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年，任乃强第三次入康考察，随李安宅到德格，经昌台、瞻对（新龙县）回康定。 之前在1943年，任乃强与李安宅一起带领华西大学师生赴康区北部考察，重点考察德格等地的寺庙和土司，返川之后，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 这一次考察过程中，任乃强带上了一本书，那就是欧阳无畏节译并发表于《康导月刊》的《德格土司世谱》，将书上的内容和实际情况进行比对。 欧阳无畏，江西人，名鸷。法号无畏。早岁游学东北，毕业于沈阳冯庸大学。先后二次入藏求法，于别蚌寺受戒为比丘。民国四十一年（公元1952年）取得“拉然巴格喜补”学位后赴台。曾任国史馆纂修，并任教于政治大学边政系、边政研究所、师大国文研究所等，主授西藏语文、历史文化，及佛学研究等课程。为国内知名之西藏学者。台湾之研习藏文者，多出其门下。 在途中，任乃强遇到杨质夫从青海过来，帮助校阅原书一日一夜，订正欧阳无畏翻译作品存在的疏漏，询问德格家臣，补辑完成清代道光以来的土司名录，以世系简表赠送任乃强。 任乃强和李安宅在八邦寺分道而行，经麦宿、甄柯，入昌泰草原，在夺柯寺驻扎了好几天。这几天时间中，和同行的德格还俗喇嘛寂墨，就欧阳无畏书中的地名查找器具体的位置。还向沿途所遇到的有德望的人了解欧阳无畏作品以及杨质夫土司以世系简表中所表述的相关重要事项。之后，任乃强又到凉山地区的冕宁、西昌、越西等县考察，在西昌写成《武侯南征考》。 1944年，任乃强终于完成历时15年绘成的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和西康各县分图，成为当时国内最精确、最权威的康藏地图。 这一年，任乃强发表《“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对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了开创性的全面研究。 《格萨尔王传》（或者称《岭·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是被公认的世界最长的伟大史诗，是藏族文化的瑰宝。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最早形成于十一至十三世纪，盛行于清代。一千多年来，它不仅在藏族人民中广泛流传，而且传播于蒙、土、纳西等民族中，深受各族人民喜爱。 然而，尽管在藏蒙地区，《格萨尔》已家喻户晓了千年之久，但将它传播于国内各地和世界上却是在近代才开始。至于《格萨尔》的研究风靡海内外，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格学”，更是近半个多世纪的事。 在那些筚路蓝缕开拓“格学”研究，最初将《格萨尔》发掘介绍给国内外的先驱者们中，任乃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以对藏文化的挚爱和求实的科研精神，首先在《格萨尔》的故乡甘孜州发现这一文化瑰宝，将它记录、整理出来，推介于国内外。而且对这一史诗的性质、历史背景、艺术特点、部章结构、版本情况和格萨尔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性首先进行了科学地研究。 国外发现《格萨尔》是在十八世纪中。1776年俄国旅行家帕拉莱斯，在蒙古旅行时发现它，将其故事介绍到了俄国。1836年由施密特从蒙文本翻译的第一本《格斯（萨）尔王传》译本在俄国圣彼德堡出版。但是直到1909年，法国传教士弗兰克在拉达克地区搜集到两本藏文的《格萨尔王传》，将其译出，于印度加尔各答出版后，国外才第一次从西藏了解到《格萨尔》。 1931年，法国学者大卫尼尔夫人途经康区，在林葱土司家借阅了土司珍藏的《格萨尔》手抄本和木刻本，抄录了一部分。后又在玉树记录了一个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唱词。她将所抄记的内容删繁就简整理成书，取名《岭格萨尔的超人一生》，在法出版。虽然已不是《格萨尔》文本的原貌，但却较完整地介绍了《格萨尔》故事全貌。 由于历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我国虽然早在1716年就出版过蒙文刻本的《格斯尔可汗传》。但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我国内陆的学术界还对《格萨尔》十分陌生。 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有清一代，尽管设立了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川滇边务大臣，开通了川藏大道、青藏大道、滇藏大道，有大量的内陆汉族、满族、回族和其他民族的官吏、兵丁、商贾、文人、移民来到西藏，汉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出现了关于西藏及其他西藏地理、历史、宗教、民俗和文化的数百种著作。