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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就在刘戈青刺杀陈箓的之后不久，一个由日本特务机关资助、由中国败类“担纲”的日伪特务机关，已经在上海建立起来，并于1939年3月1日正式“挂牌”运行，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 说到“七十六号”，就必须要说两个人，一个是丁默邨、一个是李士群。 丁默邨，1903年生，湖南常德人。 1921年，丁默邨赴上海求学，经施存统介绍加入共青团，旋奉命回到家乡常德发展团组织，后当选为共青团常德地委书记。此后，丁再次回到上海，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丁默邨赴广东，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秘书，参加了北伐。此后，丁脱离革命阵营，适逢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从此丁即专任秘密工作。 1931年，丁默邨被派任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主要任务是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 按：与戴笠的特务处一样，调查科设在上海的秘密单位，也叫“上海区”，并且也同样是调查科最大的外勤单位。原中统特务陶蔚然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上海，曾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中统设在上海地区的单位，在人力上经费上都是最多的一个。 中统在一般省市的单位先称特务室，后改凋查室，在上海则为上海区。 为便于开展工作，丁默邨搞了一份叫做《社会新闻》的刊物。陶菊隐回忆说： “七七事变前，左翼作家邹韬奋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提倡政治民主和对日抗战，颇受读者欢迎。中统也要办一个刊物来抵制。《生活周刊》，就派丁默邨到上海创办《社会新闻》。这个刊物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 在丁默邨的手下中，就有一个叫李士群的年轻人。 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 据李士群的同乡、也是早年好友的王念勤回忆：“李士群家世居遂昌县城青云路，其祖父李风池以开屠宰店为生，家道小康。李士群早年丧父，家业由其大叔父李金华执掌，李金华因吸鸦片，家业败落。” 同为汪伪特务的马啸天、汪曼云则说：“（李士群）早年丧父，母亲是个农妇，家庭经济情况大约相当于中农。李幼年在本乡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到上海求学，参加了革命。” 大约在1925年前后，李士群来到上海，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李士群的朋友马世淦曾回忆起当年他们认识时的情况：“我与李士群初次相识，是1926年冬在李的同乡、上海大学同学方山的宿舍中。当时李拟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转学上海大学，先搬来与方同住。据方介绍说，李是CP（共产党员）。 马世淦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蒋介石封闭，李转学没有成功，不再回美专，也没有进别的学校读书，后来当上了蜀闻通讯社记者。” 也是在这一时期，李士群结识了他的同乡叶吉卿。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其妻叶吉卿，也是遂昌人，长李二岁，叶吉卿的家庭经济情况比李好得多，李在上海的生活主要仰给于叶。” 马世淦说：“1928年我进复旦大学读书，李的妻子叶吉卿（当时尚未结婚）和李的妹夫谢云巢（抗战时期投敌后改名为谢文潮，抗战胜利后与叶吉卿一同入狱）亦皆在复旦读书。李常来复旦校外宿舍住。此时李经济相当困难，经常向我借3元5元，顶多10元，有时还有时不还。后来我在上海做生意，他仍做新闻记者，曾为丁默邨主持的《社会新闻》做编辑。他常到我的茶栈里吃饭，叉麻将。他麻将牌总是赢的时候多，另外也还是免不了要向我借点钱，我也总是应付他。他有钱的时候，也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按：马世淦后来成为茶商。 马世淦说：“李于1928年起担任蜀闻通讯社记者。他对我说，此通讯社是刘湘出钱做后台老板，什么人都可以骂，只要不骂刘湘就行。并说刘湘头脑简单，梦想做皇帝。” 许多有关李士群的材料中，都说他曾经到苏联学习，而且学的是特工，如果确有此事的话，那么就是这段时间了。