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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提示 二战后，马歇尔计划为美元在全球的流通提供了第一笔启动资金，美元霸权起步。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和金融结算货币开始流转起来。马歇尔计划暂时取代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角色，带来了西欧国家经济，特别是西德经济的快速恢复。1958年，历经多年的外汇管制后，西欧主要经济体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即本国居民，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在和外国进行货物和服务贸易时，是可以自由用本币兑换美元和其它外币。自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运转起来。 1960年10月，出生于比利时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发表了他最著名的作品《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特里芬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机制下，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会不断流出美国的并在海外逐渐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这个难题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开始显现。 一个月后，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当年的竞选对手是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度过了休养生息、波澜不惊的八年。也许美国人期待着一届富有革新精神的新政府，肯尼迪的英俊、潇洒和魅力正好迎合了这种期待，与尼克松喋喋不休讨论施政方案的说教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颜值者得天下。
以前没觉得肯尼迪有多帅，但这张他在海军服役时的照片还是相当惊艳 1961年1月20日，新年的雪花铺满了华盛顿的大街小巷，美国建国后最年轻的总统宣誓就职。 肯尼迪从艾森豪威尔手里接过超级大国的方向盘时，不仅接过了特里芬难题，也接过了冷战的指挥棒。在执政的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肯尼迪不止一次说，最令我担心的两件事就是核武器与国际赤字。 此时，美苏对峙已经进入第16个年头。美国不再独享核霸权，美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对方从地球上抹去。英法也在50年代拥有了核武器，但由于没有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这种核力量非常有限，所以在安全防务上还依赖美国。依仗军事霸权，美苏在全球划分了势力范围。下面这张图显示了1958年底的势力划分，注意这时候古巴还是蓝色的亲美状态，但很快，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西半球的大片蓝色阵营中，好像拆入了一把红色小匕首。肯尼迪也将迎来他执政后的第一次挑战。
1961年猪湾事件 整个中美洲、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就像美国的后花园，美国在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影响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在西印度群岛度过。自哥伦布到达美洲后，加勒比海地区在几百年里都是西班牙人的地盘，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逐渐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所以《加勒比海盗：黑珍珠的诅咒》电影中的杰克船长要对付的，应该是身穿蓝色制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而非一身红装的英国皇家海军。 1959年卡斯特罗成为古巴当家人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并把很多美国公司的资产收归国有，其中包括联合果业、标准石油，第一国家银行等行业巨头，这是美国人没有预料到的。喜欢《教父》电影的小伙伴，也许能回想起男主前往古巴投资的片段，正是以古巴革命为历史背景的。 美国政府认为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与拉丁美洲其它众多革命一样，推翻一个旧政府，建立一个本质上相同的新政权。但经济利益被触犯不可能无动于衷，美国中情报CIA开始策划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行动，包括对卡斯特罗本人的暗杀。