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视角看科技周期与10年机会

王煜全 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全球科技创新产业专家

编者按：全球科技创新产业专家、科技投资人王煜全深耕科技产业领域30余年，以独到、深刻的目光探寻科技周期规律。他认为，科技周期将会深刻影响世界的发展。科技周期规律是否能够被把握？下一个10年，机遇又在哪里？如何做好企业跨越生命周期的领航员？王煜全以全球化视角，探讨科技周期如何主动影响社会周期与金融周期，从而塑造未来。

三重周期塑造世界的未来

瑞·达利欧在其新书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世界的未来是由三重周期塑造的，一是社会周期，二是金融周期，三是科技周期。实际上，社会周期和金融周期背后的主动影响者都是科技周期。

一个周期可能跨越100年，而人类因为寿命的限制很难跨越较长的周期，也很难仅凭个人经验真正充分地了解历史和社会。因此我们要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世界，为了对世界的未来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要同时理解社会、金融、科技的变革。

首先，社会周期表现为国家兴衰与社会价值取向。从短期看，世界目前的波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世界的波动，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从贸易到科技——背后的底层逻辑则是内政重于外交。本次冲突也跟美国自己的内政问题关系很大，为了竞选成功需要树敌，中国因此成了“靶子”。这个逻辑很难改变，核心与中国无关，所以短期内中美冲突解决不了。

瑞·达利欧本人认为，中国处于上行周期，美国基本处在下行周期，中国正慢慢地超越美国。不过这个周期可能会很长，所以我们的未来很光明，但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其次，金融周期将经历从金融资本到产业资本的发展。科技革命推动社会发展的时候会改变社会结构，其中一个会立刻发生改变的结构叫作资本结构。任何新科技经过展开期以后，就会进入下一轮科技革命的导入期。在导入期，人们还不知道新科技的价值，大多数人不敢碰，因为不知道能不能赚钱。只有爱冒险的资本才会去碰，所以会有风险投资的说法。为了获得更可观的回报，风险投资一定会采取金融资本的模式，即通过低买高卖赚钱。

金融资本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有垂直周期。金融资本在推动产业规模化，尤其是在推动科技进入导入期的时候是有效的，但在展开期，它的有效性相对就会低很多。因此，科技的展开期需要更稳健的资本和更长期的合作，典型的例子是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中国未来的产业资本要和制造优势相结合。中国的制造优势在于产业侧，中国产业的优势在于量产化，量产化很重要，需要大量投资。大量美国的科技企业（尤其是小企业）没有量产化能力。但因为传统误解，美国此前对中国的量产化能力没有给予充分的认可，因此中国要以资本的形式介入，让中国的贡献能够得到与之匹配的回报。

从大的趋势来看，产业资本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要想实现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必须要有大量的金融资本转成产业资本，但要想使产业资本较大地发挥作用还需要创新。

最后，社会周期和金融周期背后真正的影响者是科技周期，科技的周期性影响了社会的周期性和金融的周期性，从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观念。

我眼里的科技周期分为3个阶段：一是生产的规模化；二是服务的规模化；三是创意的规模化。一个科技大周期会跨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工业革命花了200多年的时间，数字革命到现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面还有几十年的黄金期。

第一阶段，关于生产的规模化。其核心是实体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因此它需要工作的标准化、组织性、纪律性。

第二阶段，关于服务的规模化。从计算机、互联网和软件时代开始，我们进入了数字革命时代，它的特点不是生产实体产品，而是生产数字化产品。服务规模化的核心不是组织性和纪律性，而是经验的系统性和可重复性。服务规模化意味着我们要把服务融入产品，卖产品不是最主要的，卖服务才是最主要的。比如卖机器人，实际上卖的是机器人提供的服务；卖自动驾驶的车辆，实际上卖的是更便捷的交通出行服务。在未来，服务市场会大很多，因为大量的需求都会用服务来满足，这个市场就会进入另一个高速增长期。

第三阶段，关于创意的规模化。随着社会对科技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科技革命的周期正在逐渐缩短，可能在30年后的某个时间点，我们就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创意的规模化，那个时候会有更多非标品出现，更加强调创造力、协同力和领导力。