不过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没有切实的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 马世淦说：“1928年以后很长时期，李士群的名片上一直印着‘蜀闻通讯社记者’职衔，并以此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他到我茶栈来吃饭叉麻将，对我的朋友都是用记者名片的。” 1932年，李士群被捕并脱离革命阵营，进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为上海区的一名“直属情报员”。从此，他就不在“蜀闻通讯社”当记者了，而改当《社会新闻》“记者”。 换句话说，“蜀闻通讯社”记者是李士群作为中共党员时的公开身份，《社会新闻》记者，则是他作为调查科特务的掩护身份。 马世淦说：“后来李士群对我说他在搞《社会新闻》，并说《社会新闻》是由陈立夫做后台老板，钞票‘麦克麦克’（很多很多的意思）。我曾到过三马路绸业银行大楼的《社会新闻》办公室，看见过丁默邨、唐惠民、翦建午等人。这些人和李士群当时都是陈立夫在上海的C．C系分子。而以丁默邨为头子。 据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投敌后，为了效忠敌人，图得高官厚赏，向共产党组织隐瞒了他投敌事实，反而伪装忠贞，推说他到C.C控制的刊物去工作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其实李是耍他叛徒的两面手法，想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借此窃取党的情报，向敌邀功。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中共地下组织为了给他一次考验，便把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工作，交给了李。” 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并不因此幡然醒悟，相反的却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李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不得不对此有所交代。1933年下半年，他与丁默邨熟商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马绍武以代丁。即或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诿卸自己的责任。” 马绍武，本名史济美，1906年生，江苏溧阳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史济美是调查科系统中，为数不多的军校学生之一，也是顾顺章的得意门生。 前面说过，顾投敌之后，徐恩增令他主持培训工作，并给他配了几个助手，让他编写特工教材，不久，顾顺章就搞出了一套“特工丛书”，分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审理工作》、《行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等6册。徐看了深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 此后，顾顺章又办了两期特工训练班，第一期是个“精品”小班，学员只有4个人，其中之一即史济美。 1932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对外仍称调查科，并开始在各地建立秘密机构。 11月，史济美被派到上海，成为特工总部最大的外勤单位上海区的负责人，从此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 李士群跟马绍武之间，有点“私仇”——李之所以脱离革命阵营，就是被马抓的，估计当时还多少吃了点苦头。因此，当接到党组织一次又一次督促尽快除掉丁默邨的命令后，李士群想出一条“妙计”：借党组织的“红队”杀掉马绍武，既报了私仇，又可以借此示好于丁默邨，同时也可以对党组织那边有所“交代”。 这次，“红队”排出的执行人员，是神枪手龚昌荣。 龚昌荣，1903生，广东新会县人。 龚昌荣本姓李，因家境贫寒，父母将他送给一个龚姓华侨，并起名为龚昌荣。 中学毕业以后，龚昌荣到广东江门当工人，并参加了“省港大罢工”。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龚昌荣成为纠察队员，并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龚昌荣的枪法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就的。 在此期间，龚昌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以后，龚昌荣退到香港，并奉中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之命组织“打狗队”，铲除叛徒。后因身份暴露，奉命转移上海。 1930年底，龚昌荣化名邝惠安，来到上海，进入中央特科的“红队”，并担任队长。 