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父亲
—父亲节怀念
我的父亲，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介草民。卑微的他，没有显赫得业绩，没有辉煌的过往。在他多舛的一生中，唯一值得回忆的，则是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血与火的经历。在他过世后，我在他的墓碑上留下了这样的铭文:父英年投身抗日，从戎十载，征战八年，三次负伤，五处弹痕，百战余生，幸得回还……。
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了。沉思良久之后，便着手将父亲有关参加抗日战争的回忆录音，整理出几个片段。一则寄托对父亲的哀思，二则借以表达对曾为国流血牺牲抗日老兵们的怀念。
以下为父亲自述。
一，三原从军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当时我在西安南关的一家叫“春和行店”的贸易货栈当学徒，行将出师之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人很快打到山西，西安城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恰逢父亲过世，在家耽误了一些时日，引起掌柜不满，遂接受朋友建议，离开西安向北而去，寻找新的出路。从西安走到三原县，适逢杨虎城部17师野战补充营招兵。补充营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控制的。营长叫米宏才，指导员叫尤继贤，这两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见我从西安城来，又有点文化，亲自给我讲了很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说在哪儿都是抗日，不必舍近求远。于是我就加入了他们的部队当兵了，时间是37年阴历七月。后来听说，营长米宏才在安徽搞兵运失败被叛徒出卖，牺牲了。指导员尤继贤早已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了，一九八几年还是解放军总参后勤部长，正军级。
二，东渡黄河
我入伍不久，野战补充营开到北同关，也就是铜川，集训了几个月后，于次年（38年）的阴历二月二从朝邑县过黄河，开到山西河津的东边，在一个叫路村（亦或路城）的地方和日本人交上了火，仗打的很激烈。日本人仗着的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攻势很猛。我方拼死抵抗，从早打到晚，伤亡严重，队伍被打散了。败退到一个叫王冠峪的地方，再退到闻喜县，后撤到河南灵宝。这时，部队重新整编，遂脱离了17师。
三，徐州参战
台儿庄战役打响，所在部队用火车紧急运到徐州前线，到达之后，立即投入了战斗。开战后，我所在的连，守在一个高土台上边、只有几栋农舍的一个独立小村子里。我们抵挡了日本人长时间的轮番攻击，伤亡惨重。特别困难的是吃不上、喝不上，原因是炊事班在村子外的土坡下边，整个村子被敌人火力封锁了，炊事班无法送水、送饭上来。时间一长，更是饥渴难忍，连长问“谁能下去背一点水上来”？面对密集的火力封锁，没有一个人出声。我想，在这里渴死也是一死，打死也是一死，便自告奋勇，说“我去”。背了个铁桶冒着弹雨中从坡上滚了下去，铁桶让子弹打了几个洞，本人竟毫发无损。未及我爬到伙房，连续几发炮弹把身后的小村子炸为平地。守在里面的弟兄都阵亡了，我侥幸的捞了一条命。打完这一仗，因为伤亡太大，队伍又重新整编了。那一段，不停的打仗，不停的伤亡，不停的溃散，又不停的整编，部队的番号变化很快，我都记不住了。
四，保卫武汉
大约在三八年阴历五、六月份，武汉保卫战开始。闷罐火车又把我们拉到了武汉，下了火车，上了渡轮，到了武昌，驻扎在黄鹤楼下烈女渡的“谷草街”、“筷子行”。在这里部队的装备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发下了好多德国造的武器，有“撇耳”步枪，这种步枪的枪栓柄向下弯着，可能是方便骑兵用的；还有崭新的“勃郎宁”轻机枪。在这里，我当了机枪手。我们白天在江边的大堤上修工事，晚上守在工事里。日本人打来了以后，天上有飞机轰炸、扫射，江面上有军舰大炮轰击，停泊在长江边上的大洋船都炸翻了。一般情况下，黎明敌机来轰炸，敌机走后就抬死人，其中有军人也有百姓。死的人太多，抬不过来，街道到处都躺着死人，天气太热，城里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尸臭气味，到处都扔着逃难人丢下的东西，有的地方银元撒了一地都没人捡。大约到阴历的九月，武汉城破，敌人的步兵攻上来了，我们抵挡不住，就向武汉以南撤退。
五，转战鄂南
武汉失守后，撤至武昌以南的地方。战斗仍然频繁、惨烈。我们北方人打仗很勇敢，几乎人人都不怕死，但战术上不太灵活，往往部队一拥而上，敌人的炮弹打来，我们的人一片一片的倒下，前面倒下一豁子，后面跟着向前冲，伤亡十分惨重。我亲眼看到一个兵被打掉了脚后根仍然拄着抢向前挪。
在武昌以南的一次战斗中，我们守在一个山坡上，我想挖一个小的藏身洞作掩体，刚挖好，我钻进去想试一下大小，这时，敌人的炮弹打过来，一时烟尘雾罩，我被埋在土中，硝烟散去后一看，旁边战友连人带枪都没了，又侥幸躲过一劫。炮火停了以后，敌人的步兵攻上来了，子弹嗖嗖的打过来，我们拼命的抵抗，我手中的机枪都快打红了，好在天快黑了，敌人终于退了。