关于科技周期的规律，经济学者卡路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总结得非常清楚，她认为科技进入社会后的阶段可以分为导入期和展开期。在导入期，原有系统被破坏，少数企业嬴利，贫富差距加大；在展开期，科技被广泛接受和采纳，大批企业因此受益，大批劳动者收入增加，贫富差距减小。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大周期的从导入期进入展开期的中间阶段，所以波动得特别厉害。上一个从导入期进入展开期的中间阶段是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的电气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1929年之后电气革命才大规模展开，是电气化使得工业生产规模化真正普及。工业革命延续了很长时间，经历了好几轮“小革命”，这一轮生产规模化的“大革命”才具备了充分条件。

二战之后，生产规模化进入展开期，各行各业都可以充分利用生产规模化来提高自己的产量和销量，这时也出现了大量的跨国企业，各行各业都在迅速发展。所以从1945年开始，美国进入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这奠定了它能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领航发展的基础。

那么，如果应对得当，我们的波动就会相对小一点。怎样叫应对得当呢？导入期的展开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未来会有大量的科技进入越来越多的传统领域，对传统产业形成冲击。现在受到的冲击较大的是交通出行产业。在这个大的波动期里，如果有大量的资本让科技可以更快地进入产业，这个波动期就会缩短。

疫情发生后美国政府大量“放水”，误打误撞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如果这些资金能够进入产业，将有助于产业的发展，使得应用于该产业的科技能够更快地从导入期进入展开期。但是美联储的错误政策使这些资本的优势受到了压制。所以我们现在还处在波动期，这种波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预测可能还有三四年。

如今已经进入了“数字革命”阶段，它的第一轮小革命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对于软件、计算机的开拓；第二轮小革命是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的流行；第三轮小革命就是10年前人工智能的初见端倪。前文说到，在这之前的3轮小革命主要解决人类设计的产品如何被规模化复制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生产规模化，进而催生了一次大革命——工业革命；现在这3轮小革命催生了服务的规模化，推动了数字革命。

中国现在正处于数字革命的转折点，尤其还受到了疫情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完成重组、完成数字革命很有可能还需要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一旦挺过这几年，中国就会进入一个可以和1945年美国大发展时期相媲美的黄金发展期。

未来在数字革命从导入期进入展开期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体有可能进入一个黄金增长期，但中国能不能在这个黄金增长期中做“领航员”，取决于中国的全球化是否能成功。要真正做到全球化，中国必须走出去并向欧美发达国家（地区）学习，然后超越它们。

所以，从大格局来看，波动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久，但是波动一旦过去，辉煌的持续时间也会比我们想象的更久，其影响也更加深刻。我们必须要为未来的辉煌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只是盯着今天的“苦日子”。

中国如何破除“卡脖子”症结

具体到中美，中国和美国基本处于同一个周期。原因很简单，现在的科技革命是全球化的，全球的科技产业布局是一个而非多个，尤其是前沿科技产业的生态，只能说处于相同周期的中国和美国各有各的特色。具体如下。

首先，关于贫富分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体现得更为显著。

其次，关于金融周期的问题。在中国，通常由政府主导干预金融资本周期，资本能够更快地变成产业资本，这是中国的优势。在这之前，不管是红杉还是软银，风险投资基本是私人机构主导的。这些年，中国大量的投资都已经转化为产业投资，实实在在地投到了产业里，而且是由政府基金主导的，这类投资的特点是没有非常明确的回报周期，不需要考虑退出。相比之下，红杉或软银怎么可能连续投一个公司，投30多年？

美国现在也在弱化风险投资，强化产业资本。但是美国的产业资本是私有的，这是其最大的一个特点——有很多资金、基金的规模已经大到超过风险投资，没有办法用风险投资的方法来运作了，更常见的做法是投上市企业以及对资本进行长期持有，但这在过渡期会产生混乱。当资金的基金规模已经大到不应该按风险投资的方法来运作，但是行为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但这是过渡期或波动期的问题，是会逐渐被解决的。