万大鋐曾经是“中统”中研究中共的“专家”，许多年之后，他回忆说： “这年（1927年）秋季，党中央初回上海，这种局面仍未改变，一些无耻的败类，在马路上踱来踱去，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对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所以消灭这些叛徒、败类，成了当前急务。是年十一月，在周恩来的提议和主持之下，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又在‘中央特科’之下，组织一支镇压叛徒的‘红队’。红队队员都受过专门军事训练，富有斗争经验，成立后，集中力量，连续镇压了奸几个公开的叛徒。如一九二八年镇压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一九二九年镇压了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引起叛徒的极大恐惧。” 万大鋐说：“顾顺章被捕转变后，中共的特务工作，由五人小组主持。这五人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潘汉年、廖程云（即陈云）及邝惠安，实际工作由赵容负责。江西苏区的射击手调到上海后，组成一支执行恐怖任务的‘红队’。队员有二十八人，队长是枪法极精的广东人邝惠安。狙击对象是中共的叛徒，和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 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在马绍武被杀的当晚，他正与公共租界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麻将。当他吃完花酒，醉眼朦胧，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时，与丁默邨约好在外面守候的李士群便向马一指，随即有人向马开枪，马即应声倒地，而丁默邨亦佯装倒地，装做被击的样子，以便事后为自己辩解。双手染满鲜血的C.C特务马绍武，虽迟早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伙特务分子的阴谋下，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对此，徐恩增回忆说：“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径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在这里，徐恩增所说的“上海连续出事”，据万大鋐回忆，在马绍武被杀之前，一共发生了三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邝惠安率领五人，在中统内奸的指引下，冲进中统在上海闸北一个秘密据点，打死一人，重伤三人，该处主持人受伤倒地，佯死得免。”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曰下午，四个中统人员，其中有一新转变分子，路经南市某处，发现一爿茶馆的临街茶桌上，坐着五个红队队员，心知不妙，暗示同伴迅速离开当地，但已被红队瞥见，在走近岗警时，红队恐其报警，遂开枪射击，中统人员一死一一伤，暴徒在纷乱中逃逸。” “同年五月某日，一个中统人员前往法院，为已悔悟的共党罪犯作证，并办理保释，行至中途，被红队击毙。” 第四起就是马绍武案。万大鋐回忆说： “同年六月十四日，中统驻沪负责人史济美，到南京述职，中统负责人鉴于上海接连出事，拟将他调离上海。史某坚持回原岗位工作，就在返沪的当天下午，一下火车，赶往主持一个宴会。到达地点，步下汽车走上台阶时，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先埋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身中七枪而死。” 马绍武案之后，还有第五起。万大鋐说：“史济美死后，中统派钱义璋继任其职。两个月后，八月十二日晚，钱义璋往旅馆访友，正欲乘电梯时，被预伏的暴徒狙击死亡。” 万大鋐说：“一连串的伤亡事件，显示中统内部潜伏着奸细，对中统人员的行动了如指掌，进行狙击，令人防不胜防，因而对派往上海工作，人人视为畏途。转变分子更惶惶不可终日，整天不敢出门，中共当真达到了镇慑的效果。” 此后，跟着又发生了第六起。万大鋐回忆说： “下列实例，可看到红队手段的厉害。先是中统放出空气：共党黄国华已秘密投降，正在引导中统人员破坏中共的中央机关，果如所料，数天后，黄国华在寓所遭人狙击，伤在腿部，经送日本医院治疗。在医院里，黄又被暴徒击中一枪，医院不敢继续收留，中统乃在严密警戒下将病人移送较安全的仁济医院（在公共租界）。该院鉴于两次出事，请准租界当局派警探对病人特别保护，从大门到病房，沿途密布岗哨，每天二十四小时轮班防护。” “然而，这些布置毫无用处。某日下午三时左右，邝惠安率领五个红队队员，用冲锋枪一路猛冲，攻进病室，连发九枪，将黄击毙，警卫一死一重伤。凶手在逃逸途中，又射死一巡捕，行人一死一伤，六暴徒结成一起，呼啸过市，一路上枪声砰砰，沿途岗警纷纷奔向店铺躲避，马路上行人绝迹，任令暴徒扬长而去。” 连续发生的刺杀事件，令徐恩增怒不可遏，特别是马绍武之死，徐极为痛惜，发誓要报复。 