艾森豪威尔在位时，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但对任何军事行动一直极为谨慎。 肯尼迪上任后，林登·约翰逊成为副总统。在约翰逊举剑下，约翰·康纳利成为了新政府的海军部长。很快，CIA又把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计划摆到了新总统面前。这项计划是招募古巴革命中的流亡者进行武装训练，用擦掉美国标志的轰炸机掩护他们在猪湾登陆入侵古巴，称为猪湾行动。CIA一边以战机不可失来催促肯尼迪做决定，另一边又向古巴流亡分子承诺，如果进攻受挫，他们将得到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无限援助。为什么CIA如此自信，猪湾行动能成功？因为1954年他们用同样的手腕，推翻了与古巴隔海相望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4月，肯尼迪给猪湾行动开了绿灯，副总统约翰逊、海军部长康纳利没有表示反对，大家都履新上任，少说话没毛病。 不幸的是，登陆过程挫折重重，当1600名流亡军终于上岸后，立刻就被2万古巴人民军给包围了。苦战踞守3天后，流亡军没等来美国的海空援助只好投降。肯尼迪坚守的原则是，明面上美国军队不插足古巴事务，绝不会对卡斯特罗政府发起正面进攻。猪湾行动的失败是肯尼迪执政初期的一大败笔。卡斯特罗虽然大获全胜，心中的不安全感骤然上升，古巴更快地倒向苏联阵营，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埋下伏笔。 艾森豪威尔曾对肯尼迪说过，卷入这种事只有一条路，只许成功。而在苏联看来，肯尼迪鲁莽做出打击古巴的决定，却没有胆量坚持到最后。这传递给赫鲁晓夫的信息是，他面对的是一个缺乏经验，很容易受到威慑和胁迫的年轻领袖。猪湾行动失败后，肯尼迪本想推迟6月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会面，但又觉得这样会被视为懦弱。 6月的会谈，赫鲁晓夫咄咄逼人，要给比他年轻23岁的美国新总统一个下马威。赫鲁晓夫敌对的态度确实令肯尼迪有些无所适从，这也许和杜鲁门第一次与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见面时的感觉相似。15年来，苏联始终觉得英法美驻扎在西柏林像卡在喉咙上的鱼刺。趁着新一届政府还没稳定，赫鲁晓夫想捏个软柿子，于是旧事重提，要求英美法撤出西柏林，被肯尼迪拒绝。美苏关系开始紧张。第三次柏林危机拉开帷幕。 赫鲁晓夫先出牌，继续步步紧逼。7月，苏联宣布暂停军人复员，军费增加；8月，柏林墙刷刷刷三天就砌好了；9月，苏联单方面撕毁美苏两国为期三年的禁止核试验协议，进行了不下30次核实验，并且几乎都是在大气层之内进行的。吸取了猪湾事件的教训，这次肯尼迪也不示弱，很快就恢复美国的地下核试验。10月，赫鲁晓夫见软柿子没捏成，且柏林墙既已筑起，先做出让步，正式取消苏联给出的，英美法于当年12月底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 这一次对抗，让肯尼迪确信，需要向对手证明他的坚定和无所畏惧。冷战开始后，美苏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三次柏林危机是冷战冲突的热点，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执政时期各来一次，堪称美国总统冷战必修科目。所以，肯尼迪也面临和艾森豪威尔同样的困境--如何以及用多大的成本来与苏联抗衡，从而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利益。军事霸权和货币霸权如何兼得，也就是肯尼迪所说的“核武器和国际赤字”，成了这一届美国政府内部最重要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主题。 成为副总统之前，林登·约翰逊是美国参议院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但现在他坐在美国政府中最没有实权的位置。在白宫，他只有一个停车位，一部与与白宫连通的分机电话。猪湾事件以后，为了表示对约翰逊的尊重，肯尼迪为他创造了多次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一次便是1961年5月出访越南。这次南亚之行深深影响约翰逊后来对越南战争的态度。约翰逊亲密的政治伙伴，康纳利在1961年底辞去海军部长一职，暂时离开了华盛顿的权力中心。第二年竞选德克萨斯州州长成功，一直连任至1969年。 美元保卫计划 二战后的美元荒持续了10余年，西欧各国实施资本管制，严格控制美元流出。世界主要经济体需要也愿意持有美元，用作贸易结算和储备。德国引领了西欧的经济恢复。1950-1958年间，德国的出口以20%的年增长率快速扩大。50年代早期德国对美国贸易开始出现顺差，法国在50年代中后期对美国实现贸易顺差。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德法两国手中已经积攒了不少美元。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就是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随着国际贸易的恢复和增长，全世界美元的流通量增加很正常。其它国家美元的沉淀，意味着美元从美国国内流出。由于美元和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其它国家逐渐调整外汇储备中美元与黄金的比例。