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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变之所以会首先出现在陕北，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的农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艰辛，那么陕北农民对此应该是感触最深的。 陕西北部地处黄土高原，这里虽然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气候条件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但是土地贫瘠，降水稀少，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粮食产量极低，很多地方都是亩不满斗，农业收成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农民也需要天天在田地里劳作，才能勉强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 既然搞农业不行，那么能不能搞点手工业呢？ 很抱歉，在这里，发展手工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陕北虽然能够出产皮毛和棉花，但是却普遍缺乏纺织技术，日常所用的手工业品大多要依靠外地供应。农民以极低的价格将皮毛和棉花卖出，却要花高价来购买外地所产的棉布，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 搞不了手工业，单纯依靠种地又很难养活自己的家人，有的农民为了贴补家用，不得不投身于军队和驿站，指望着能够吃上一口皇粮。 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北方的蒙古一直是最大的威胁所在。为了防御蒙古军队南下侵扰，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全部驻有重兵。这其中，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都在陕西境内，总驻军达到了37万余人。 既然是政府军，按理说就该由朝廷负责给士兵发军饷。然而，由于政治腐败，朝廷经常拖欠士兵的饷银。比如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士兵就连续三十六个月没有领到一分一毫的饷银。 偶尔能发下来的军饷，也会被各级军官贪污克扣。有的人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盔甲和武器拿去换钱，卖完了盔甲武器，又开始卖儿鬻女，其情形真可谓是惨不忍睹。 再说驿站。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士兵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也负责接待出公差的政府官员。陕北乃是朝廷通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又是边防要地，所以朝廷在此地设立了大量的驿站，不少贫苦农民去驿站当了驿卒，每日东奔西跑地为官府运送物资和公文信函。一天下来，往往弄得尘头垢面，其工作的辛苦程度，堪比今天的快递和外卖小哥。 工作虽说艰苦，待遇也不高，好歹勉强能够养家糊口。我们所熟知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当时就是甘肃银川驿的一名普普通通的驿卒。
崇祯二年（1629），刑部给事中刘懋上书朱由检，建议裁撤驿站，他说：“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有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如果裁撤得当，既能减轻地方负担，也能节约朝廷开支，可谓是一举两得。 朱由检正为没钱而犯愁呢，一听说有这么好的法子，立即表示同意，他调任刘懋为兵科给事中，专门负责驿站整顿事务。 一年多以后，刘懋向朝廷上报了整顿以后的成果：共计裁撤驿站两百多个，每年可节约朝廷经费六十八万五千余两。 崇祯皇帝很高兴，但是有很多人是不高兴的，因为在裁撤驿站的同时，也顺便裁掉了上万名驿卒。换句话说，节约的这六十多万两银子，是通过砸了上万名驿卒的饭碗实现的。 这些失业的驿卒里，就包括李自成。 事实上，崇祯皇帝什么都可以省，唯有驿站是省不得的。明末史学家计六奇就曾对驿站制度有过这样的评价：“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 结果经崇祯皇帝这么一折腾，上万失业的驿卒立即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李自成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没过多久，就带着一批同样走投无路的同乡，加入了农民起义的队伍。 崇祯元年（1628），陕西大旱。
这场大旱可以算得上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当时许多地方的田地几乎颗粒无收，米价飙升，农民买不起粮食吃，于是，各种各样的人间惨剧就出现了。 陕西巡按御史马懋才是延安府安塞县人士，崇祯元年（1628）他途经家乡延安，第二年四月，他向崇祯皇帝上了一份《备陈灾变疏》，详细描述了当时陕北灾民生不如死的惨状，现摘录于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悲惨呢？杂草、树皮、石头，这些东西竟然成为了灾民饱腹之物，着实令人骇然。然而，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人吃人。对于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人来说，吃人，也许并不夸张。
陕西的灾荒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更确切地说，崇祯皇帝为什么不赈灾呢？ 答案是:没钱。 朱由检即位时，明朝的财政状况已经相当严峻了。花钱的地方太多，而国库里就只有那么点银子，皇帝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陕西的兄弟们，你们就先忍一忍吧。 朝廷不赈灾，那把灾区的赋税免掉总可以吧？ 对不起，没门！正所谓赋税不是你想免，想免就能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你种的是国家的土地，就得按照国家的规定上缴赋税，谁也别想偷税漏税！更何况，此时明朝政府正与皇太极打得不可开交，辽东战事吃紧，加税尚且难以应付，还想免税？ 这可真是不给人活路了，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农民只好三五成群出去抢劫。据说因抢劫而被官府抓到的农民是这样说的:“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话很现实，也很无奈。 当这些小的抢劫团伙越来越多的时候，民变就出现了。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众起义，率先举起了起义大旗。一时间，陕西大地上烽烟四起，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军。 张献忠正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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