我们在美国做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基金和企业合并上市时，用的也是典型的产业资本，而不是风险投资的方法。因为SPAC基金上市以后，投资者是否赎回是个人行为，但基本上上了股市以后，SPAC基金的大部分是不会被赎回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被长期使用的产业资本，而不是用于风险投资的金融资本。在未来，产业资本价值越来越高，金融资本价值逐渐降低，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的外在表现一样，但内在动力不完全一样，因为中国经济由政府主导，美国经济由市场主导。

目前，全球不光是新兴科技企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了，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加快了。也就是说，以前是突然冒出一家家企业，比如微软、苹果，现在是动不动就冒出一个产业，比如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会迅速、蓬勃发展，然后带动经济热火朝天地增长。

新兴产业成了全球竞争的焦点，新兴产业的配置和孵化，以及新兴产业当中的控制点，是各国（地区）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既要能够孵化这个新兴产业，让它蓬勃发展，还要对这个新兴产业有所掌控，在其中的控制点上有话语权，这才是良性的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相对比较弱，中国几乎参与了每个新兴产业，但还是强调企业式的发展，在产业培养方面缺乏经验和能力。

如今，社会进入了产业生态竞争的阶段，产业生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木桶法则。有短板就会造成整个产业都出现问题，但产业生态一旦有短板就会被迅速补上，因为有市场需求、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作为奖励。一个产业刚兴起的时候，处处是短板，各方面都有问题，但是随着产业的逐渐发展，各块“板”是同步成长的。也就是说，产业生态的特点是被培育起来的，而在产业生态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生态的各个参与者所在的“板”都会越来越长，以至于当产业生态逐渐完善成熟的时候，各块“板”都变成了“长板”，各方都对产业生态有了一定的控制力和一定的话语权。

这就给了我们两点启发，以解决“卡脖子”症结：第一，我们要在产业生态发展初期尽早参与；第二，监管者要鼓励竞争和长期协作。也就是说，产业生态是一个倡导合作共赢的游戏。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过去40年，我们自己主导的从零开始完善一个产业生态的案例不多，其中做得不错的是太阳能和电动车这两个领域。在很多领域，我们的做法叫“进口替代”，也就是说别人已经培育了一个产业生态，我们针对的是这个产业生态中能优化的环节，它不一定最赚钱，也不一定对整个产业生态有控制力，但对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当每个环节都有人负责优化时，整个产业生态“木桶”的各块“板”就会变得又长又大了。

不过突然有一天，当外国人发现整个产业生态中90%的环节都是被我们所优化的，他们开始担心我们涉足剩下10%的环节，从而把整个产业生态都收入囊中，所以现在才会出现“卡脖子”现象。然而，真正接管别人培育起来的产业生态是不容易的，因为控制点掌握在别人手里，这就是现在芯片产业面临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在新的产业生态上去寻求突破，因为不断有新的产业生态崛起，而新的产业生态是由新的科技催生的。于是，根据“弯道超车”逻辑，我们要找弯道，也就是新的科技。我们必须学会自主创造产业生态，扶持所有产业生态的必要环节，从最开始就形成深度协作，最后大家一起把自己的“板”做长，一起把产业生态培养起来。

对于全球化，有些人的态度是悲观的。多数人都是短视的，他们的悲观通常源于想到明天日子可能不好过。但我认为，目前我们处于巨大的革命中，数字革命是可以媲美当年的工业革命的，而一旦进入高速发展期，全世界都会受益，这是一定的。

长远来看，我们应该乐观地在这两年做好迎接未来的准备。所有的机会都是属于做好准备的人的，产业机会、市场机会、科技机会更是如此。就像任正非所说，要到冬天了，要存粮食。这时候会出现两种心态，一种是“我的目的就只是活下去”，另一种是“我的目的是要活到大发展的时候”。这两种心态看似相似，其实完全不同，也将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只存粮，另一种是厉兵秣马、高筑墙、广积粮。

世界发展是有周期的，但是很多周期100年才循环一次，我们已经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而目前，我想告诉你的是，世界科技现在马上要进入持续30年的大发展周期，我们赶上了，是该乐观还是该悲观呢？其实这并不重要，怕来不及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赶紧准备，这样到大发展的时候才能不被淘汰。

