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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触到“七十六号”这四个字，就会联想到恐怖、暴力与罪恶。在抗战后期的上海，有人提到“七十六号”，不是谈虎色变，也会闻而生厌。 “七十六号”早在汪伪政权开锣登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谓“七十六号”并非指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一带、极司非尔路门牌“七十六号”的这幢房子，而是说“七十六号”这幢房子里的牛鬼蛇神们正在上演的鬼把戏与恶作剧。 怎见得是先有“七十六号”，后有汪伪政权呢？从下列的时间表中，可见端倪：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主张“和平”。 民国二十八年（ 1939)二月十日（昭和十四年二月十日），日本参谋本部部副晴气庆胤少佐，奉日军参谋总长训令，支援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上海特务活动。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一日，晴气少佐在上海展开活动，并选定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为工作场所。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十五日，耗法币六万元将“七十六号”加以修茸，开始办公。并将先前分散于沪西各处之小据点，一并纳入。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发生“汪案”。 民国二十八年（1939)四月二十五日，汪氏由河内转海防，搭日轮 “北光丸”由越南去上海。 民国二十八年（1939)二月十日，日本参谋本部以参谋总长名义训令参谋本部部副晴气庆胤少佐，交付任务如下： 一、大本营认定上海特工对策是工作之一环，对丁默邨等之特务活动，希予以实质之支持。 二、贵官在上海之任务为： 1.联络丁默邨，并支持其活动。 2.协力华中（中支）派遣军所执行之上海租界政策。 3. 整理土肥原机关之残余业务。 4. 配属冢本诚宪兵大尉及中岛信一少尉。 三、关于特务工作之援助与推进，应与丁默邨等紧密联络，其要点： 1. 一心一意设法遏止上海租界内策动的反日活动。特别注意尽可能不与上海各租界当局发生摩擦。 2. 不可逮捕与日本方面有关系的中国人。 3. 要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4. 自三月份起，月支三十万元（中国法币），另发给手枪五百支、子弹五万发及炸药五百包。 晴气庆胤少佐接奉命令后，他虽然对于所负的任务诚惶诚恐，可是对于如何驾驭这批狂徒，却也自恃有钱有势。晴气追记往事道： 工作大纲是丁默邨、李士群不眠不休于二月草拟就，工作进度及经费支用大要如下： 1. 三月十五日以前，情报网之强化、行动队之编组、工作人员之训练全部完成。 2.“七十六号”之修缮改建，三月中旬全部办妥。工作上所必要之各单位，全部容纳在内。丁、李两家于三月一日前全家迁入“七十六号”左侧民家（按即“华邨”）。 3. 丁默邨担任市党部（按即上海市党部）工作，李士群担任蓝衣社工作。 4. 市党部工作，预期在四月中旬以前，可获致最少五人作为内应，再配合外部打击力量，于七月底当可掌握上海市党部的全部组织。 5. 对蓝衣社施以积极的实力攻击，自四月中旬起，开始发动：先着重情报搜集、组织系统之侦察、投诚分子之获得。 6. 以威力制止两租界华文报纸的抗日宣传，同时准备于七月发行强有力的机关报纸，以为倡导。 7. 工作员额暂定为300名，在三月十五日前全部补足。其中计有市党部20名、新闻人员20名、情报员30名、通信及密码译电40名、行动队150 名，其他为事务员、勤务员（亦即仆役）、驾驶员等。 以上各节，虽然是民国二十八年（ 1939 )所发生的事，可是既非笔者在 “上海区”区长任内所得知，亦非笔者在“七十六号”牢中所获悉。因为这两段资料是1980年始出版的一本书上所刊载的一部分内容。这本书的书名是《沪西76号特工内幕》，乃晴气庆胤原著，由每日新闻社印行。而晴气庆胤大佐（最后官阶），也正是“七十六号”的“创办人”。 过去，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很多人都以为“七十六号”是汪伪政权属下的特务机构，或者是汪伪政权的一部分。就连笔者个人也如此认定，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从以上所引用的数据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河内汪案”发生于二十八年（1939 )三月二十一日，同年五月六日，汪氏始离开越南抵达上海。