但翻遍这些书，却始终看不到有关《格萨尔》史诗的一星半点记述。更设有人对其进行过些微的研究。 究其原因，除了语文障碍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封建文人，受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轻视少数民族文化，对藏族文化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视而不见，或漠然对待。故尽管他们对西藏有所考察研究，却未能发现这一文化瑰宝。民国时期虽已有人传闻其事，但却被讹误为“藏三国”，认为是内陆《三国演义》翻版，否定其为藏族文化，更无人认识其文化价值。直到1930年任乃强首次将其译为汉文，介绍于内陆，国内研究者才开始关注这部史诗。 1928年，任乃强在南充中学教授四川乡土史时，出版了《四川史地》一书。由于该书是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四川历史地理沿革的著作，出版后影响颇大。时任川康边防指挥部任边务处长的胡子昂，正受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之命，邀请专家考察康区，以备开发。见到此书后，即致函请任乃强入康考察康区，定期一年，由边务处提供全部考察费用。任乃强早有意考察川边，值此机会遂欣然整装前往。 从1929年初夏到1930年孟春，历时一年，他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新龙、理塘、义敦、巴塘、雅江等十一个县的地方。“所至各县，皆周历城乡，穷其究竟；鞍马偶息，辄执土人慰问，征其谈说，无论政治、军事、山川、风物、民俗、歌谣，下逮委巷琐屑、纤微鄙俚之事，皆记录之。益以自所观察，造化之所现示者”。到返川时，已记录有数十万字的第一手资料。 任乃强将其整理成文，分为7类，共300条，取名为《西康诡异录》。从1930年5月起陆续在《四川日报》副刊登载，每日一二条。后因故只刊至180条即未再载。其中，118条标题为“蛮三国”。119条标题为“蛮三国举例”。 前者为介绍“蛮三国”（即《格萨尔王传》）流行情况，指出其为藏族民间十分流行的一种“有唱词”的文学艺术，“内容与《三国演义》无涉”。后者是他模拟说唱者语调，用汉文翻译的一段《格萨尔》，内容取自《格萨尔》中的《降伏妖魔》一章。 这两条文字的总共仅二千多字，但却是我国最早以汉文介绍《格萨尔》的文章和第一篇《格萨尔》汉译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这两条文字的来历，还有一段汉藏佳话。 1929年秋，任乃强考察至新龙，深感其地民风独特，在此停留三个多月。自从出关考察以来，康地的风土人情便使他如入桃花源般。随着考察的逐渐深入，他对康巴大地产生了强烈地爱恋。他发现在这被人称为“蛮荒之地”的地方，却蕴藏着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却有着那样淳朴智慧的人群。 他发现康人“有内陆汉人不及的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而康巴文化的内涵更是独具特色，博大精深。虽然出关以来他天天学习藏语文，但总感到语言的隔阂与民族心理间的差异，使他难以更深入的认识这个民族。于是，希望寻找一个藏族妻子作为自己事业和生活伴侣的愿望油然而生。 恰好在新龙期间，听说该县上瞻总保（即上瞻头人）夺吉郎加家的三个女儿，均精通藏文。遂请人作媒，上门求亲。时夺吉郎加两个亲生女已嫁，只有收养的外甥女罗哲情措未婚，遂许配任乃强。婚礼按先藏后汉两种习俗举行，前七天在总保官寨按藏俗举行，后三天在县府按汉俗举行。 婚礼期间除举行赛马、跳锅庄外，每晚都在寨内说唱《格萨尔》。说唱者即夺吉郎加的长女却梅卓玛。她幼年曾入寺为“觉母”，后还俗回家协助其父处理公务。她不仅精通藏文，而且多才多艺，尤擅长说唱《格萨尔》。她家收藏有一部《格萨尔》手抄本。每天黄昏后，贺亲的人们都要挤坐在寨廊上，等候她说唱《格萨尔》。 任乃强不懂藏语，开初并不知其妙。只发现听众如醉如痴，十分投入。后来他请到一位通事（翻译）在现场逐句翻译，才愈听愈觉有趣。于是准备纸笔将通事所译记下，仿照说唱者的语调，整理成一篇译文。 考虑到内陆人对这一史诗还十分陌生，任乃强在翻译中将唱词均按汉语韵律译出，使其押韵上口，类似于内陆的“弹词”“宣卷”，以便介绍到内陆时，内陆人能容易理解和喜爱，真是颇费苦心。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就这样在这一藏汉联姻的佳话中诞生。 后来，任乃强在其1932年发表的《西康图经·民俗篇》中，又将先前在《四川日报》发表过的这两段文字略作整理收入该书的“康人娱乐”一节中。 任乃强认为，《格萨尔》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作品，而是一部英雄史诗。