在我看来，中美科技脱不了钩。怎么脱？美国的大部分制造业务都在中国，脱钩他们就“死”了。美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严重，按理说购买力应该下降，但是由于中国的商品便宜，其购买力反而增强了，这是核心的问题，即美国的购买力增强靠的是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

有一个定律叫作莱特定律，即任何的商业商品生产，如果产量翻倍，生产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商品的性能也会慢慢提升。生产价格为何降低？因为产量提高后，生产经验就会得到积累，而且产量越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入研发，来帮助改善生产过程，进而实现规模效益。所以中国制造的优势不是廉价的劳动力，更不是所谓制造转移的优势，而是中国能够以极低的价钱和极高的品质大规模地生产先进产品。中国的规模化生产使美国可以购买到价廉物美的产品，这是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做不到的。

做好企业跨越生命周期的领航员

前段时间，大家一直在拿目前的中国与20世纪30年代处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做对比，美国企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大周期，但中国的科技企业没有经历过这种风雨。

企业如何跨越生命周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我要强调并不是非得去找那些老企业案例来学习，关键在于把握大环境，要有生态化经营和平台化经营的思路。数字革命发展仍在加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但是对于这种发展，我们要辩证地理解，技术的发展可以分为原创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发展。举例来说，电动车涉及的原创技术包括锂电池技术。锂电池技术带来了一场技术大革命，正是这场技术革命使得电动车有了今天的发展。一旦产业形成，原创技术的革命就基本宣告结束，不过技术改良仍在进行，从而酝酿出产业革命。因此，产业革命的特点是技术革命之后的持续性技术改良，我们称之为“性能调优”，就是由工程师将一个个细节的性能调优。例如，锂电池电动车刚推出的时候，百公里续航都是难以实现的，不过现在，这类电动车已经能够实现千公里续航了。取得这样的进步主要依靠的就是针对锂电池的性能调优，人们认同它的产业价值以后形成了马太效应。

对于科技企业来讲，首先要理解我们正处在科技进步、风起云涌，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量的“性能调优”的时代。任何一个领域都很容易被技术连续冲击，当被技术连续冲击的时候，就不能搞封闭体系，而是需要平台化。我在给TCL的员工讲课的时候曾说：“或许你原来认为自己是个家电企业，但现在请你视自己为IT企业，并且是要IT化经营的IT企业，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IT企业是开放的、平台化的，是支持第三方开发者参与技术研发的，是追求生态培养的。

第二，企业跨越生命周期是有规律可循的，它其实很简单。我们把企业发展分成3个阶段——初创期、高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不同阶段企业的特点不同，经营侧重点不同，而且对CEO（首席执行官）的素质要求也不同，很多企业发展到最后，往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为什么经营企业难，扩大企业规模更难呢？因为要求CEO有优势升级能力。在企业初创期，CEO要具备的是技术能力优势和产品能力优势。但是，在企业高速成长期，CEO要具备的是管理能力优势，要具备很高的管理水平。到了成熟期，CEO要具备的是战略能力优势，要懂得战略布局、调动资源、合纵连横。优秀的企业往往是由优秀的人带起来的，这就要求CEO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以便在企业发展到下一阶段时，CEO自身的能力跟得上。

为什么企业家必须要持续学习？就是因为在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能力，不断地提升自己，才能让自己不沦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举例来说，大疆的创始人汪滔其实担任的是CTO（首席技术官），大疆一直在进行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似乎没有抓住关键点，因为他不是CEO，他们的创新没有战略引导。今日头条的发展似乎抓住了关键点，但今日头条的创始人张一鸣其实是一位厉害的COO（首席运营官），也不是CEO，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战略思维——而这几乎是企业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

虽然“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一个士兵从第一天起就想当元帅，就学习当元帅的技能是没有用的。不管是投资、创业，还是在产业里与他人合作，脑子要清醒，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自己该承担什么角色，这是最主要的。