1934年10月，即“仁济医院事件”之后不久，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叛变，接着已经叛变的张阿四被派回“红队”潜伏，为徐恩增提供了相关的线索。 1934年11月，邝惠安被捕，并于1935年4月13日，与其他几名“红队”队员一同被绞死。 万大鋐说：“中统经过一番缜密的设计和布置，终于一举消灭了红队，全队二十八人无一幸免。” 消灭“红队”的同时，徐恩增也在调查内部的“奸细”，马绍武蹊跷的死，使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当时在场的丁默邨和李士群身上——应该说，徐恩增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马啸天、汪曼云说：“马绍武被杀后， C.C严饬上海区限期破案。经多方侦查，认为李士群、丁默邨嫌疑重大，于是把他们一并扣留侦讯。丁默邨被关在上海C.C的特务机构里。” 此后，丁默邨被他的老朋友、C.C系高干、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保释。李士群就没这么便宜了，马啸天、汪曼云说： “一无靠山的李士群则被解到了南京，由C.C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接收。押在瞻园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工总部里，经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公审后，由马啸天带到走马巷（侦查股与行动股的办公处）看押，C.C特务过去专门用以对待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这次李士群也一一身受其教了。” 这个时候救了李士群的，就是他的太太叶吉卿。马啸天、汪曼云说：“曾在上海区做过情报员的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闻讯后，在上海区侦察股副股长张逸之（又名仇一帆）陪同下去营救李士群。 叶吉卿极其泼辣能干，也是那种有“帮夫运”的女人，嫁好了，是个“贤内助”，跟了李士群，适足以济其恶。马啸天、汪曼云说： “叶吉卿到了南京，把带去的珠宝首饰，分别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送礼，要他们多多关照。马啸天、苏成德得了叶的贿赂，对李士群另眼相看；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仅对李士群停止刑讯，还陪同叶吉卿去见当时的C.C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走通了他的门路。” 不久，徐恩增下了一道“手谕”，“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但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手下当了一名“侦查员”。 1933年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当副主任，并兼“留俄同学会”理事。 1937年底，上海沦陷，调查科迁往武汉，令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人在南京“潜伏”。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等人亦逃到汉口。 此时，李士群又出事了，罗君强说：“1938年蒋系中统特务小角色李士群，因在南京搭上了日本台湾籍女间谍的关系，被陈立夫侦知。” 马啸天、汪曼云说：“1938年夏秋之间，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为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的身上。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奉命并领到了川资和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要她立即回原籍，自己便挟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 马啸天、汪曼云还说：“他不经粤汉路到广州去，而要从越南去兜个大圈子，主要是为了逃避中统局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目，以免中途被截。李虽为自己做了这样的安排，可是在乌江渡口，仍遇上了中统局高级干部、时任财政部盐务督察处处长顾建中。李看到了顾，怕顾生疑，伪称在本部请示工作后，到香港去有一些事情，就回来的。顾虽是个老特务，却给李士群这一花招蒙过去了。 ” 金雄白说：“李士群是浙江人,本为一个留俄学生,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七次入狱的纪录,反正以后,隶属于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在一次因违反纪律而将遭到严重处分的时候，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发生了关系。