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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劳动乌托邦的消逝》 译｜蓝江 序言 我在1990年出版的《人类马达：能量、疲劳和现代性的起源》（The Human Motor：Energy, 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围绕着机器和马达之间的区别而展开，作为工作中身体的隐喻。我认为，现代生产主义的前提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通过身体、技术或自然界的生产活动的首要性和最终互动联系起来。生产主义的社会想象的特点是对力或能量转换的理解，这种想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在前现代的牛顿的世界中，各种力（例如重力、风力、水力或马力）通过推、拉或转动机器，形成运动。在19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成熟的亥姆霍兹宇宙中，力或热量被人或人制造的马达转化为劳动。与机器的隐喻不同，马达的隐喻是生产主义的，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可计算的能量途径的工业模型上，从自然转换到社会。将人类比作马达而不是机器，意味着使其成为完全不同于力的东西：它是能量的转换器，与技术或自然的运动相同。 我对作为十九世纪先验唯物主义形象的人类马达的研究，也是为了说明马达的形象与早期劳动身体的表现之间的区别。在那本书的结论中，我预计将进一步研究马达的隐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如何失去其引人注目的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现了一套不同的隐喻，旨在阐明数字工作场所的经验及其对工作身体形象的伴随影响。本书接受了这一挑战，但它是间接的，因为它着眼于一个更复杂的行动领域。从本质上讲，我现在把身体和机器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模仿时代、先验时代和数字时代。同时，我试图将每个时代的身体隐喻映射到每个时代的社会劳动乌托邦上，这些乌托邦在第二个时代得到发展，在第三个时代受到破坏。我认为，这些劳动乌托邦是介于对劳动者身体的认知和合理化与福利国家的目标之间的基本表征。 第一种，模仿关系，是十八世纪的特点，以奇妙的钟表自动装置（用今天的话说是机器人）为例，它能够非常逼真地模仿人类的动作和功能。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末，第二种关系得到了发展：马达的隐喻发挥了巨大的解释和社会力量，将身体视为生产性的，因为它能够将能量转化为工作。能量成为一个先验原则，在自然和社会中同样无所不在，是劳动力和所有其他劳动表现的驱动力。这一发展的核心是“社会能量主义”，这一学说认为人类，特别是工人是由能量驱动的生物，通过能量驱动经济和生产，并通过疲劳威胁社会秩序。他的概念与各种使工人身体合理化的乌托邦项目相联系，既设计一个更完美的工作场所，也通过它设计一个更完美的社会。例如，俄国革命的主要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科学管理计划的热烈崇拜者，崇拜泰勒制度及其欧洲的变种。欧洲人专注于心理技术和工业心理学，作为减少疲劳的方法，不仅是为了提高效率，也是为了减少工业事故。在战时，主流的泰勒制、苏联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作场所模式成为社会模式的基础，将工作与人的身体和社会联系起来。纳粹相信工业生产力的危机，在他们的劳动之美计划中，将现代主义和对生产力和效率的崇拜与美学化的工作场所结合起来。 马达的隐喻在二战后达到了顶峰，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后福特时代的到来，人与机器的数字化关系开始急剧下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计算机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导致了第三个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机器的隐喻不再是先验的，而是成为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身体机能的首要地位现在被符号控制所取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计算机化始于试图实现阿兰·图灵的理论，即任何数学运算都可以通过算法和符号编码进行机械复制——这一原则不仅导致了“精神活动的泰勒制化，也导致了模拟原则，因为这种机器可以模仿任何其他机器的操作，反之亦然。”关于工作和休闲的辩论变得更加集中，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预计计算机驱动的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工作地点和我们真正生产的东西，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此外，如果说漫长的十九世纪是一个规训时代，那么到了2000年，正是这种僵化、统一和专制的工作场所被指责为抑制生产力，缺乏必要的素质——灵活性、自主性和判断力，而这些素质正是工人在由计算机而非工业制造所控制的数字工作场所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 本书将身体的表现历史与思想史、劳动史和福利国家的历史结合起来。它重现并阐述了《人体马达》中所涉及的主题，将时间框架向后延伸至十八世纪，同时关注二十世纪至今的历史。本书梳理了伟大的劳动乌托邦出现和衰落的一些最重要的标志性概念，包括马克思的生产主义、泰勒主义、共产主义、纳粹的“劳动之美”计划，以及而是世纪后期的数字劳动场所的话语。它更详细地询问了工人是如何被置于从自动装置到数字化的背景中，并被视为人类的典范和对人类机械化行为和质量的任何理解的核心。最后，本书对劳动本身作为创造人类希望的形象的关注是我的论点的核心：以劳动为中心的乌托邦的消失。 第一章概述了机器隐喻的三个时代——模仿时代、先验时代和数字时代。本章的一个重点是马克思对劳动能力概念的采用，以及伴随着他对自由的理解的变化，即自由存在于能量消耗之外并通过能量消耗的减少而存在。我认为，当马克思以不断减少的劳动时间来想象劳动的乌托邦时，他成为了一个生产主义者。欧洲的生理学家和人体工程学专家也有类似的专注于确定最佳的、可量化的和最终可行的能量输出的特点，他们把自己的创新方法和技术带到了工业工作场所。 