1958年初，美国的黄金储备约为230亿美元，仍占全世界总储备60%。从这一年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开始运行，主要经济体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货物和服务贸易时，本币可以和外币自由兑换），短期资金的流动更频繁和自由，美元和黄金流出美国的速度也加快。黄金储备的减少，动摇了世界对美元价值的信心。1961-63年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对世界的货物服务贸易保持了顺差。美元外流带来的国际收支赤字，主要来自美国海外驻军的开支和资本项下美元流出（美国银行向海外借出美元，投资海外证券，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等等）。  肯尼迪入主白宫之前，就亲身经历了一次美元冲击，部分原因是在于他本人。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没有任何金融背景，资本市场担心肯尼迪当选后，缺乏保卫美元和黄金兑价的决心，允许美元兑黄金贬值。 这和执政党可能转换也有关系，共和党人偏保守，认为平衡预算有利于稳定物价，对经济稳定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至关重要。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一年， 1960年，美国维持了在西欧的驻军，但通过其它政府支出的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获得了10亿美元的盈余。民主党则认为，政府应该主动用扩张的财政行动来减少失业，增长经济，这比控制通货膨胀率更重要。扩张的财政政策就意味着经济运转中会有更多的美元流通，供过于求时，美元就会贬值。 1960年10月，伦敦贵金属市场上的黄金价格飙升，最高到达了41.5美元/盎司。美国政府仍需要坚持35美元/盎司的兑换价格，多好的无风险套利机会。投机者用美元到美国政府那儿换出黄金，再到伦敦卖掉，这进一步加快了黄金从美国流出。 为了应对这次危机，美国政府联合英国、西德、瑞士、荷兰等西欧国家的央行一起抛售黄金，来平抑金价。11月初肯尼迪在竞选的最后阶段，声明他当选后绝对不会让美元贬值。11月8日，肯尼迪当选美国第35任总统，黄金的市场价格很快恢复到35美元/盎司的水平。在美元经历的第一次黄金危机中，法国央行没有参与美国政府牵头的黄金抛售，反而在别国抛售时廉价购入了不少黄金，给自家增加储备。美法两国在货币问题上的冲突，肯尼迪执政时期将继续扩大。 这次危机促成了1961年11月“黄金总库”（Gold Pool）的成立，美国与英、法、意、荷、比、联邦德国和瑞士七个国家决定汇集部分黄金作为美元的后盾，以应付国际黄金市场暂时的对黄金的大量需求，其目的是在伦敦黄金市场维持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价。具体操作是筹集2.7亿美元的黄金，其中美国承担50％，联邦德国 11％，英、法、意各9.3％，荷、比、和瑞士各3.7％；由英格兰银行作为代理机构，当市场金价超过（或低于）每盎司35美元官价时，卖出（或买入）黄金。 黄金总库是肯尼迪时期，美国国际货币策略的一部分，即建立一系列多边的防御体系来应对美国可能遭受的投机性攻击。负责设计和执行这个防御体系的是美国财政部，核心人物是下图中三这位。
(左)保罗·沃尔克,(中)道格拉斯·狄龙,(右)罗伯特·鲁萨，1962年1月，沃尔克加入美国财政部，在狄龙和鲁萨的见证下宣誓 肯尼迪当选后，其父亲曾告诫他，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美元的稳定是重中之重，强势的货币是政府成功的根本。经历了竞选时的黄金危机后，肯尼迪迫切要使公众相信，特别是华尔街和国际资本市场相信，他不会推行不受约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他选择了道格拉斯·狄龙担任财政部长。狄龙是共和党人，步入政坛之前，在其父创办的投资银行任职多年，在华尔街拥有一定声望。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狄龙先后出任驻法大使、副国务卿，与很多外国政要关系不错，可谓在金融界和外交界口碑皆佳。 罗伯特·鲁萨是公认的国际货币事务专家。1960年黄金危机发生时，肯尼迪的竞选团队曾问政于他。鲁萨的建议无疑受到了重视，因为第二天肯尼迪就发表了不会让美元贬值的声明。在加入财政部之前，鲁萨在纽约联储银行负责处理与外国央行的业务往来，与外国金融官员相熟，因此也成为美国联通其它国家央行和财政界的桥梁。鲁萨的职务是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他是美元防御战背后的灵魂人物。凑巧的是，鲁萨本人也喜欢用复杂的军事术语来描述美国官方在金融领域的创新。 保罗·沃尔克在鲁萨手下工作，他的名气后来要远远大于自己彼时的顶头上司，因为80年代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以强硬的手段遏制住了通货膨胀，为美国经济带来了20多年的稳健增长（The Great Moderation）。但此时，沃尔克还是财政部的一名普通职员。 美国财政部的美元防御体系主要包括：
