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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38到1942年间在新西兰写了《开放社会》。这是一本捍卫温和的民主（“资产阶级”）社会的著作；在这样的社会中普通公民能够和平地生活；自由有着巨大的价值；我们能够负责任地思考和行动，并且享受我们的责任的负担：一个类似于今天的西方的社会。这个高度看重和平与自由的西方的开放社会是几次深远的革命的结果。自我的童年以来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和其它一些人仍然称之为“资本主义”，它与马克思所知的社会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他所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更加不同。 现在我90岁了。我在得知希特勒侵略了我的故乡奥地利的那一天决定写这本书，而且我在整整50年前完成了。在几家出版社拒绝了它之后，它在伦敦印刷，当时伦敦正在遭到希特勒的“秘密武器”的攻击：V1（无名炸弹）和V2（巨型火箭弹）。它出版于1945年，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我写的时候以为它能够对作战活动做出贡献。这本书的意图是：反对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一度因为1939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协议成为盟友。 我极其厌恶这两个名字，以至于我在书中从未提到过。于是我从希特勒开始追溯历史——直至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第一位想到阶级并且主张集中营的政治意识形态家。而且我从斯大林追溯到卡尔·马克思。在批判马克思的时候，我也想批判我自己，因为我在青少年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我在17周岁生日前放弃了这个信条）。 现在，我为我的俄罗斯读者写了“作为前言的后记”，不是很短，尽管与我想说的相比仍然短小。但是这里，在这个前言之前，我想对我的俄罗斯读者说几句关于开放社会的主要观念——法治——的话。这是我认为对于我的俄罗斯读者最重要的，即便极难实现。 法治：俄罗斯最迫切的需要 俄罗斯需要粮食；而且的确只有市场经济能够高效地生产粮食；而且的确正是市场经济的效率使得西方富足。但这是许多工人和许多思想家一百多年来取得的成就。 作为他们的努力（以及市场经济）的结果，西方的开放社会在我看来（我阅历颇丰博览群书）是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的全部进程中存在过的最好的、最自由的、最公平的和最正义的社会。而且尽管它们仍然远未实现所有人的公平和正义，它们仍然努力靠近其自由、正义和公平的理想。作为我们西方社会的严重污点之一，也许可以说说犯罪，许多形式的犯罪——例如，以欺诈性滥用市场自由的形式。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令人警惕地增长，现在使我们的社会的严重问题。 于是我们，不幸地，需要刑事法典。但是我这里关于这个问题只说一点不再涉及其它。我们在西方认为刑法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任何人在排除合理怀疑被证明有罪之前都应当被认为是无罪的。只要存疑，被告将被无罪推定。 法治与自由市场 刑法有别于民法。民法的一些部分，诸如财产法（一些意识形态说财产都是偷窃来的）和商法（一些意识形态说商人是中间人和寄生虫）对于自由市场的运行时不可或缺的。刑法确实是必要的恶，与之相反，民法是巨大的善。它致力于个人自由和人们的和平共处。 文明社会，从罗马的伟大时期起，就有这个温和的目标；温和，但是非常难以实现。伴随着文明社会，自由市场能够发展出来。 自由市场需要法律框架的保护。原始的市场——苹果交换菠菜——也许不需要它。但是这样的原始的市场只提供了极少的自由——也就是说，极少的选择。如果你急需自行车，你可能在货币不流通的市场上找不到。但是一旦货币被引入，国家就起了主要作用（因为国家发行货币）；如果像自行车一样的精巧的商品被买卖，关于保障（也就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就出现了；但是没有包含合同法的法律体系的保障是一文不值的。 但是自行车是大量生产的，这意味着生产者与其供应商、工人、零售商之间的许多而且复杂的合同义务。简而言之，提供了许多选择的自由的自由市场产业社会离开了法律框架——法治——是无法想象的。 西方的法律框架伴的成长随着工业的成长以及自由市场及其提供的选择的成长。它随着始于古罗马时代的法律知识成长。不幸的是，这种传统在俄罗斯与自由市场一道被共产主义毁灭了。我不认为单从俄罗斯的经验中就能够迅速地重建它。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复制西方的牢固确立的司法制度之一是迄今为止最快捷的办法（尽管显然不是完美的办法）；日本已经表明了这是可以做到的，它（在1873年）认识到需要这样一个制度支持其复制欧洲产业化运动时采用了德国司法制度。 就俄罗斯的需求而言，我建议德国或者法国的法条是两种最显而易见的选项。这有其历史原因：英国人从未发展出能够被整体采用的法条；而各种美国司法制度——在组成合众国的各个州有所不同——是由英国移民根据其产业化的经历逐渐发展出来的；而且，与英国人一样，他们没有发展出能够被整体采用的法条。 当然了，这样的整体采用的体系不会完美锲合。在有必要的时候修正它将是俄罗斯议会（杜马——汉译者注）的任务：这样的修正是所有现代国家的议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实行法治的人员 比制定良好的法条困难得多的任务是切实实行法治——使得法治成为国家的至高权力。这个任务对于俄罗斯而言尤为艰难，俄罗斯在纸上有良好的法条但不幸的是依然没有力量无人遵守。纠正这个可怕的传统并且实现法治是这个国家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国家必须首先教育执法官员，于是教育执法官员认真对待成文法将是新事物。最重要的当然是法庭成员，首先是法官和私人律师（private advocates）。（律师必须是私人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正义而不是当权政府的利益。）还需要一大群公务人员实现正义。所有这些人都需要被教育得为客观真理服务；为依照法律的正义服务；再无其它。在和平时期必须允许排除“更高的”利益，排除国家利益。以此为目标的教育是需要多年努力的艰巨任务。 我认为这是国家的最紧要和最艰巨的任务。这是建立开放社会的任务：一个全新的和灵活的而且生动的服务于法治的传统，与在共产党官僚主义之下强化自身的无原则的恐怖统治的僵硬传统相反。日本人过去试图建立类似的事物，他们采用的办法是派出一些最优秀和最有热情的法学研究生——他们必须具备强大的语言能力——以及有经验的法官和改革倡导者去国外旁听庭审吸收国外的传统。 结论 没有法治的建设，自由市场和追赶西方的经济水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认识在我看来是根本性的，也是最紧迫的事情之一；而且由于我没有看到人们强调它，我现在在这里强调它。 现代国家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是极端复杂的根据契约实行的非计划的生产和分配体系：每个生产者根据他对消费者愿望的判断各自生产。它包含有千百万和平的、勤劳工作的公民。只有当他们能够像普通人那样相互信任、而且只有当他们知道诚实、尊严和真理的要求——必须存在至少基本的信任度——的时候市场经济才能有效运行。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没有什么比对建立在（多数是）良好的经验之上的法治以及因此值得相信的的对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负责执法的官员信任有用的了。（本文写于1992年，由彭定鼎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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