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1月的一天，孙立人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吵，顶撞说：“要是再失败了，我们就只能跟着你往太平洋跳了。”蒋介石气得发抖，但由于暂时还需要孙立人，所以强忍怒火而没有发作。 孙立人时任东南军政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掌握着编练的新军，在台湾的地位仅次于陈诚。10月底，由汤恩伯指挥的，从上海一路败退下来的残部大量涌入台湾，这些部队，除52军刘玉章部的建制相对完整外，其余都是残破不堪，有的部队甚至军官比士兵多。 蒋介石指示孙立人，由他负责安置汤恩伯残部，几天后，几个将领向蒋介石告状，说受到孙立人的歧视，孙部住的都是崭新的营房，汤部被安顿到破旧的场所。 告状的几个将领都是黄埔生，护犊子的蒋介石当即召来孙立人，询问情况。 孙立人说：“已经腾出一些中小学的校园，让新撤来的部队暂时休息。” 蒋介石语气很不好的说：“新兵训练营条件那么好，你让出一些营房，实在不行让部分新兵先住到学校去。” 孙立人说：“汤恩伯撤回来的部队，士气很差，缺额严重，在整补完成前不宜搬入新兵训练营，否则会影响新兵的士气。” 蒋介石大怒，责备说：“你太自私，只顾自己，那些新兵没有上过战场，还不如汤恩伯的老兵。” 孙立人是个倔脾气，当即反驳说：“你才自私，谁不知道汤恩伯的残部早就是惊弓之鸟，不堪一击。共军再打来，我们就只能跟着你往太平洋跳了。” 蒋介石听了后，气得脸色发白，这时一旁的俞济时连忙过来打圆场说：“马上到午饭时间了，吃完饭再谈吧。” 孙立人见气氛紧张，便说自己军营有事，告辞离开。十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本以为惹怒蒋介石的孙立人，却接到了俞济时打来的电话：“总裁让你中午过来一趟，陪他吃饭。” 见面后，蒋介石态度和蔼，和孙立人吃完饭后，又聊了一会，还拍着孙立人的肩膀说：“你这个防卫司令我是放心的，眼下，能让我信任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在台湾也就剩下你和辞修（陈诚）了。” 孙立人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以为蒋介石说的是肺腑之言，很是感动，马上回应说：“台湾有我在，保证总裁的安全。” 其实，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手段和姿态，孙立人不知道的是，从这时起，他的命运就已经出现转折了。 1955年6月初，蒋介石对外宣称要在台南的屏东阅兵。可就在阅兵的前夜，蒋经国宣布情报机构破坏了一场未遂的“兵变案”，称：军官郭廷亮纠集一百多官兵，秘密领取武器，准备在阅兵当天发起兵变。 郭廷亮等人被抓后，蒋经国直接将矛头指向孙立人，因为郭廷亮是孙立人的老部下。调查还在进行，结论还没有下，但孙立人却连家门都不能轻易出去了。不久后，孙立人被迫辞职，此后被长期软禁在台中的寓所。 多年后，孙立人和好友提及蒋介石和他谈话时所说的那句“能让我信任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在台湾也就剩下你和辞修”时，愤怒的说：“他信任陈诚是真的，至于我，完全是假话。” “孙立人案”刚发生不久，蒋介石召见过孙立人一次，见面后脸色阴沉的问：“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孙立人说：“《南宋兴亡命录》”。 蒋介石找人谈话，很喜欢问在看什么书，了解这个细节的人，往往都会投其所好的说在看《曾国藩家书》之类的书籍，但孙立人不愿意编谎，实话实说。 见孙立人看的书不合己意，蒋介石表情更加冷漠了，质问说：“你有些事情确实做的太过分，兵变案姑且不说，你和叶公超、胡适过从甚密，和美国军政界人士的来往太频繁。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这么多将领，为何只邀请了你一人去参加就职典礼？我不让你去，你还不高兴。” 孙立人激愤的辩解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自问无愧。” 见孙立人不仅不服软，还强硬的反驳，蒋介石按下了电铃，召来侍卫人员，让他们将孙立人带出去。孙立人还想再说几句，蒋介石摆摆手，几个侍卫人员像架犯人一般，将孙立人架了出去。 这次见面，是孙立人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孙立人案”发生后，尽管蒋介石父子抽调了大量的人员调查，组成由陈诚、何应钦、俞大维等九个军政大员主持的调查委员会，但最终还是无法给孙立人冠上参与兵变的帽子。最后，孙立人以未“采适当防范之措施”、“御下不严”、“纵容部属”等罪名被免去一切职务，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 孙立人对蒋氏父子的感情很复杂，在蒋介石、蒋经国病死时，他都流露出了悲伤之感。对孙立人而言，他在1946年时，还不过是一个军长，但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历任东南军政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兼台湾保安司令等要职，并在1951年就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这个速度，绝大部分的黄埔一期生都是自愧不如的。 蒋经国一手策划了“孙立人案”，但是，又是蒋经国在蒋介石死后，下令放松了对孙立人的管束，此后孙立人只要不离开台湾，可以在岛上各处活动，孙家人的处境在蒋经国时期，好了很多。 孙立人的一生荣辱，和蒋氏父子密切联系，用“爱恨情仇”四个字来形容，倒也贴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