要想掌握这种系统思维，关键是要看到本质规律，要将身处任何一个产业、处理每一件事都当作一次“训练”。

我曾听到别人点评电动车产业生态，说比亚迪和宁德时代都挺好，但是宁德时代的业务范围相对比较窄，只有电池；比亚迪的业务范围相对比较宽，有电池、有车，所以比亚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好。我不认同这个观点，为什么？因为电动车这个产业生态里，电池研发和制造是核心环节，某个企业只要掌握核心环节的技术，并且成为核心环节的头部企业，那这个企业就远远强于各个环节都涉及的、不是头部的企业。

我们经常会做预测性的分析。电动车的革命有“3个弯道”。第一个弯道是电动化，即传统燃油车向电动车转变。第二个弯道是智能化，就是电动车要实现自动驾驶，还要实现车内智能化、车外智能化。第三个弯道是服务化，也就是电动车要提供出行服务。在第二个弯道中，比亚迪已经落后了，他们第一轮的领先优势没有延续到第二轮。

宁德时代确实也没有未雨绸缪，但因为电池在电动车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一旦成为电池制造领域的头部企业，就会有研发能力强的企业主动寻求合作，这就意味着宁德时代立于头部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比亚迪电动车，虽然产量大但是相对偏低端，所以虽然下一阶段它还会发展，但如果不创新，其发展速度将会减缓，甚至会落后。而在我看来，未来“蔚小理”（蔚来、小鹏、理想）表现会比较突出，宁德时代也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中观部分我们将主要从3个角度来分析科技产业到底谁才是胜出者。

第一个角度是技术。哪些是技术革命中的主流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哪些是辅助性的技术？新能源技术、电池技术、材料技术等。要想在科技产业中胜出，就要看清产业格局，规避技术冲击风险，最后要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很多技术一被人提起就是“颠覆式创新”，我们都听习惯了，但其实大多数技术并不是颠覆式的。

技术对产业的影响有3种，一是产业增强，二是产业新增，三是产业颠覆。大多数技术可以起到产业增强的作用，少数技术能做到产业新增，只有极少数技术能实现产业颠覆。

第二个角度是产业，要看清产业格局和未来趋势。

第三个角度是企业。谁拥有技术，谁来主导产业颠覆或产业增强，谁才会胜出，要将这件事当作一个系统结构来分析。

当然，每个产业的结构都不一样，但整体思维都是这样的，即先看技术，再看产业，最后看企业。

在公共信息时代，一个人能不能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其是不是有持续进行系统思考的习惯，会不会不断地把思考的收获放在一个可用的、活的系统里。

我认为我的精神导师是J.P.摩根（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当年，J.P.摩根的爸爸在英国经营投资银行，但是竞争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他爸爸就把他送到美国学习和工作，他成功以后总结了3条规律。第一条是要到新兴经济体去，而当时的美国是比英国更新的经济体。第二条是要进入当时的新兴经济体的前沿企业工作。当年美国的福特、通用电气、爱迪生照明等科技企业都是前沿企业，他就要在这类企业工作。第三条是要有控制力，要有话语权，要有掌控力。

我一直认为，这3条规律是可行的，尤其适用于投资。只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目前这3条规律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今，数字革命已经突破了地缘。在工业革命时期，我们要具备地域概念是因为要把货物通过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运到世界各地。但是现在数字革命是把服务传到世界各地，通过互联网瞬间就能够实现。所以我们强调现在的世界是数字化世界，这和物理世界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维度。

今年我和张笑宇老师进行了一次交流，他出版的《技术与文明》一书让我大受启发，书中有很多关于技术发展思路的描述，与我的观念非常相似。他提到的一个概念很重要，叫产缘政治。他说：“过去老说地缘政治，现在地缘不重要了，产缘才重要，一条产业链、一系列企业和一系列技术在今天可能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影响更大。”

把J.P.摩根的3条规律和张笑宇老师的产缘观点结合在一起，我恍然大悟。其实所谓“到前沿去布局”中的“前沿”当年在J.P.摩根看来是到“地理的前沿”，而今天我们应该到“产业的前沿”布局，如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人新能源……都值得我们广泛布局，全世界都应该是我们的“运动场”——我们不应该受地域限制。从过去的地理维度思维转换到现在的产业维度思维，让我一下子就摆脱了先前的思维束缚，收获特别大。