黄金总库前面已经介绍了，下面简单说说其它几项。 借款总安排(General Agreement to Borrow，GAB) 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IMF）的初始基金总额是88亿美元。1962年初，美国财政部的牵头，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10个金融大国同意为IMF提供总金额为6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以扩充IMF的借款能力。除了美国，其它参与国包括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典，日本作为唯一的亚洲国家第一次收到邀请。美国承担份额最大，为20亿美元；西德已经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国际收支状况也最好，承担的份额为10亿美元；作为传统的金融大国，英国也承担了10亿美元。其它国家按照自己的财政和经济实力分摊剩下的20亿美元，其中日本需承担的份额是2.5亿美元。 借款总安排实质上是通过加强布雷顿森林体系，来间接捍卫美元的在其中的中心地位。看过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就知道， 在布雷顿森林的固定汇率制度下，IMF的作用就是当参与国发生国际收支失衡，或遭遇投机性攻击时，可以从IMF借款来稳定其货币价值，为解决本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创造时间缓冲。 借款总安排是十国集团（G10）的起点。虽然后来瑞士也加入，但十国集团的名称一直沿用。十国集团实际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关起门来讨论经济、货币事务。当时更为重要和活跃的是一个被称为第三工作小组（WP3）的组织，它的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完全重叠。这个组织的参与者主要是各国的央行和财政部官员，每6-8周举行一次会议，与会官员会评论国内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解释本国政策，甚至暗示一下本国即将采取的新政策。部分与会者在多年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也亲身经历了大萧条和二战，因此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是各国普通认可的共同目标。 鲁萨债券、货币互换协议 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和财政部建立一个“货币互换网络”，就是预先安排短期贷款，各国在需要时可以马上获得对方国家的货币。货币互换在今天是双边货币合作不可缺少的部分，在60年代初却还算是财经领域的技术性创新。鲁萨债券是美国财政部向外国投资者发行的中长期债券，购买时使用美元，以瑞士法郎计价和偿还。当一国有多余的美元时，可以投资于鲁萨债券，而不是兑换为黄金。今天，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都有相当一部分购买美国国债。 利息平衡税法(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 Act) 前面说了，美国1958年以后逐渐增加的国际收支赤字，主要来源之一是资本项目下美元的流出。欧洲虽然1958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但资本项目下仍实行管制，资本市场规模小且效率低下，欧洲国家和企业不得不到纽约融资。同时由于美国国内外的利差，投向海外货币市场和其它流动性资产的美元也不少，比如1961年存入加拿大银行的美元定期存款大约是4亿美元。 终止资本外流的一般做法，是提高利率紧缩货币。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八年中，共和党的保守政策让美国国内经济经历了两次轻微的衰退，国内经济正在复苏中，物价也相对稳定，所以肯尼迪不愿采取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在不过度紧缩货币的条件下，取得提高利率的效果，鲁萨想到了对资本外流征税的办法，特别是对在纽约筹资的外国政府和企业征税，税率相当于对新发行的债券和新发放的贷款额外增加1%的利息。 保罗·沃克尔参与了税法的起草工作。他很快发现，概念愿景与实际应用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随着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短期资金流动的规模庞大，交易频繁，很多用途非常重要，最直接的就是贸易融资这种短期的资本外流。所以，三年以内的借贷纳税都被豁免。同样，部分直接投资也被豁免，比如向外国公司投入资金，特别是对美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投资。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关键统计指标是有限的，要区别国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就不那么容易，即使被豁免的借贷者也要受到严格限制，避免他们借到钱以后转手再借给那些被征税者，不加以限制，这可是极好的套利生意。很多国家也要求进行国别豁免。加拿大政府对华盛顿进行了8小时的狂轰滥炸，反复强调征税会毁掉加拿大的经济。日本说自己经济上还很脆弱，也要求豁免。 