既然是英雄史诗，它就必然是要以某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原型，通过艺术的加工，使其成为典型化、艺术化的历史画卷。就如同荷马的《伊利亚特》等一样，尽管将人物神化，但许多故事却有历史所本。 那么，究竟历史上有没有“格萨尔”这个人物呢？如果有的话，那他又生于何处，长于何方，是什么时代的人呢？真实的“格萨尔”与史诗中的“格萨尔王”又有什么异同呢？任乃强在发掘《格萨尔》版本的同时，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1936年，他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再次入康，得以有较长时间在康从事考察研究工作，广泛收集有关《格萨尔》的版本、资料。尤其是他担任西康省通志馆筹建主任后，积极准备编撰第一部《西康通志》，征集到大量藏、汉文的文献资料。其中，有不少关于格萨尔活动与遗迹的记载。 在藏族宗教史书上，更记载有好几个“格萨尔”，如冲·格萨尔、北方格萨尔等等，史诗中的“格萨尔王”原型是谁？任乃强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德格地区林葱土司原为康区北部一大部国，元明时代极盛一时，所领地方上自青海南部，下达巴、理塘一带，东抵雅砻江一带，西至金沙江西岸的昌都地区。“其国称为'林’。'葱’字之义为'家族’”。而这个“林”与《格萨尔王传》中的“岭”在藏文中是同一字，由此证明“林国”即是“岭国”是同一地名。 任乃强由此推知，林葱土司家族应与《格萨尔王传》中的主人公有一定的渊源。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家，他特别对《格萨尔王传》中“英雄降生”的地望感兴趣。他认为书中对“岭·格萨尔”诞生地的描述十分细腻生动，可见绝非凭空想象，必有所本。只要找到“岭”地的这一地方，就有可能证实格萨尔这一历史人物是否真实存在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德格之行迟迟未能如愿。 1943年，任乃强担任华西大学社会系教授兼华西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后，立即与李安宅教授一起，组织一批师生成立华西边疆考察团，专程赴德格进行考察。在德格期间，李安宅主要对德格的社会与人口进行实地研究，任乃强则着重对德格土司、林葱土司进行考察研究。 在这里，任乃强看到了《德格土司世谱》和《林葱土司家谱》，发现了林葱土司家珍藏的《格萨尔》手抄本与木刻木，考察了雄坝（今阿须）格萨尔诞生地和察察（叉叉）寺格萨尔王庙，并从当地活佛、喇嘛和故老口中听到了许多有关岭国与岭·格萨尔的传说，调查了众多的关于岭格萨尔王的遗迹。他还从正在德格竹庆寺进修的李鉴铭先生处，得到许多当地有关“岭国”的掌故和藏文资料。 返回成都后，任乃强又查阅了许多汉、藏文史料，对《格萨尔》文本和藏、汉史料进行比较研究。他还从国外收集到史诗的拉达克本、大卫·尼尔抄译的林葱土司家本等版本，用与藏文抄本进行比勘。 在对《格萨尔》史诗版本、有关文献史料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1944年至1945年，任乃强相继在《边政公论》《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上发表了《关于“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关于“藏三国”》和《关于格萨尔到中国的故事》等三篇专论，这三篇论文互为补充，在我国国内第一次较全面地、系统地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被视为我国《格萨尔》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这三篇著名的论文中，任乃强详细地剖析了《格萨尔》史诗的性质，认定了《格萨尔》是一部藏族“诗史”，论证了历史上实有格萨尔其人，只不过在史诗中以其人为原型，作了艺术夸张和神化。他纠驳了格萨尔即关羽的谬说，分析了将《格萨尔》说成是《藏三国》的原因，指出其“与《三国演义》毫无关系”，并分析了史诗流传中遭禁的原因；他研究了史诗的结构特点与版本，指出史诗为多部章结构，其中心是“霍岭大战”。 任乃强调查到当时流传的史诗已不少于25部，并对其中19部的内容分别作了介绍；他还对史诗引人入胜的艺术特色、审美价值、语言魅力、教育作用进行了深刻地分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的这些论述不仅全面地将《格萨尔》史诗介绍于国内外，对弘扬史诗的民族性和文化价值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论点和考据，对《格萨尔》研究奠定了基础，开拓了方向，成为我国“格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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