随后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 李士群到了上海，住在大西路六十七号，并注册了一个所谓“中华扬子江轮船公司”，以掩人耳目。马啸天、汪曼云说： “这幢房子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藏不住人的；它的西邻，是谢筱初的家，自可毋需多加注意。使他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找没趣。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李士群不时向人自诩：‘人家坐的保险汽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 帮着李士群牵线联系日本特务机关的，是清水董三。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到了香港，很快就搭上了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把李士群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清水董三，1893年生，1915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并任该校教授。后任日本驻民国大使馆书记官。 清水董三是个“汉学家”，亦长于书法、绘画，与当时的吴昌硕、张大千等文化界名流时有酬酢。 李士群到了上海以后，居然与丁默邨不期而遇。 前面说过，1935年，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样一个“虚”的帽子，以整合各个特务机构，减少“内耗”，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第一处、戴笠的特务处为第二处，另成立一个邮检处，为第三处，处长先是陈淖，后为丁默邨。 到1938年3月，在“临全大会”上，蒋介石对特务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以戴笠的特务处承袭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则扩大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唯独丁默邨的邮检处仍维持原有的处级架构不变。到1938年8月，索性把这个处给取消了，给丁默邨安了一个军委会参议的虚职，仍挂少将军衔。 本就憋了一肚子气的丁默邨，偏生又赶上戴笠跟他捣乱，罗君强说：“正好李士群的老上司丁默邨，因在汉口受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戴笠对他吃醋，向蒋介石控诉丁贪污招待费甚多。丁怕查出受究，即由武汉逃香港，转上海暂住。” 罗君强说：“李士群因以前丁默邨在上海主办《社会新闻》时，当过丁手下80元一月的小编辑。李与妻子叶吉卿最初都是中共交通人员，投降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处特工总部后，又曾向中共泄露调查处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的行踪，以致当区长的有死有伤。陈立夫侦知后，即将李押解南京拷打录供，关押于南京板桥镇18个月。其领导人丁默邨本不知情，也被陈立夫传往南京讯问，调了工作，李为此觉得对不起丁。后李因其妻献媚于调查处长徐增恩，得以获释，抗战后被派为株萍铁路调查室上尉主任。李士群为了向丁默邨报恩，大肆向日方吹嘘丁之才能及经历，并欢迎丁到他自己的巢穴里当老大哥，坐第一把交椅，自己则甘居副席。” 在清水董三的引荐之下，重新聚首的丁默邨、李士群来到“重光堂”，见到了土肥原贤二。 这是1939年2月的事，此时的土肥原，正在焦头烂额中，原因是他的那个曾被日方高层寄予厚望的“南唐北吴”计划，已经破产。对此，他的主要助手晴气庆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晴气回忆说： “那是个十分寒冷的日子，当吋我受日本大本营派遣，在土肥原机关到任已有半年多了。那天，桌上放着一份亲展电，纸面已被手垢弄脏，显然它已被反复看了好几遍。‘吴佩孚一再背信弃义，其行为已忍无可忍。希立即停止土肥原机关的工作。’” 晴气庆胤解释说：“这一次，是华北方面军越级拍给大本营的电报——从北京拍往东京，说是 ‘已无法协助土肥原机关的工作’。万事休矣，土肥原中将的积极努力就此化为泡影，一九三八年七月成立的土肥原机关为了立即解决事变问题，也白白地艰苦奋斗了七个月，已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晴气回忆说：“那天傍晚，两鬓如霜的土肥原贤二中将呆在那里，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显得十分消沉。他陷入了沉思，一动也不动。我当吋只感到全身乏力，仔细思量，却想不出任何主意。” 