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丽娟：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技术赋能产业加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职业教育是离经济社会发展最近的教育类型，所以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必然要时刻关注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时代已经到来，产业领域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技术赋能产业，实体经济从设计、生产、制造到销售的整个产业链条发生变化，又比如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以及无人经济等新业态的出现。
一方面，产业的变化使得它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必然要及时反映到职业教育的教学中，我们需要对接企业需求，对人才培养进行重新定位。另一方面，“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生产、教育教学的组织形式和学习空间的设计提出了挑战。新冠疫情下，职业教育同普通教育一样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线上授课，不同之处在于职业教育还要更多地把企业的真实项目和任务融入教育教学里，将技术、资源、平台、实训体系以及企业的场景转化成教学资源和任务。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要审视人才培养定位、教学内容变革，也要进行学习方式的变革，比如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新型教材、课程的优化，构建富含产业新场景的学习空间。而职业教育学习空间需要满足不同教学场景之间的无缝切换，不仅需要关注物理学习空间及虚拟学习空间的设计，还要注重两者之间的有机整合，形成理论学习与实验实训、校内工作仿真模拟与校外职场环境锻炼、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的学习环境和管理网络的无缝衔接，其关键要素是信息技术支撑的教学资源和产教融合企业要素的融入。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如何把企业的场景呈现给学生？这对职业教育的教学系统和虚拟仿真的场景要求比较高。
针对职业教育遇到的上述挑战，产教融合提供了很多解决问题的逻辑。通过校企双方的合作，共同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共生发展。以前我们总说“剃头挑子一头热”，现在可以是“两头热”。职业院校只有对接企业需求提供人才和技术，才能真正让企业将其视为战略性合作伙伴，并纳入生产的版图。我们经常引导职业院校在合作的时候，要多问一下自己能为产业、为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支持，然后再去谈合作。
霍丽娟：当前企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需要寻求共生发展的合作伙伴以及各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寻求合作共生为深化产教融合提供全新逻辑，构建新型校企合作关系，为院校和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挑战和可能。
企业有不同的属性，所在的领域不一样，规模大小不一样，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比如五百强企业，像京东、联想、西门子等等，或者“专精特新”企业、独角兽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诉求，不能“一刀切”。
在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有的企业只要有一个契机马上就能发展起来，这种朝阳企业非常需要特别好的人才；有些中小微企业可能着重于生存发展，无暇顾及与学校合作或者打造社会声誉；而有的企业需要院校帮助进行技术研发。职业院校要满足不同企业的诉求，必须跟企业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请谈谈产教融合共同体北京模式有哪些特点。这对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什么作用？
霍丽娟：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发改委制定了实施意见，北京市教委开展职业院校工程师学院及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建设，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研究，并进行规划设计。2018年，北京市教委等四部门联合发文，以项目为载体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落实落地。
该项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市教委、人社局、发改委、财政局联动，在区域层面统筹规划空间和产业布局，整合北京优质领军企业、龙头企业、产业园区、央属高水平科研院所、优质职业院校等多方参与，形成区域产教融合推动合力。二是明确项目建设功能，聚焦人才培育、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四位一体”开展建设，引领带动校企合作双方明确建设任务。三是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采用政府与企业投入4：1的形式，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推动校企优质资源匹配对接。四是制定标准引领带动，研制项目发展各阶段建设要求，明确准入条件、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建设任务等，并通过监测系统和管理平台进行精准建设。项目诠释了推动北京职业院校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技术研发创新，不断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内涵要义，为促进职业院校能级提升，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北京方案”。
截至目前，已立项建设3批共118个项目，其中，有85个工程师学院、33个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涵盖17个专业大类、200多个专业。很多央属高端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也参与其中，从整体上促进了产教融合生态的转变，增强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凸显了集成化的优势。
霍丽娟：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特别是校企合作的磨合期，遇到与其他地方产业学院同样的困难和问题，例如政府部门间政策合力不够、企业投入不足、参与人才培养程度不深、企业大师的作用发挥不出来、院校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待提升等。特别是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少企业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改造，对人才的需求发生改变，这对学校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要随之调整优化等，这些都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需在推进中不断协调沟通予以解决。北京市政府出台了职教“新京十条”对合作与育人机制进行了改进，包括加强项目管理和督导、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企业参与程度、加强教师企业培训、承担技术攻关任务等。
截至2022年年底的数据显示，项目建设态势喜人，推动了学生、院校、企业的成长发展。一是育人效果显著。学生“很快进入工作状态”，受到企业青睐，首届高职毕业生就业率97.82%，高出平均水平8.04%；就业对口率96.1%，高出平均水平9.5%；企业满意度98.35%，高出平均水平4.85%。二是院校能级提升。助力9个“双高”专业群建设，整合19个产业园、75家企业、83个行业协会参与学校理事会，引入企业兼职教师935人，打造双导师2200余人。三是企业提质增效。助力6家企业进入“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强”，支持5家企业成为国家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开展企业产品升级、技艺革新533项，促进成果转化115项，研发行业企业标准205项，开发企业培训包160个，开展员工数字技能培训2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首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跳出北京来看全国的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职业院校和企业应当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霍丽娟：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产教融合共同体承担着培养适应企业和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企业发展的重要使命。
在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中，职业院校应当扮演四种角色：
第一， 人才培养的加速器。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职业院校需要解决企业现场工作中的现实问题。高校培养的研究型人才，更多是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复杂问题，而解决企业现场的问题则需要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
第二， 孵化器和永动机。除了基础的理论研究，职业教育一定要基于行业领域里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进行研发，将研究型人才设计出来的图纸通过生产线和工艺制作转化成产品。
第三， 社会服务的源头或主力军。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从民生的角度来讲，职业教育要服务于各种人才的技能需求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
第四， 文化传承的重要传递者。我们的33个大师工作室中，有涉及故宫装裱、古建筑维修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技术技能的传承，研究型高校可能做不了，但是职业教育能做。
对于企业的角色定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企业要成为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和主阵地。企业提供资金、场地、人员、设施设备等优质资源，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获得发展急需的人才。第二，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企业要给出“题目”，确定技术研发的方向，引导带动职业院校开展技术服务和技术攻关。
校企合作讲究“门当户对”，你提供的资源是我需要的，我提供的服务也是你需要的，双方的资源匹配对接之后才能更好地进行耦合共生，衍生出共生资源，但共同产生的资源必然是校企双方都认为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合作才能够长久。职业院校和企业需要找到共同的利益点，并且为之努力付出，承担责任。
霍丽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在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三大强国战略部署中，将职业教育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进行部署，要求优化类型定位，这表明了党中央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因此，在未来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道路上，任务将会更加艰巨。2019年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职业教育制度标准框架和改革蓝图，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四年来，创新改革不断走向深入，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定位越来越清晰，标准框架体系越来越完善，建设任务越来越明确，制度保障越来越健全。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统筹三教协同创新，三融系统改革，旨在有效破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集中反映了体系建设中的人才培养定位、数字化提升和产教融合创新，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我相信，在未来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中，院校与产业对接会更加紧密，人才培养体系会更加完善，教学资源会越来越先进，教学方式会越来越丰富，师资团队会越来越完善，课程体系会越来越优化，职业教育育人成效会越来越显著。
来源丨《在线学习》杂志2023年5月刊（总第9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