迨至八月二十八日，汪氏经日本方面之协调，乃假用“七十六号”为场地，冒名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日本参谋本部早于二十八年（1939)(昭和十四年）二月十日即下令其属员晴气庆胤少佐，支持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以反重庆抗战为主的特务活动，就已经开始了。此刻(二月十日），汪精卫尚滞留于河内，虽与日方保持接触，但尚无前往上海之决定。 二、在日本参谋本部对晴气少佐的指示要点中，明白交代“要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这足以反映出汪氏的“和平运动”与丁、李的“特务活动”原是两个事。惟因汪氏与丁、李都在日本军部的指使调排之下，而其性质又特别接近，所以才要求他们“合流”。换一个角度说，“合流”也就是“同流合污”。 三、反言之，怂恿汪氏脱离重庆倡导“和平运动”，只是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参谋作业中的一项“谋略”，如付诸实行，也可以解释为侵略行为中的另一形态，并不如汪精卫自以为是高格调之国际间的政治折冲。更明白地说， 汪氏满以为找到了“和平谈判”的真正对手，实际上，他遇见的只不过是专搞“谋略”的一个三级单位（日本参谋本部支那课）。这个三级单位的代表人物，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通”一一影佐祯昭。 四、影佐祯昭在当时（1939年2月，即昭和十四年二月）的职务，据晴气在《沪西76号特工内幕》一书中的记载，是已由参谋本部“中国课长”调任参谋本部“军务课长”。为什么一个军务课长竟然搞有关中国事务的“谋略工作”来了？这个问题，笔者回答不出，在有关的资料中，一时也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如果用猜的，那就是：影佐祯昭除了任职军务课长之外，想必还负有专责，类如项目小组召集人等。那么，这个单位很可能就是“梅机关”了。 五、事实显示，不仅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日本人背后称为“汪精卫工作”）系由影佐祯昭主持，就连丁默邨、李士群在上海的特务工作，他也有权过问，因为受命担负此项任务的晴气，也要向他请示机宜。如此看来，影佐更像是一名“主管”了。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影佐祯昭就是“梅机关”的头子呢？因为多年以来，从未在任何资料中发现过“梅机关”的首长是什么称谓， 类如：“机关长”、“主任”、“召集人”等，更不用说“梅机关”的首长究竟为谁了。令人不解的，翻遍晴气庆胤所著的《沪西76号特工内幕》 这本书，也找不到“梅机关”三个字，所以就很难透彻地了解了。 六、先说李士群的来头。根据若干资料的综合，大致上是这样的： 李士群，浙江人，二十八年（1939)时只有31岁。莫斯科东方大学肄业（一说只到过海参崴，曾是共产党员，传说中，学过“契卡”、“格别乌”那一套前苏联式的特工，真相如何，尚有待查考。回国后，究竟是怎样转向中国国民党的，不清楚，记载中，说是“反正”，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也无从肯定。 其后，李曾在中央党部某单位工作，而丁默邨正是他的上级。至于他如何离开重庆，又有不同的说法，照晴气在书中所记，是他对抗战前途失望，这未免太抬举他了；另有一说，是因案畏罪潜逃，至于犯的是什么罪，则不详。据说他先是逃到香港，再转来上海。遂开始与日本外务省书记官清水董三搭上了关系。清水董三这个人，在当时的上海是颇有名气的“中国通”。 七、再说丁默邨。他原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据传，是上级派他到香港出任务，主旨是争取一些游离分子回重庆共赴国难。当然能把李士群劝回来更好。出奇的是，丁默邨不但没有达成任务，竟连他自己也被拖下水了。关于此事的经过，传说很多，局外人毕竟无法知其就里，不过，有一点却是真情，因为在晴气的书中有云：“由土肥原机关转到参谋本部的一份工作计划，是由丁默邨、李士群二人共同署名的。”请注意，这是二十八年（1939）二月以前的事。据了解，此一“工作计划”原由李士群、叶吉卿两夫妻具名提出，经丁默邨参入意见后，改由丁、李联名。 八、丁默邨、李士群先是经由日本外务省驻上海某单位书记官清水董三的介绍，与尚未垮台的土肥原贤二见面。 当时的情形，晴气也有描述，兹摘录一小段如下：“土肥原中将很难得承诺会见清水书记官介绍来的客人，上午九时整，在重光堂初次到访的两位中国人，在清水书记引导下，端然就坐。其中一人，年约三十四五岁，着西装打领带，目光如蛇，看来阴森可畏的名叫丁默邨；另一穿中国长袍，比较年少，瞳光明朗，笑容可掬的是李士群。片刻，特别穿着中国便服的土肥原中将，悠闲地走出来了。他用流利的中国话说：'我是土肥原，欢迎光临。'