丁默邨、李士群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重光堂”的。 陪同会见的，是晴气庆胤，他后来回忆说：“在没有一点摆设的、冷清清的房间里，唯有一只炉子烧得红通通的。这是重光堂里一间小而整洁的会客室。外务书记官清水董三带着两位年轻的中国客人来到了这里。他们自称是国民党员，但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那时，正是由于华北方面军越级拍发电报而使对吴佩孚的工作完全陷入僵局之后的第二天。” 晴气说：“土肥原中将同意会见由清水书记官介绍进来的陌生的客人，这种情况是罕见的。约定会见的时间是早晨九时正。破例来访重光堂的两位中国客人，把身子靠近清水书记官，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对于丁、李二人，晴气庆胤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人身穿灰鼠色西装，系着漂亮的领带，看上去年约三十四、五岁，宽宽的额角，富有理智，但眼睛象蛇一样，发出幽光，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自称是丁默邨。另一个人叫李士群，他身穿中国礼服，比丁默邨年轻一些，却是个又白又胖的美男子，两眼炯炯发光，一看就象是满面春风，与丁默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网上有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照片，我们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晴气对他们二人外貌和气质的描述极其准确。 晴气说：“土肥原中将不拘礼节地穿着中国服，拖着慢腾腾的脚步，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两位青年面前。他脸色红润，有点孩子气，看不出对吴佩孚工作失败后的那种面带愁容的苦闷表情。两位中国客人看一到土肥原后马上站起来，衣冠整齐、态度认真、彬彬有礼地迎了上去。此时此刻他们成了军队的使者，象古代武士那样，单枪匹马地来到敌人阵地，在恭顺之中也显示出态度凛然、不易动摇的气概。” 见到二人，土肥原自我介绍说：“我是土肥原，欢迎欢迎! ” 晴气回忆说：“土肥原中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蔼可亲地请他们坐下，并按照中国的方式，向他们一个个递香烟，还礼貌地点了火。他神态自然，可以说天衣无缝，毫无做作。” 清水首先解释说，“今天又发生了恐怖事件，路上戒严，过不来……”说着，就向土肥原介绍说：“这两位是我们的同志。据说他们想就日华两国的发展趋向，听听阁下的高见。” 接着，清水向土肥原介绍了二人的情况：“丁默邨是CC团系统的人物，原来从事文化工作，是中国政府军统局的高级领导。但因他反对抗战，被撤了职，于一九三八年夏亡命香港。他后来接受李士群的邀请，最近才来到上海。李士群原系共产党员，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大学学习开展地下工作的经验，后转向国民党，经CC团介绍，参加军统局，搞党的地下工作。他对抗战前途也表示悲观失望，所以从重庆逃到上海，开设一个小小的轮船公司，一边把自己隐蔽起来，一边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这个曾经从事特务工作的同志，结果与丁默邨一起访问了重光堂。” 在谈话中，清水还介绍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情况，显然，这都是丁、李二人告诉他的： “自夸为世界上无与伦比而强有力的地下秘密组织——军统局的主要工作，是对反蒋和平运动加以镇压，促进抗战，同时破坏日本的政治工作，干扰占领区的建设活动。军统局的经费来源丰富，似乎来自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丁默邨甚至这样说过，军统局的工作从来没有因经费不足而感到困难。又据他说，把蓝衣社和CC团特务工作队的指挥中枢合并而成的军统局总部，内设负责军事机关(报社、学校、工会、文化团体等)工作的‘处’，其中也有局长兼第二处处长陈立夫，第一处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之类的人物。而以恐怖活动干扰日本政治工作的特务活动，主要由戴笠负责。” 清水说：“军统局的工作，只向负责人指示工作目的，每个处利用各地的蓝衣社、CC团组织进行活动，遍布全国的强有力的情报网，监视中国军民的一切动向，据说万一有入主张和平，都通过它们的地下工作加以暗杀。特务工作人员似乎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他们有优厚的待遇作保障，但要求严格，强调爱国，严守纪律，特别是对泄密的人残酷地进行私刑拷打，从不宽恕。拥有这种组织和人才的军统局，凭借权力和经费，完全控制了抗战中国的地下活动，即使对日本的政治工作也试图进行频繁而又顽强的干扰。它通过其勇敢而直接的行动，一直使日军感到苦恼。” 清水的“开场白”很长，因为他要把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来历，替他们给土肥原讲清楚，否则，土肥原可能感觉不到他们俩的“分量”。