。 每当局、处长遇到一些紧急而又难于处理的问题，他都能积极果断地帮助解决。 潘汉年对工作抓得很紧，华东局的工作，在华东局办公时解决；市委的工作，在市委办公时解决；统战工作在统战部办公时解决，所有各部门的工作，从未“跨门办公”。 市府的送批公文都每天批完，遇到在外办公，不能到市府时，则由秘书将待批卷宗带回家里，晚饭后由他连夜审批，严格履行“公文不过夜”的原则，由于潘汉年的务实和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使得整个市府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潘汉年在各种场合和集会上所做的报告很有特色。当时，党的干部和各界群众，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某一特定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领导进行宣传、辅导。 对于为了解决思想和认识上的问题以及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而召开的会议，潘汉年是有请必到，并发表讲话，他的讲稿，从不要秘书代笔起草，当他从主办单位的领导同志了解了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后,晚上作一些思考,列个几行字的提纲,第二天就上台开讲。 他的报告，从不讲空话、套话，一开始就进人问题的关键，从理论、政策、方针以及具体问题做精辟讲解。潘汉年的语言也很生动，他深入浅出地从各个方面论证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表达清楚、层次清晰，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常常博得听众的掌声。 潘汉年对华东局、市委、统战部召开的会议非常重视，每会必到，会前有所准备，会上静心倾听，发言简要而言之有物，会期都只有半天，每次都能收到预期效果。 至于他召开的市府局、处长会议、党组会议，都有明确的讨论内容和预期目标，只用半天时间，便能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会议，呈现出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局、处长的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都集中到会议中。 但潘汉年对上海各单位的庆典活动都不参加，只要求秘书把收到的请柬单位和内容向他汇报。有时，他认为有必要，就派专人代他出席，但禁止代表他发言或致贺词。 有一次，市总工会发来庆祝大会的请柬，他不出席。 秘书向他提出意见，说:“工商界、民主人士的会议你都出席；工人阶级的工会开大会,你为什么不出席?” 潘汉年直截了当回答:“市委分工，市总工会由刘长胜领导，他已代表市委主持会议，市府就不必干预群众团体的活动。像这样的会议多得很，每次都参加，我哪有时间工作?” 对于各种宴请，潘汉年都根据工作需要，区别对待。 外事活动中的外方邀请，他顾及外交礼节，如约前往，但寒暄几句就先行告退。 他也曾设宴款待过几个重要的、有政治意义的外国代表团、演出团以及出国演出的中国艺术团体，但对上海市各机关团体以各种名义对他的宴请，他不但不参加而且有反感。 市府各种会议只开半天，不搞宴请，开人代会、协商会，他只吃一份工作午餐；对外地或中央来沪干部，他从不设宴迎送；必要时由有关单位代表他设宴招待。 当时，南京市市长柯庆施负有“特别任务”专访潘汉年时，他只在家中，由保姆操厨宴请一次，这是他在家宴请的唯一的一次，至于统战界知名人士，如荣毅仁、郭棣活、盛丕华父子等人对他的宴请，如果有事商谈，他会把工作人员带去，表示是为公事而来。 他以身作则，从未收过礼品，也没人敢向他送礼，正因为他能以身作则，当时吃喝、请客、送礼之风才不敢抬头。 潘汉年的生活更是简朴，家里的家具是已离沪的老房主所遗弃的旧东西，未添置像样的新家具，比较时髦的是一台沪产收音机，这是潘汉年为了收听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所必需的。 他吃饭很简单，早晨是稀饭和酱菜，外加一根油条和一个鸡蛋；中午在单位按等级吃份饭；晚餐是一小盘荤菜、一小盘半荤菜、一小盘青菜和一小碗汤。 潘汉年对于他领导下工作的干部和警卫员的日常生活非常关心。当时，有一位干部患了重病，生活发生困难，潘汉年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叫秘书从他的工资中拿出 100 元钱送给这位同志，帮助他解决一部分困难。 1950 年，潘汉年的警卫员李运德因为肺病住院，他每个星期派人送鸡蛋和补药，一直到这位同志出院。警卫员相其珍的母亲来上海，潘汉年又送给小相 30 元钱，要他陪母亲去玩。 平时每当因公外出，潘汉年多半要警卫员和他一起吃饭，由他个人出钱。 潘汉年从来不徇私情，对自己的亲属要求非常严格。解放初，他的一个胞弟原来在东北部队里工作，犯有罪过，隐瞒真情，回到上海要求潘汉年帮助安排工作。 潘汉年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不但严加训斥，而且把他直接送交政法部门处理。 1952年下半年，潘汉年的侄子潘可西参加抗美援朝回国，探亲路经上海，特地去看望潘汉年，潘汉年叫他不要住在市政府招待所，自己出钱把他安排在外面的旅馆里住宿，并且教导他，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潘汉年对党忠诚，严守纪律，对自己过去在隐蔽战线工作的情况守口如瓶，甚至在解放后，也从不对人乱讲，包括自己非常熟悉的人。 夏衍回忆说:“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 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 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也是严守秘密的。 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 1951 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 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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