在前面的文章中反复提过，美国战后坚持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利息平衡税法》这种限制资本流动的举措自然会遭遇来自美国国内的阻力。肯尼迪选择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就高调反对。赫勒是支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提倡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他认为利息平衡税法无疑会削减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本系列下一篇还会看到，赫勒在美国的海外防务支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发生冲突时，主张要改革货币体系自身的结构，而不是通过撤军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是反对主力。纽约当时是全世界的借贷中心，各国政府、企业都到这里融资，比如日本战后重建需要的长期资金，主要都来自纽约。1959-1963年，日本政府在纽约出售了约1.76亿美元的政府担保债券。税法法案出台后日本股市猛跌，给了日本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短期冲击。日本政府匆忙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纽约谈判。但美国财政部也非常强硬，日本人经过一年半的请求和谈判，在1965年才获得1亿美元的借款豁免。 美国国内工商业的反对声音也不小，作为德克萨斯州州长的约翰·康纳利便是其中之一。康纳利的竞选金主主要是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们。50-60年代，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巨头纷纷在欧洲投资，扩充精炼产能和销售网络，利息平衡税法无疑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投资成本。康纳利代表的州政府与白宫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为德克萨斯州的石油产业争取到了多项豁免权，比如，1963年7月以前已经存在的投资项目，后续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全都豁免。 可想而知，当这项法案被提交到国会时，议员们被更多的豁免要求包围，每一项又需要更多的解释和限制。看似简单明了的专业想法，最后演变为数百段的冗长条文。税法1963年8月在国会通过，但是投票比例也可以看出它面临的争议重重：参议院59-35通过，众议院227-143通过。 利息平衡税原本是临时措施，但最终持续了十余年，而且在60年代中后期税率上升、征收面也扩大了。它对纽约资本市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促进欧洲美元市场渐渐发展壮大，其中伦敦市场最活跃。美国银行与欧洲投资机构、商业公司合作，绕开管制到欧洲去做生意，储蓄、投资和借贷被吸引到欧洲，虽然那儿的利率还高一点，但相对自由，欧洲美元市场的国际资本流动迅速扩大。一个市场失去它的主导地位很容易，要再恢复就很难了。利息平衡税法对美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影响也不小，直接关乎大公司的商业战略和发展目标，尼克松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就拿管制问题大做文章，攻击民主党。 从统计上看，实施利息平衡税法后，美元外流是减少了。但是不是有些杀鸡取卵的滋味？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美国如此坚定地守护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它国家也愿意共同维护固定利率体系？两次世界大战起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国家决策者经历了大萧条和至少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普遍的认知是，30年代的大萧条是由于缺乏国际货币合作。自由市场的投机者所形成的资本外逃摧毁了金本位制，从而破坏了国际流动性，导致正常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被冻结。以竞争性贬值和贸易限制为特征的恶性竞争，导致了国际经济的崩溃，经济崩溃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独裁和战争。可能没有谁愿意第一个去探明，布雷顿森林崩溃后的世界是什么样。 《利息平衡税法》成为美国法律后不久，肯尼迪将迎来他执政期间与苏联最紧张的对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 — 古巴导弹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不仅是两个超级大国政治、军事上的博弈，对美国如何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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