先由清水书记官当面说明了二人的出身略历，接着丁、李二人也道出他们的来意与愿望。 他们对如何打击、瓦解重庆特工在上海租界内外的活动，分别提出他们的对策。同时要求予以经费上的支持。土肥原中将又以日语对他们的答复是：'得闻高见，受益良多，谢谢二位。因今午另有前约，容再约期详谈。关于援助经费一事，非本人单独所能决定，须待详予计议，再作具体答复，尚请稍候。’经清水书记官翻译后，丁、李闻之，大为兴奋。” 九、从以上这段记录中，可以确定丁、李是先与土肥原产生关系的。至于李士群如何得识“中国通”清水董三，那就不得而知了。后来，因土肥原贤二事事都搞得虎头蛇尾，日本参谋本部遂决定将“土肥原机关”予以撤销，其残余业务中尚有运用价值者，则分别拨交其他单位接管。所以日本参谋本部给晴气庆胤少佐的训令中才有“整理土肥原机关之残余业务”及“联络丁默邨并支持其活动”两点规定。又以晴气庆胤受影佐祯昭领导之故，到后来才形成了丁、李特工与汪伪政权“合流”的局面。作一个假定说，如果没有汪伪政权的出现，以打击上海抗日活动为目标的丁、李特工，依然会在日本军方的唆使下，为害国家民族，所不同的，规模小一些，时间短一些而已。 十、日本的特务工作，是否有一种“制度”，笔者不清楚也未曾研究。当八年抗战期间，根据实地观察与亲身体验，大致上可分为四个体系：通常，在日军占领区（中国沦陷区）内，对于抗日活动的遏止与消除，都是由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独断专行。在战区（交战地带），则属于军事谍报范围，是作战部队情报部门的职责。其不受地区限制，或具有特殊作用者，则分由外务省与参谋本部各行其是。从东北到华南，以至于香港南洋等处，大大小小设有许多“特务机关”， 其中，大多都是隶属于日本参谋本部的。如晴气庆胤带着大批本钱直接指使 “七十六号”，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个单位，就是“梅机关”。 以上各点，应是日本军部炮制“七十六号”的来龙去脉，汪伪政权不过是捡到一个现货而已。 初期的“七十六号”，最当权的主角只有上面提到的三个人，他们是：晴气庆胤、李士群和丁默邨。影佐祯昭很少直接过问“七十六号”的事；汪精卫饥不择食，当然仰仗这批人替他保天下和闯天下，管他是什么鸡鸣狗盗之徒；另有一个周佛海倒是很想抓上一把当做个人的本钱。 其实，晴气这个人，对于特务工作，根本不在行，与其说他代表日本军部驾驭“七十六号”，毋宁说他是在丁、李的欺哄下被牵着走。 丁默邨刚愎自用，眼高手低，如果说他不是一块料，并不为过。之所以后来被李士群挤出“七十六号”大门之外，他应该承认是技逊一筹。 李士群虽然很嫩，但却出手不凡，且无论他走的是什么路线，单凭他以一个科员、干事的职位，居然会三下两下就能闯出个名堂来，不能不说他的确有两把家伙。所以我始终怀疑在他背后，必有“提线”之人。至于好景不长，招来杀身之祸，表面上看，当然是爬得高、跌得重，再加以深究，那就是玩火自焚了。 晴气在他的那本书里有一段写道： 四月半（二十八年）（ 1939)过后，“七十六号”照预定展开活动，他们以“暴力对暴力”、“手枪对手枪”，可怕的战斗向重庆特务工作队挑战。 “七十六号”的情报数量增加了，照规定每周都有情报送来。内容多为动态数据，正确翔实，宪兵队受益良多。可是工作的进展追不上预期的进度，而情报渐趋千篇一律，精彩尽失。 重庆特工行动队的暴力日益激烈，牺牲的报告，继续不断地报 来，如此下去，我们的立场非常痛苦，责难之声高起，“干的是什么特工啊？” “干什么的'七十六号’啊？” “为扫除重庆分子而成立的 '七十六号’白白要钱做了什么事？ ”这种声浪，当然对丁默邨、李士群报以怀疑的眼光，甚至认为他们与重庆特工暗通声气。 还有，“七十六号”行动员中，有些人胡作非为，民众痛苦万分，于是受到各界严厉的批评。这些责难由我一人暗中承受着，忧郁使我夜不成眠，几近精神崩溃！ 晴气的这番话，自然是有感而发，同时也足以反映出这就是开张不久的 “七十六号”。此后，“七十六号”日大夜长，没过多久，竟膨胀了10倍（以当初预定的“三百余名”为基准）以上。因经费短缺（汪伪只负担三四成），乃自辟财源，于是纪律荡然，乃至恐吓诈欺、开赌包娼、强盗掳掠、设卡抽税等恶行，无所不为。 此刻， “七十六号”的“行动大队”（他们自用的名称是“特工总部警卫大队”），已由原来的100余名，扩充到300余名。这300余名是列有“名籍” 的，之外，册上无名的还不在少数。这个“警卫大队”的大队长，也就是那个为恶多端的吴四宝（一名吴云甫，也有写作吴世宝的）。再以后，伪“特工总部”第一处之下，又编了一个“行动大队”，由万里浪指挥，大队长名叫萧钟，和万里浪是连襟。这和以前由吴四宝当大队长的那个“警卫大队”是两码事。唯其为害的程度，或有性质上与程度上的不同。 自吴四宝横死后，该“警卫大队”依然存在，大队长一职，由副大队长张鲁升任。其为恶处已收敛了很多，甚至于已不敢为非作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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