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元光年间，胡人就开始不断向中原内迁，而且势力逐渐扩大。
“汉以来，居住在我国西北和东北部边境的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刘精诚《两晋南北朝史话》）
到了西晋武帝太康时期，中原王朝已经失去了南部地区以及原西汉朔方、并州西北部控制权。
少数民族的人口剧增，导致各种民族矛盾激化，最终胡人起义遍布各地。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西晋大臣江统，向朝廷上表《徙戎论》，提出将胡人迁出中原的策论，然而朝廷并未采纳，而是继续实行“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局面。
那么，西晋王朝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处理胡人内迁的现象呢？“用夷”论一说，又是如何贯彻的呢？
一、胡人内迁与迁徙戎论
1、胡人内迁由来已久
东汉以来，居住在我国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不断向内陆迁徙，历史上称为“五胡”内迁。
然而，就是这一次胡人的大迁移，导致了后来的五胡乱华，为中国古代史留下最黑暗的一页。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就与胡人有过接触，当时，赵武灵王攻降了一些匈奴部落后，遂向全国颁布了胡服骑射的法令，目的是找到对抗匈奴的办法以及学习对方的机动性。
公元前3世纪后期，匈奴已经壮大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首领“单于”带领下，不断朝南迁徙。
而此时的中国，正是秦始皇嬴政完成了中原统一之际，为了防止匈奴的进攻和骚扰，便修筑长城加以防固定。
公元前216年，蒙恬将匈奴驱逐至鄂尔多斯地区，头曼单于领军攻打甘肃西部的月氏，后来，冒顿单于继位，击败了东胡。
公元前201年，正值秦汉交替之际，冒顿单于率大军对太原发起进攻，汉高祖刘邦随即前往应战。
起初刘邦一路旗开得胜，高兴之余想乘胜追击，却不想中了对方诱敌深入之计，被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后来，陈平献计计，以行贿方式才得以谈判解围。
公元前177年，冒顿单于亲率大军彻底将月氏击垮后，开始一路南下不断入侵汉朝边境。
汉武帝继位后，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发动汉匈战争，将他们驱逐出中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想要同月氏人联合，前后夹击对抗匈奴。
然而，张骞却被匈奴扣押长达十年之久，由此汉武帝的计划落空，只能凭自身的实力同匈奴对抗。
在对匈奴的讨伐中，汉武帝先后派遣大将接二连三的率兵抗击匈奴，发动了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将对方不断重创。
但匈奴始终却心有不甘，在李陵率兵远征蒙古之际，匈奴曾派大军不断围攻汉廷，使得汉朝远征计划失败。
恰在此时，匈奴内部因争夺单于称号也发生了分裂，以致再也无力发动外战。
公元48年，南方匈奴归顺汉朝，内迁于河套与汉族杂居，到了汉末魏初，曹操将匈奴分为五部，五个县共有匈奴三万人。
公元265年，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至此，胡人内迁规模空前绝后的高涨起来。
由于胡汉杂居现象存在，民族矛盾难免激化，胡人在民族歧视与压迫下，频频发生武装起义或者掠夺性战争。
如泰始九年，“鲜卑寇广宁，杀略五千人”。（《晋书》卷3《武帝纪》）
如太康七年，“夏五月，郡国十三旱。鲜卑慕容廆寇辽东”。（《晋书》卷3《武帝纪》）
除此之外，西晋时期，在民族意识冲突激烈时，还出现了胡、汉政治势力相互排挤和打压的现象。
眼看西晋政权岌岌可危，大臣江统向进惠帝提出主张，将胡人迁出中原回到原来居住地，以缓解民族矛盾，然而，这个主张只是美好的梦想，却难以实现。
2、《徙戎论》真的可行吗？
江统提出的《徙戎论》，在西晋可谓是一篇标新立异的奏表，其“还其本域”的真知灼见，连史学家柏杨先生也称它是一个“伟大方案”。
然而，中原遭受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入侵由来已久，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纵观历史，西周灭亡与犬戎有关，汉高祖刘邦与冒顿也有白登决战。
尤其西汉末年，关中因发生大量屠戮，使得百姓流亡居多，羌人便趁机开始不断内迁，出现了胡汉杂居现象。
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顺汉朝后，鲜卑、氐族、羯族也在这期间涌入关内，一时间出现了胡人内迁潮。
不过，由于当时民族问题并没有尖锐，对国家政权也未形成重大威胁。
