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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军大授衔，彭总唏嘘不已。 各大野战军荣授上将以上的，一野最少。 一野大将1人（许光达），上将7人，张宗逊、甘泗淇、周士第、王震、贺炳炎、彭绍辉、杨得志，其中杨得志其实是115师老人，华北军区的兵团司令。周士第上将虽说有120师的老源流，但解放战争时期更多在华北。 这样算来，一野实际是5名上将。  二野大将2人（陈赓、王树声），上将7人，宋任穷、李达、杨勇、苏振华、陈锡联、谢富治、陈再道。 三野大将2人（粟裕、张云逸），上将10人，王建安、叶飞、许世友、宋时轮、唐亮、张爱萍、陈士榘、韦国清、钟期光、傅秋涛。 四野大将3人（黄克诚、萧劲光、谭政），上将18人，邓华、吕正操、刘震、刘亚楼、李天佑、李聚奎、杨至成、肖华、肖克、陈伯钧、陈奇涵、周桓、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黄永胜、韩先楚、赖传珠。 一野为什么这么少呢？ 想当年，彭总的身份地位，要比二、三、四和华北野战部队的首长高一级，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虽说任西野司令后不再兼总参谋长，但副总司令的职务一直是保留的。 他手下的将领有名气、打过大仗胜仗的，却不是很多，与其身份地位严重不成比例。 二野有三陈（陈赓、陈锡联、陈再道），三野有叶陶王、许王两套并驾齐驱的名将组合，四野有程萧邓韩李黄梁，就连华北系统也有二杨（杨得志、杨成武）。 这十几位都是既有名气也有真本事的虎将。 一野呢？相比来说逊色许多。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许光达、张宗逊、王震、贺炳炎、廖汉生等诸位名将的本事，以张宗逊上将为例，他亲手带出来的一野一纵不光在西北战场令国民党军闻风丧胆，就算在全军纵队里排名，也是一等一的主力。  但总数少是毋庸置疑的。 同等级的将官中，一野授衔也相对较低的。比如各大野战军的参谋长，二野李达授上将，三野陈士榘、张震授上将，当然张震将军是后来晋升到上将，开国时授中将。四野刘亚楼授上将。 要知道，阎揆要中将是陈赓大将的同学，黄埔一期毕业生。黄埔一期在当时可是金字招牌，国共双方将领群中一期人才最多，本事最高。 凡此种种，无不透露着种种诡异。 为什么彭总如此高的身份，帐下将星却如此黯淡？为何一野肩负着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的重任，中央不多派几名猛将来支援？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是一定历史原因造成的。 我们不扯闲篇，绝不从彭总平江起义时说起，浪费大家时间。 就从西北野战军组建时说起。 西北野战军是由陕甘宁地方警备部队和晋绥军区部队合编而成。 这批部队最早的根子基本都是贺老总指挥的八路军120师。 该师序列中的358旅（旅长张宗逊）、359旅原本都非常强悍，但从冀中前线调回晋绥和陕甘宁之后，358旅转入守备任务，主要防备胡宗南进犯陕北。359旅则更多地转入平战结合状态，即一边耕地生产自救，一边练兵。《南泥湾》这支歌传唱的“359旅是模范”就是指此而言。 相比于115师、129师的主力路进入抗日前线经受锻炼，从而日渐壮大，358、359旅战斗力不可避免稍稍落后于另外两大主力师的旅级单位。 像陈赓386旅那样的名气，358、359旅是断断没有的。 胡宗南进攻陕北前曾评估过守备部队的力量，对张宗逊部队还是持以谨慎态度，视之为劲旅。对王震359旅则极尽轻视，说王震部队已经成为农民部队，只会扛锄头，不会拿枪了。 话虽无稽，但多多少少也折射出一此令人无奈的现状。 部队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越是与强大的敌人交战，战斗力就越强。用进废退，世间万物，莫不如是。 1947年春西北野战军成军时，这两个旅各配上一个独立旅，各自升级为纵队，这还是好的。其余三、四、六纵队，都是独立旅、教导旅、警备旅、新编旅这种水平的部队。 并不是中央军委不给西北部队多派猛将，而是一贯的历史任务造成的。陕甘宁属于地瘠民贫、地位偏僻之处，得之不足以得其势，纵之不足以坏大局，全面抗战八年，日军、国民党军都没有倾尽全力来打陕甘宁。 这些警备旅、教导旅并没有太多机会锻炼部队，将领们也没有机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没有像叶飞、韩先楚、陈再道、杨成武这些人拥有的进阶为世之名将的机会。 这就是历史原因，这就是现状。 彭总对这种现状很无奈，但没办法，之前军委并没有成立西北野战军的打算，1947年3月匆匆拉起野战军，是被胡宗南这厮逼出来的。 兵微将寡，怎能打大仗？ 毛主席目睹困难现实，也曾有意调几员猛将到西北战场给彭总搭把手。 当时以东北战场战将最称富余，纵队级名将辈出，萧劲光、黄克诚、程子华等人都不需要亲自指挥纵队了，梁兴初、吴克华、李天佑、韩先楚、刘震等个顶个的能打，按理说调几个纵队司令级别的猛将过来并不存在困难。 但出乎意料，彭总并没有积极地推动此事。 其最本能反应，是打部队的基础。 这是观点和理念的差别。 我们从彭总的一封电报便可窥知一二。  1947年11月二打榆林战役结束，西野作战不利，没能达成歼灭邓宝珊的既定目标。