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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了统战部，潘汉年任副部长兼上海市统战部部长。 他和过去一样，对统战工作倾注了满腔热情，做了大量的工作。 许多民主人士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都说，是“潘汉年为我们设计走向进步的'高架桥’”、是“他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上海是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初期约有 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中国规模较大的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如申新纺织公司、福新面粉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大隆机器厂、大中华橡胶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公司等都开设在上海。 如何团结争取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共同建设新上海是一项及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心存疑虑。因此，解放前夕，纷纷把资金抽调到国外和香港。还有的人虽然在上海，但也是随时准备席卷而走。  图片来自网络 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刚解放第六天，市政府就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 陈毅、潘汉年都在会上讲了话，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大家，要求工商界人士和人民政府积极配合，发展生产，恢复市场，使工商界听了之后，吃了一颗“定心丸”。 潘汉年十分重视团结工商界人士投入恢复生产的工作，他对市管会工商处的干部说: 上海这个大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和市场搞好的，一定要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他要求工商干部接近工商界人士，不要摆架子，潘汉年身先士卒，带头和工商界人士接触。 他充分利用在民主革命时期结识的工商界朋友，广泛深入地开展说服劝导工作，努力争取许多移居海外和港澳的工商界人士重返上海，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并且，动员在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从国外和香港调回资金和设备，重新开工生产。 当时，开办永安纱厂的郭棣活，对党的政策半信半疑，人虽然留在上海，但心里却抱着观望态度。  郭棣活旧照 为了帮助他消除顾虑，潘汉年经常找他推心置腹地谈话，反复说明党的政策，鼓励他大胆积极地搞好棉纺业生产，并帮助他解决了原材料和交通等方面的具体困难，使永安纱厂迅速恢复了生产。 通过潘汉年深入细致的工作，使郭棣活认识到，共产党确实是关心和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 于是，他决定把解放前永安纱厂在国外购的价值250 余万美元的纺织机械和原料，包括瑞士制造的 7000 千瓦汽轮发电机、10000 锭纺纱机器整套设备和 6000 多包美国棉花等运回祖国。 1950 年冬，原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回到上海，潘汉年特意在余庆路衡山路转角一幢花园洋房，设宴为他洗尘，金融界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邀作陪。 周作民经营的金城银行由于受国民党金圆券风潮后遗症的影响，赤字无法弥补，不得不将投资的一个厂售给政府，以抵偿赤字。 潘汉年认为，周作民在香港时，对转移民主党派负责人秘密离开香港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曾作过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人家的功劳。尤其是一个创业的人，要变卖他的产业，这种难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他派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帮助解决困难，要求顾准与周作民接洽时，请周作民提出纱厂的要价，不要还价，照数接受。 周作民听了这番话后，非常感动，并主动提出，由纺织部门定出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最后双方同意采取这个办法，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这件事，在工商界人士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使他们加深了对党的信任。 解放初期，由于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加工定货、统购统销等积极扶助的措施，上海的经济逐步好转，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 但是，随即也出现了一些资本家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毒”罪行。 根据中央决定，上海开展了“五反”运动，成立了领导运动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潘汉年任主任。 经中央批准,上海对 303 户上层工商业者在市政协组织集中学习，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帮助他们自学和自查，推动他们自己交代问题，接受教育。 潘汉年对负责具体工作的许涤新等人说: “这三百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到市政协来交代，结果如何，就要看我们是否把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 他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每天都打电话向许涤新询问情况，在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有两个资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讲话时全身发抖，有的同志说，他们可能是生病了。 许涤新打电话向潘汉年汇报了情况，潘汉年认为，这两个人可能不是伤风感冒而是政治病，并关照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事实证明，这两个人是因为怕过不了关、下不了台，准备一死了事，经过开导，他们放心了，把衣袋里准备自杀的安眠药交了出来。 许涤新把此事向陈毅同志汇报，陈毅说: “还要提防第三个准备自杀的人出现，关键是要贯彻党的统战政策。” 当时，在市委统战部工作的董慧同志，也参加了这项的工作，并动员金笔大王汤蒂因带头交代。  汤蒂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汤蒂因看到别人交代问题像挤牙膏，今天挤一点，过不了关，明天又挤一点，仍然过不了关，日子十分难过。 于是，她想出一个“倒轧帐”的办法，一口气坦白了 5 亿元(旧币,一亿元相当于改为新币后的一万元)，于是成了积极分子，潘汉年知道后找她谈话，询向汤蒂因坦白的数字是否真实。 当了解到汤由于坦白多了，正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时，潘汉年笑着说: “你不用担心，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的。