据晴气回忆：“清水书记官的一番长长的说明，不时夹杂着中国话，土肥原中将倒也并不感到厌烦，他听了下去，表示十分关切。” 反倒是丁默邨显得急不可耐，对清水长篇大论的谈话“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清水刚说完，丁默邨“猛然朝向土肥原中将”，说： “今天见到你，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很忙，但想打扰你一下。希今后多多照顾。现在先表明一下我们的立场，行吗? ” 对于丁的举动，晴气显然吃了一惊，他回忆说：“铿锵的金属般的声音，反映了他难以抑制的焦急情绪。冷言冷语的口气，心地狭隘，象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一开口，立即使刚才一片融洽的气氛格外明显地紧张起来。李士群脸带苦笑，轻轻地从旁私语，心平气和地劝解丁默邨，但丁已兴奋起来，好象满腔怒火，连头也不回。简直是气势汹汹。土肥原中将的脸部表情，看来也有点吃惊，但他对丁默邨说的话随声附和，还是毫不介意，同时默默地等待着丁默邨要说的一段话。 丁默邨接着说：“那就恕我直言了。我们国民党党员准备想个办法，为争取东洋的和平与繁荣，同贵国携起手来。可是贵国继续进行武装侵略，终于发生了这场战争。我从心底里咒骂日本，并早就说过，决心报仇，死也不做日本的奴隶。” 这时，丁默邨“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脸孔涨得火红火红”，晴气形容说，“他已经兴奋到了极点”。 晴气回忆说：“他越兴奋，越是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在那充满血丝的眼睛里终于闪现出激动的泪花。可是说得多么直截了当。他于昨天突然投入到了憎恨的对象——敌人怀抱里，说起话来单刀直入，毫不客气，充满信心，没有一点胆怯的地方。” 晴气说：“土肥原中将对于这个体质虚弱的中国人的毫无教养，为之愕然。土肥原中将在中国生活三十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丁默邨从闲谈的片言只语中探听对方的想法，他与中国地方的政客们——他们最高明的外交手法是从容不迫地兜圈子的谈话方式——很不相同，是一个南方的中国青年。李士群也为此感到紧张起来，他急忙掐灭了烟嘴上的香烟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土肥原的表情。” 这时，土肥原终于开口了：“我完全理解你说的话。你们担心中国的未来前途，这种心情实在可贵。正象你所说的那样，日本过去犯了很多错误，但不想重复那些错误。你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我也完全有同感。日华两国如果不及早恢复友好关系，东洋就会不得了!” 晴气回忆说：“土肥原中将的话象是在谆谆告诫，他的感慨才使丁默邨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李士群和清水书记官也都松了一口气。这时，又端来了红茶，又请大家吃水果，宾主之间彼此从内心里解除了武装，关系十分融洽。于是又恢复了亲切的气氛。” 这时，土肥原说：“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残酷了。对上海出现的恐怖活动，也得想个办法。” 在回忆到这里的时候，晴气加上了一段颇富于文学色彩的描述，他说：“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自己的家里被暗杀的情景——惨不忍睹的尸体，浮现在土肥原中将的脑海里。脑血浆从他突然破裂的额角中流出来，在那歪斜的脸蛋上挂着他吐出来的令人作呕的青白色痰液，看来象是有什么话要说似的。有把刀刃一尺左右长的砍柴刀，丢弃在门口的树丛里。凶手是化装成古玩商的蓝衣社社员。” 听到土肥原的话，丁默邨与李士群“面面相觑”，并“婉转地表示了悼念”：“听说唐先生的死也是够残酷的。” 接着，丁默邨又开始长篇大论：“说起来，我也是讨厌恐怖活动的。中国近来所发生的政治性恐怖活动，情况大为恶化。以前的恐怖活动，在残酷中带有希望‘一杀多生’的泪花和对牺牲表示沉痛的悼念，但近来却不然，它充满了血腥味，只不过是杀人不眨眼的凶犯而已，残酷无情。内乱——思想上的论争——使人发狂。在法国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中，出现了一种满不在乎的疯狂屠杀，这是在对外作战时所想象不到的。” 按：“一杀多生”，即以牺牲较少的人来解救多数人之意。 说到这里，丁默邨终于有机会切入主题了：“但通过日本军之手，无论如何也是取缔不了上海的恐怖活动的!” 听到丁的话，晴气回忆说：“他最后发出来的牢骚却把日本军当作傻瓜，无礼至极。丁默邨的微笑，象是一种嘲笑，令人讨厌。我不禁为之生气。” 土肥原却依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那怎么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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