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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号”的建立1 丁默邨、李士群的汉奸特务组织在与汪精卫集团同流合污前后，已经两易其驻地了。在取得日本方面的扶植后，李士群、丁默邨便从大西路67号搬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95弄10号的一座洋房，对外由李士群的妻子出面，称“叶公馆”。 同时，他们感到爪牙太少，防御力量薄弱，乃由李士群在青帮的“老头子”季云卿，先后介绍两个在沪西开赌台的大流氓朱顺林与许福宝，李要他们做“警卫队长”，朱与许均以自己开有赌台，日进斗金，都不愿跟着丁、李冒险。 于是，季云卿将他的干女婿、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魔王吴四宝（加入特工组织后更名吴世宝）介绍给李，后来成为“76号”的警卫大队长。从大西路搬到忆定盘路之初，李士群与丁默邨什么都没有。吴世宝投奔过来时带来一支破手枪，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旧汽车，算是投靠丁、李的“见面礼”。可是仅靠一支破枪，干不了什么事。为解决枪械不足的问题，吴世宝便叫他的徒子徒孙，每晚在越界筑路（“越界筑路”是租界当局在租界外强行修建的。 马路治安由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治安则由中国警察管理，实际上造成两不管。罪犯在马路上作案，只要逃入路旁弄堂，巡捕就无权逮捕了；反之，在马路两侧犯罪，只要窜上马路，中国警察也只好干瞪眼。于是，这里遂成为不法歹徒横行之地，社会秩序特别混乱。）一带潜伏，伺机夺取枪支，凡遇到租界带枪的印度巡捕，就抢下他的枪，逃进华界的弄堂里，再把它送到10号。后来日本人对丁默邨与李士群稍加信任，才供给枪支。 搬进忆定盘路10号之后，特工组织发展很快，许多党棍恶霸，地痞流氓，中统、军统特务，马路政客，失意军人等等，无不为李士群、丁默邨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如：蔡洪田、黄香谷、顾继武、张德钦、阮慕百、樊谨成、梁少堂、张锡堂、李炳青、李凯臣、原洗凡、凌世昌、顾文达、潘序东、王天木、林之江、杨杰、刘杰、裘君牧、田为霖、谢文达、陈文钊、孙鸣岐、陆文韶、张一尘、朱养吾等。此外，还有一批以潘达为首的在公共租界充当特务巡捕的“十兄弟”，如戴昌龄、宋源、孙照北、陈中芳等，也参加进来。 此时的特工组织尚未归属汪伪国民党，而仍为日本特务所控制，其对外活动是以“中华扬子轮船公司”的名义作掩护的，其经费由日军在“关余”（“关余”是旧中国每年关税收入在扣除以关税作抵押的各项到期应付赔款、外债、公债及海关经费等项后所剩的余额。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海关落入日军之手，汪精卫投敌后，日军从“关余”中每月拿出三百万元，作为其汉奸的活动经费）里拨出。随着汪精卫集团筹组傀儡政府步伐的加快，需要得到丁、李特务组织力量的支持，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 这时，丁默邨、李士群一伙除原来进行的特务情报与侦查外，又加上了一项特务行动，这样，才搬进不久的忆定盘路95弄10号，就显得不适用了。因为“10号”这幢房子，缩在弄堂里，汽车虽能勉强直达，却无法调头。平时为了安全起见，派人在弄堂口摆了两个水果摊，作为望风瞭哨，还派人不时在弄堂里进进出出，与水果摊上的人取得联系，以防意外。这样布置不仅不够“气派”，且也不太方便，后通过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的关系，找到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上一座最大的花园洋房，它的门牌号是“76号”。极司非尔路，是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依仗帝国主义的兵舰大炮，在原定的租界范围以外，强行筑起来的一条马路。 坐落在极司非尔路中段、钱家巷斜对面的“76号”，是原国民党政府安徽省主席、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一座花园洋房。上海沦陷后，日军将其作为敌产霸占了，现在为了表示对丁、李特务工作的支持，由晴气出面，征得上海日本宪兵队的同意，将这座大院移交给了他们。极司非尔路因属华界（实际上马路亦不属租界），所以每家门上都有白底黑字的门牌号，唯“76号”与它的东邻74号，以及和它望街对宇的75号，均系大花园洋房，门上钉的都是兰底白字的租界门牌号。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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