当时我军受胡宗南部队、宁夏马鸿逵部队和绥远傅作义部队夹击，不得不退出战斗。 对面国军既然能够各战场配合，源源不断地调兵调将，我们为何不能呢？但彭总的第一反应并不是伸手向中央要兵要将，而是先从自身找原因。 彭总给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发报，一方面分析打榆林战役失利的原因，一方面要求部队进行二十天整训。 整训重点是大致如下： 1.提高阶级觉悟，让新入伍之士兵和国民党军俘虏兵诉苦三查。 2.开展土改纪律教育。 3.组织新兵进行基础训练。 4.组织干部培训，主要内容是检讨战斗过程，总结经验。 5.培训技术兵种。 6.把战斗连队的党员人数扩大到三分之一。 如果只从电报本身看，这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工作部署，任何一个部队都会做。但电报意义很好，彭总因兵少而失利，第一反应不是伸手要兵要将，而是内审诸己，立足自身挖潜，这是何等高风亮节与可贵担当。 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彭总的这个心思，立即将该报转发各大野战军和大军区，号召各家都要学习彭总自力更生的精神。 彭总和西野副参谋长王政柱曾有过一番交流，王政柱幽幽地表示，其他野战军兵力都很强，他们的纵队司令在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鲁西南战役等经典大战中都有高光表现。 彭总明白他的心意，开导他说，我们当然希望兵多将广，但眼下各大区是一盘棋，我们用较少的兵力拖住敌人大部分兵力，便能给其他野战军减轻压力。胡宗南二十多万人不敢出关中，这岂不是事半功倍。 堪叹我们的彭老总，耿介忠直如此！ 当然，西北部队兵力不多，作战规模不大，是名将较少的重要原因。 从西野到一野，部队规模一直不大，扩充速度也远远比不上另外三大野战军。 1947年3月刚拉起架子时只有2.6万人。后来吸收晋绥部队扩充到7万余人，到1948年年底才大致有14万人。 对比兵力较强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野一个纵队实力多达3、4万人，华野一个纵队在2.5到3万人之间，1949年全军大整编，华野变三野，一个兵团三个纵队约10万人，东野变四野，一个兵团约12-15万人（四野很多纵队四个步兵师）。 以一野可怜的兵力，自然不需要太多统军大将。 实际上一线指挥作战的就是王震、王世泰、彭绍辉等纵队司令级别的人物。 打仗规模不大，也是彭总对猛将需求不甚热情的一大原因。 大家要认清一个基本事实，由于西北民力贫乏，无论我军还是国民党军，西北部队普遍编制都不是很充实。 胡宗南部队起初大约30个整编旅（相当于步兵师），但总人数只有25万左右，一个旅约合8000多人。 相比华东地区张灵甫整编74师全师3.5万人，一个整编旅约1万余人。 这个差别是相当明显的。 我军亦然。一个旅的人数也就是七八千人。四纵王世泰手下的骑兵师，架子很大，实际只有人马1000多人，有的警备团只有五六百人。 所以西北作战，很少出现像孟良崮战役那样，在没有进行到战略决战的时刻，双方集结了六七十万大军激烈作战。 西北诸战，基本上兵力规模不会超过10万。 像1948年初的宜川瓦子街战役，我军投入5个纵队约7万人，围攻国军整编二十九军全部及一个整编旅，歼敌2.9万人。 其规模，远不及粟裕亲自指挥的鲁南、豫东、莱芜等诸战，也不及许世友指挥的济南战役（是役我军14万，王耀武11万人。）仅略等于陈赓兵团的豫西牵牛战，陈云萧劲光领导的南满四保临江，以及许谭的胶东反击作战。 以彭总的能力，指挥百万大军亦不在话下，后来志愿军入朝已无需多言。 宜川战役彭总直接到一线勘察和指挥，不惮其劳、不烦其小，实际上充任兵团司令之职，亲自下场指挥五个纵队。 有没有太多猛将，实际上意义不大，彭总自己完全能干。  毛主席曾有意让陈赓纵队西渡黄河入陕作战，彭总没有表达多久积极的态度。而是向中央反映陕甘宁民力已竭，无法支撑更多部队长期驻扎与转战。后来毛主席果然叫停陈赓西渡。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1948年彭总准备开打渭北战役时，一度有请徐向前兵团进入关中配合作战，或请陈赓兵团出击陕南。 这也只是战略上的配合，打好了，功是徐向前和陈赓的，并不是彭总的。与调猛将划入自己序列，是不一样的。 到1949年6月，彭总从河北返回西北前线时，带华北军区两个强大的兵团到西北，则又是另一种境界。 是时，胡宗南基本已被彭总打残，西北二马也都窜回本省不敢东犯。此时让华北两个兵团19万人助战，换作胸襟器宇不大的，会认为这是华北部队掠人之美。 一野一线部队不同程度有这样的想法。但彭总毫不萦怀，解放大西北，与1947年保卫陕甘宁形势已不一样，一野不再是牵制，而是彻底扫清二马和胡宗南。这时就必须调兵来增加部队实力。 这实际上造成了后来新中国大授衔，西北系统出身的将领，在将星上不够闪耀夺目。 但青山巍巍，其功昭焉。西北解放的功劳，属于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属于张宗逊、许光达、王震等转战万里的将军们，属于数十万餐风饮露、抛洒热血的一野将士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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