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家一定是要扶植的。” 潘汉年领导的“五反”定案评议委员会，认真进行了复查、评议、核实，汤蒂因后来核实定为 2 亿多元，减少了一半。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自报 240 亿元，结果核实定为 3 亿元。 在定案中，采取了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方针，有的定为守法户，有的定为基本守法户，有的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有的定为违法户，作为严重违法户处理的只是极少数。 这种“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使工商业人士受到深刻的爱国守法的教育。 当潘汉年代表市政府，在会议上，宣布具有代表性的几位资本家，定为基本守法户的时候，他们在惊愕和感激中欢呼起来。 潘汉年对工商界人士，既注意团结争取，又在政治上给予积极帮助，使他们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 1951年 6月，工商界高层分子荣毅仁、刘靖基、盛丕华、刘鸿生、郭棣活、刘念义、吴中一、胡子婴、盛康年、王性尧、经叔平、王兼士等人，在潘汶年的支持帮助下，组织了一个“七一”学习会，这个名称是取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日子。 学习会的目的是学习时事政策、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他们把第一次活动选在 7 月1日，那天潘汉年专门去讲话，鼓励大家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后来，潘汉年经常参加学习会的活动，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时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 刘靖基回忆道:“在这些场合，汉年同志是那么可亲可信，使我们在他面前敢讲真话，同时也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帮助。” 这不是刘靖基一个人的溢美之词，而是当时曾经和潘汉年交往的朋友们的一致心声。 潘汉年还十分重视政治协商工作，1949 年 12 月5日，上海市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届三次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由陈毅任主席，潘汉年等任副主席。 下面分工商、劳资、税务、文教等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经常集会讨论，研究各项工作，潘汉年经常参加小组讨论，直接听取意见，并即席发言，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及时作出回答或解释说明。 他充分肯定民主协商的重要作用，一再强调: “对政府提出建议和帮助，经常反映各界人士意见，对各种重要工作及时协商，各部门负责人到会报告各项重要措施，并答复所提问题，这样使政府与人民之间、各界人民之间，经常气息相通，交换意见。” 1950 年，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为此，上海成立了市推销委员会，潘汉年担任主任委员。 动员全市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解决资金短缺和财政经济困难，是市政协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为此，陈毅曾邀请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开会，动员认购。  荣毅仁家庭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此之前，潘汉年曾到荣毅仁家中谈起此事，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荣毅仁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 荣毅仁听后完全同意，于是在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了很多。 后来，由于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二六”轰炸造成困境，荣毅仁的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所以认购付款额一时交不出来。 这时,荣毅仁讲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多认购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 潘汉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荣毅仁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潘汉年还将认购公债中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向陈毅和来上海調查的陈云做了汇报，中央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削减了部分认购数目。 进城之初、收税困难，逃税漏税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人。为此、市政协成立了“上海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吸收专家和工商界人士参加，对税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协助政府顺利完成税收任务，同时也提高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认识。 潘汉年还根据工商界人士的反映，也调整减免了一部分不合理的税收。 当时，潘汉年和许涤新述联名写信给陈云，提出了经过调查研究和工商界协商后比较符合实际的定税原则，既促进了工商界发展，又达到公、私两利的目的。 1950 年下半年，上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潘汉年被政协、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推选为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当时，上海举行了反帝爱国讲座达41次，抗美援朝分会也发动上海各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 1951 年9月12日，潘汉年出席市政协召开的劳资双方座谈会，他在会上强调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上海原计划捐献 334 架飞机，计人民币 508 亿元(旧币)，由于上海抗美援朝分会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工人，各界踊跃捐献达 8491 万元(新币)，约合飞机 566架。 1952年，潘汉年接见来上海参观访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华东分团的全体代表，向他们讲述了上海人民的这一无私奉献。 潘汉年还注意发挥政协中民主党派的作用。建国初期，潘汉年就对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现状、组织、领导成员、政治倾向、活动状况等进行调查，他还帮助民主党派进行了整顿。 