10年之后的未来是什么样

怎么做好投资呢？我认为应该顺应潮流。

首先要判断潮流，然后比别人早一点看清局势、早一点布局。未来到底有没有机会？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可能是我和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前段时间跟我同事交流，他说未来很迷茫，回望过去机会却很多，10年前如果投了宁德时代、特斯拉、英伟达，现在就赚翻了。

10年前，大家在哀叹什么？原来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哀叹的是互联网市场已经被BAT（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头瓜分了，已经没有好的投资机会了。结果后来又出了个今日头条，对不对？所以，10年前和现在一模一样。站在那个时间点，往未来看，充满了迷茫；往过去看，也充满了机会——20年前，很多投对了的人还在赚大钱呢！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任何时间点，机会都很多，关键在于如何抓住机会。

一个人要学会先预知未来，再往回看，预知的那件未来已经确定会发生，但还没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布局机会。

那么，10年之后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

首先，自动驾驶技术与服务一定日趋成熟。到时候交通出行服务商（相当于今天的运营商）的规模会比今天的电信运营商还大，因为人人都需要它，它的覆盖面更广。这意味着，未来交通出行服务产业大有可为。

其次，机器人会被大量采用。我指的不仅是小米、特斯拉制造的那种人形机器人，而是不同形态的机器人。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体现，要为专有的事设计专有的机器人，未来有专门端茶送水、炒菜做饭，甚至控制室内空调的机器人，它们是无所不能也无处不在的。尤其是服务型机器人，在未来10年将会有巨大的发展。在此就不多举例了，我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描绘出我看到的，10年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而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从今天开始布局，在未来都会有巨大的收获。你说究竟有没有机会呢？

在投资中，周期是明显的，但是有些人缺乏耐心，这样的人成功不了，原因很简单，他是短视的。盯着明天的回报、明年的回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看到大产业的变革。以一天为期什么都看不清，以10年为期则不然，因为以10年为期是可以触及规律的，以百年为期规律则更加清晰。所以为什么自己要难为自己呢？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不都是以10年为期进行布局的吗？

一个人要先相信，未来是被科技推动的，了解这一规律后就要付出努力。我周围很多人听到要做一件事张口就说：“这件事太难了。”我就问一句，这件事重不重要？对于重要与否的判断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件事重要，不管难不难你都应该付出努力，努力了之后再来说难。绝大多数人一点儿努力都没有付出，只在那儿闭着眼睛喊难，有什么事是你从来不需要训练，天生就擅长的呢？

过去的30年我就干这一件事——看产业，理解产业规律、产业协调，这才有了一点儿心得。宏观层面的周期规律除非遇到大的变革，否则基本会保持稳定。难的是从微观层面对每个行业进行动态的观察，首先要知道观察的核心点是什么，然后对其进行持续跟踪、掌握，这是要经过训练的。

如果一个人认同科技是改变世界的最本质的力量，认同科技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被理解的，也认同一旦自己先掌握了规律，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比别人提早布局都会有额外的收获，那么他就会和我一样花时间和精力去付诸实践。原因很简单，机会就站在那儿等你，你为什么不把它抓住呢？所以我特别希望每个人都看到未来，都真正去把握未来，而不是躺在那里哀叹。

1 未来在数字革命从导入期进入展开期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体有可能进入一个黄金增长期，但中国能不能在这个黄金增长期中做“领航员”，取决于中国的全球化是否能成功。

2 新兴产业成了全球竞争的焦点，新兴产业的配置和孵化，以及新兴产业当中的控制点，是各国（地区）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

3 为什么经营企业难，扩大企业规模更难呢？因为要求CEO有优势升级能力。

4 在公共信息时代，一个人能不能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其是不是有持续进行系统思考的习惯，会不会不断地把思考的收获放在一个可用的、活的系统里。

5 一个人要学会先预知未来，再往回看，预知的那件未来已经确定会发生、但还没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布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