然而，到了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经济凋敝，使得人口急剧下滑，从东汉5600万人口，猝然跌至800万，基本“十室九空”。
由此，当权者开始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增加人口，比如诸葛亮南征孟获、孙权派卫温去夷洲，北方曹魏屯田，同时让胡人内迁。
最终导致胡人越来越多，基本占据整个关中人口的一半。
据有关资料统计，西晋时的人口虽然恢复到1600～2000万，但匈奴就占了40多万，这庞大的数字着实给中原朝廷造成威胁。
于是，胡人“之患让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徙戎”的主张，比如郭钦、傅玄、江统就先后上书皇帝，让那些异族回到原地。
可是，西晋当时立国不久，其朝野动荡、内乱不止，统治者根本无心对付外患问题，依旧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让胡人待在关内。
于是，永嘉之乱爆发了，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时代。
这一时期更为混乱，北方大量少数民族开始大举入华，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与南方的东晋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由此可见，《徙戎论》的主张根本无法施行，胡汉杂居现象长达二百年之久，而且生活习惯已经部分或者完全汉化，如何能再迁出去呢？
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说：“这是一种趋势，或者说一个现象，如果要反其道而行之，几乎无此可能。”
因此，特殊的历史环境与背景，造就了胡人大杂居小聚居的态势，如何协调各方关系，管理各部胡人成为西晋政权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西晋王朝的“用夷”论
1、以夷制夷
对于胡人的大量内迁现象，西晋统治者为了确保长治久安，采取了威恩并用的方式，就是以招抚与镇服相结合的民族政策。
由此，两汉以来形成的“用夷”策略，在西晋得以继续实施和贯彻。
以夷制夷，是贾谊最早提出的理论，这种方式可灵活运用相互结合。
其意思是，利用归顺的外族对抗威胁中国的其他外族。
或者联络和中国并没有从属关系的外族来对抗其他外族，比如汉武帝时联合月氏对付匈奴。
此外，还可以制造若干外族之间或同一内部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其不能团结自相攻击。
比如，泰始七年，匈奴单于刘猛叛乱，晋武帝派遣娄侯何桢讨伐。由于刘猛大军凶悍无比难以制服。于是，何桢将刘猛的左部督李恪进行了引诱，最终刘猛的叛乱被镇压。
2、以夷为兵
以夷为兵，就是中原地区的政治势力内迁的少数民族征为兵。
这种策略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出现，在其后的两汉三国时期，影响更是不断扩大。
在“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阶段，就是以夷为兵的例子。
司马越在讨伐司马颖时，其阵营中就有幽州刺史王浚、鲜卑、乌桓首领，以及并州刺史司马腾。
而存在司马越阵营中的乌桓和鲜卑夷兵，成了与司马颖对抗的骨干，而司马颖阵营中的少数族则是匈奴和羯。
3、化夷为民
化夷为民，就是中原的统治王朝以各种手段将内迁的外族编为平民，并向其承担劳役、缴纳税赋。
据《北狄匈奴传》中记载:“南匈奴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
而《马汗督诔》中也有记录“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
以上足以说明，明齐万年反叛时所带领的氐人，已经是受西晋地方官所统治的编户。
4、以夷为隶
以夷为隶，就是指中原地区的豪强大族将内迁的少数民族部落变卖为奴隶。
比如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曾建议郭敬诱卖胡人。而诸侯王司马腾以贩卖胡人为奴来“充军实”，可见当时掠卖少数族群为奴隶的规模有多庞大。
由上得出，西晋王朝对待胡人，基本都是接纳和并用政策，这个时期是中原第一次全方位胡汉融合、变夷从夏的时期，从而使其形成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完美促进。
总结
从中国民族关系来看，西晋时期应该说是一个重要转型期。由于胡人大量内迁入主中原，打破了汉族居中、四夷居边的局面。
在新格局的发展下，随之而来的是民族矛盾。然而，西晋王朝能够审时度势，以“用夷”论，发展了胡汉合作新形势，并形成“华夷共祖”的共识，其政治策略确实值得推崇与赞颂。
参考文献
1、《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关系研究》
2、《两晋时期北疆地区民族分布与迁徙研究》
3、《略论西晋时期的用夷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