第二章集中讨论了进步的欧洲科学家和企业家——最突出的是富有的化学家和工业家欧内斯特·索尔维、社会学家埃米尔·瓦克斯韦勒以及两位德国科学家——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和生理学家马克斯·鲁伯纳一如何发展“社会能量主义”的原则。他们坚持认为，以无可辩驳的科学进步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可以超越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政治需要。社会能量主义和生产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和而是世纪初的社会想象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在整个共产主义历史和西方劳工的社会历史中仍然没有得到重视。事实上，社会能量主义一是建立在生产主义的基础上，二是提供了将身体的隐喻引向先验的表征的方法。 第三章集中讨论了新能量主义的战场：工业事故。工业事故是国家社会政策的前沿，这些政策试图弥补“风险的现代性”。由于相信工业劳动的危险性由国家负责，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大量的社会知识（统计调查、议会调查、医疗记录）来确定，从而产生了新的职业（如社会医学和社会卫生）和新的专业（如法律、保险法），在欧洲国家社会政策的最早阶段与社会改革立法同步出现。 第四章转向人类马达的脆弱性，这在关于神经衰弱的激烈争论中最为明显，神经衰弱不仅被认定为工业时代的主要残疾，而且还描绘了工作体的能量消耗的极限。作为病理性疲劳，神经衰弱同时成为一种疾病和一种诊断，并最终成为加强意志对现代性变化的抵抗力的激励。 第五章研究了围绕工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魏玛共和国建立的一些专业、知识和政治争议。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科学管理”体系的到来挑战了欧洲的生产方法，它承诺通过更有效地安排劳动力来提高工资和增加利润。其结果使欧洲的工作科学分裂为两派，一派将新的心理物理学视为泰勒制学科方法的附属品，另一派则像奥托·李普曼一样，试图用更理性、更人性化的工业心理学来缓解利润驱动的体系。本章所讨论的李普曼的悲惨命运，导致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工业政策和心理学纳粹化的后果。 第六章详细介绍了希特勒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制定的“劳动之美”计划，为纳粹的生产主义提供了一个以工业为中心的乌托邦主义。产量的增加将基于美学和对工作乐趣的呼吁，而不放弃规训或顺从。具体来说，美学主题将被编织到工作中，以努力超越简单的、过于机械化的技术主义和最近的工业理念和妥协的局限。“劳动之美”代表了纳粹工业政策的乌托邦一面，用美化的劳动作场所的意识形态色彩来实现摧毁工会，并强化工作纪律。 第七章对伟大的劳动乌托邦的消亡和广泛的自动化和数字工作场所的出现所带来的人类马达的隐喻的危机提出了一些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引入的所谓福特制，保证了更高的收入、相对安全的就业和不断扩大的消费水平，以换取持久的等级制度、规则的约束和常规化的劳动。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的丰裕社会开始陷入严重的债务困境。特别是在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明显福特制已经变得破败不堪，恰恰缺乏新的数字工作场所所需要的灵活性、判断力和沟通技巧。规训并没有消失，但规训不再有意义，因为蓝领和白领工人都居住在由计算机驱动的必要条件所支配的快速和愤怒的工作站中。与规训问题化并行的是计算机化的话语，它完成了“身体即机器”的隐喻的数字化和寓言化。随着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的伟大劳动乌托邦的消失，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本书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变，并在2016年进行了彻底修订。第六章，“第三帝国的生产美学”，是最早的文本，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我理解生产主义的前奏，因为它在被纳粹采用之前就有一段历史。二十世纪其实年代，我对阿尔伯特·施佩尔进行了一系列采访，他也许是无意中为我提供了一些线索，使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前史。我第一次勾勒出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轮廓是在我写《人类马达》的时候；第四章和第五章则是后来写的。第一章和第六章从大量的近期文献中获益匪浅。第一章的早期版本发表在迈克尔·萨伯尔（Michael Sappol）和斯蒂芬·R·莱斯（Stephen R. Rice）主编的《帝国时代的人体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in the Age of Empire）中，（伦敦：Bloombury Publishing 2012）。第三章曾在迪特里希·卢瑟梅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泰达·思科博尔（Theda Skopol）主编的《国家、社会和现代社会政策的起源》（States, Social and the Origins of Modem Social Policies,）中发表。(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四章首次发表于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和桑福德·柯文特（Sanford Kwinter）主编的《合体》（Incorporation）一书中,（Cambridge, MA：Zone books，1992）。第六章最初发表于《当代史杂志》第11期。4 (1976)： 43-74. 各章经各出版商许可转载。 本书的存在要归功于辛勤的编辑斯蒂法诺斯·格鲁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他总是能提出新的想法并检验旧观念。并特别感谢肯尼·钱伯利（Kenny Chumbley）在手稿和许可方面的细致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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