当时，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存在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现象，对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有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1950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有人认为，他们总共没有多少人，也要建立一个组织，是否有必要。 对于这一情况，潘汉年在党内做工作，他强调说，党不是孤立的，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一同前进，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 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还注意把著名的民主人士安排到重要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 1949年6月，陈毅、潘汉年最早提出并向中央建议盛丕华等作为工商界代表人士，并安排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 以后，陆续有韦悫、金仲华、荣毅仁、赵祖康、胡厥文等党外人士先后就任副市长。 潘汉年很重视党外副市长，要求办公厅为他们配好秘书和工作人员，及时送阅文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让党外副市长做到有职有权，发挥应有作用。 潘汉年和这些副市长关系一直处得很好，从而赢得了他们对党的拥护和对潘汉年的尊重。 此外，上海还先后设立了市府参事室和文史馆，，安排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流。 “味精大王”吴蕴初、“煤炭大王”刘鸿生从香港回沪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潘汉年在担任统战部领导以后，他向华东和统战部门的干部反复做动员和教育工作，要求统战部的干部，要发场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善于广泛结交朋友。 他说，和民主人士搞统战工作“首先要同他们接触，要同他们交朋友，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的，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从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 上海刚解放不久，潘汉年便和盛康年说，要见见荣毅仁，一起谈谈，彼此熟悉一下。 荣毅仁心想：虽然听过陈毅和潘汉年的讲话，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共产党会怎样对待工商界等等，心里没底儿，能有机会谈谈再好不过。 特别是他得知，潘汉年把约见地点安排在盛康年家，心里很高兴，那天见面以后，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既谈正事，也说闲话。 荣毅仁后来回忆说: “汉年同志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引人人胜。我拘谨的感觉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轻松自如起来，大家的话也就越来越多。 不觉已到时近黄昏，盛康年就顺便请吃晚饭。席间，汉年同志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顾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 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陈毅与工商界代表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次，几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请陈毅、潘汉年等市政府领导去吃饭，有人主张不去，怕吃资本家饭犯政治错误。 陈毅笑着说:“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怕起民族资产阶级来了，真是怪事!” 潘汉年支持陈毅的意见，应邀做客，实际上是边吃饭边做思想工作，那次聚餐,影响很好。 有的人说，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有的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 从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起，潘汉年就开始结交赵祖康这位朋友，他关心赵祖康的工作，尊重、倾听这位党外朋友的建议。 一次，赵祖康向潘汉年建议，原上海市公安局代理局长陆大公在解放前夕，曾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希望考虑给陆大公安排工作。 潘汉年立刻接受了赵祖康的建议，这令陆大公十分感动，他感到潘汉年所代表的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并不是因为自己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公安代理局长而予以排斥。 赵祖康也感到，潘汉年是真诚信任党外朋友的。 第一届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潘汉年在红棉酒家举行茶话会，招待各方准备出席政协的代表。 当时，中央有通知，北平刚解放，许多工作跟不上，代表们所住的北京饭店，生活条件比较差，最好不要带亲属友人。 谁知，茶话会上，包达三先生提出一定要带他的子女一起去，交际处副处长梅达君说服不了他，正在顶牛，潘汉年马上过来“打圆场”，他说:“包先生要带,就带吧!”，梅达君只好不响。 回到机关，梅感到受到了委屈，潘汉年亲切地对他说： “统战工作必须遵守一个原则：区别对待。开政协会，一般不带外人，包达三先生既然坚持要带子女，我们不能为这点小事同朋友伤感情。为人民服务嘛，总有麻烦的嘛!” 梅达君后来说，区别对待这四个字不是第一次听到，但从这个具体事例中，进一步理解了它的深刻含义和重要性。 潘汉年对一些老朋友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关心。 王昆仑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曾经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原属于国民党左派人士。 从 30 年代起，他就和中共有过联系，并在 1933 年秘密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但是，他还是忠诚地为共产党工作，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直以来，他和潘汉年也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解放后，王昆仑对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十分关心，为此，他请求潘汉年帮助。 潘汉年不仅负责地向中央组织部证明了他所了解的有关王昆仑的历史情况，而且很快给王昆仑复信，潘汉年的关心与负责态度，使王昆仑深感欣慰。 潘汉年对于一些老朋友，对于一些统战工作对象，既坚持一定的原则，同时又给予必要的关心与照顾，有一些问题坚持原则，有些问题却灵活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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