长时间的征战，使我十分疲劳，晚上躺到地上就睡着了。天快明时，作了一个恶梦，梦见一个人满身是血，向我走来，说我压了他。我醒来后，手一摸，是个人头，这才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尸体上面，他的身子被山坡上溜下的土埋了，但头和脚还露在外边。我用刺刀刨了些土掩埋了这位兄弟的头和脚。天亮后跟着部队撤退了。
六，参加游击队
溃退的队伍，早已不成建制了，由于多日的激烈的战斗、在敌人炮火下的奔波，极度的疲劳和饥饿，使我在撤退的路上生了病，发高烧，浑身冷，四肢无力，寸步难行，无法跟上部队。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个田埂上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已到了黄昏时分，爬到一个农舍附近，想找一点吃的。这时我看见一个中国人，打扮象老百姓，但又背一把手枪，军不军、民不民的，搞不清是什么人。无奈之下，我叫住了他，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一个落伍兵，生病走不动了，他也亮了自己的身份，说是抗日游击队的人。我看是自己人，就给说：“我有一个东西要交给你”，他问“是什么东西？”，我说“是一挺机枪”，他听了以后很高兴。我将他带到藏枪的地方，把“勃朗宁”机枪和身上的四个弹夹，一并交给他。他让我躺在原地不要动。他离开了一会儿，便带来四个人，把我抬到半山的一个屋子跟前，敲窗子叫开了门。主人是一位老太太。把我抬进屋子，告诉主人说这个人有病，饿坏了，赶紧给他搞一点吃的。安顿好后，送我的人就走了。从此以后，老太太每天给我送汤、送饭，悉心照料，直到我身体复原。时间长了，老太太告诉我，这个地方在湖北咸宁县丁泗桥附近，附近有个街镇叫顾田畈。她的丈夫让国民党杀了以后，搬到这里，除了这个房子外，还有几亩山坡地。她让我见生人不要说话，装哑巴，以免北方语音暴露身份。别人问她我是谁，她就说我是她的“伢子”。她家实际上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交通站。
我在这里养了几个月后，被送到顾田畈一个作坊当伙计。作坊老板名叫周天顺，这里实际上是游击队的情报站 ，有关日本兵和汉奸维持会的情报由这里转送山里的游击队。隔壁不远处有个张家祠堂，里面是伪汉奸维持会，每天都有汉奸和日本人出入，我把看到的情况，比如日本人何时来、何时走、有多少人、拿什么武器等都记下来，写在黄禾纸边缘处，搓成点火的媒头。游击队来人扮作卖柴的、买家什、买棺材的，到店里来取情报。来人烟袋装好烟末，我把写情报的禾纸搓成的媒头，将没有写字的一头点着火，递给来人。对方点着烟后，转身就把媒头弄灭，藏在身上，表面上是点烟，实际是递送情报。
一次向外送情报时，和日本鬼子遭遇了，我拔腿就上小木桥向河对岸跑去，敌人就向我开枪，耳边的子弹簌簌的响，小腿被子弹打中，情急之中跳到河里。咱北方人不会水，只好抱着木桥柱子，头上盖些烂草，等鬼子走了才上岸，好在枪伤不重，时间不长就养好了。
我作为北方人，讲话和当地方言差别很大，在敌战区搞情报极不方便。就要求进入游击队当兵。游击队除了配合正规军的军事活动外，其他主要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我们通常以三人为一个小组，九个人为一个大组开展活动，每小组配一把锯子和一把破坏剪。破坏敌人电话线时，两人锯电杆，一人收电线；在破坏铁路时，三人一起启道钉、扒铁轨。有时也打敌人的铁甲车，我们称为“轧轧（yaya)车”。
到收割水稻的季节，游击队掩护老百姓抢收粮食。当时敌我双方都抢收粮食，我方是发动老百姓利用晚上用镰刀割水稻，敌人则是用一种小机器收水稻穗子。我方抢收时，游击队在周围掩护、放哨。敌人抢收时，游击队就打枪骚扰。
一次，我们破坏了铁路和电线，还没撤离，敌人巡道的钢甲车来了，并向周围山上打枪。其实，敌人是无目标的用机枪扫射，我没有经验，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就和敌人对打起来，结果差点撤不出来了。回来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不久，我就生病了，腋下出了个“夹子痈”很严重，腿上的枪伤也复发了。又一次被安置在老百姓家养病。三九年，抗日战争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游击队转移走了，我和部队失去联系了。一个北方人，虽然病好了，却无处安身。又到正规军37军当了兵，因为也是老兵，很快又当了班长兼机枪手。
七，四战长沙
自从武汉南撤之后，四次长沙会战都参与了。和日本军队作战的地域主要在湖北和湖南交界的咸宁、崇阳、通山、通城、汨罗、湘阴和湘西一带，直至抗战胜利。
国军37军140师也是长沙会战的一支劲旅。仗打得很频繁。部队装备很差，缺吃少穿。大冬天还是单衣、短裤、草鞋。有时搞一点白布，用当地的一种“肥田草”染成灰色，做成军衣。几乎不停息行军没有鞋穿是要受大罪的。冬夏的鞋子基本都是穿草鞋。草鞋都是自己编的。打草鞋实际上不是用草打的，而是收集破衣、烂布，行军休息时，撕成布条，搓成绳子，宿营时再把布绳子编成草鞋。一般在背包上都绑着三四双破布草鞋，以应付频繁的行军打仗。
八，再次负伤
一次，在战斗的间隙，我们正吃饭，突然，敌人的炮弹打来，我就势到下，位置正好离弹着点的很近的地方。全身被土埋了，身体多处被炮弹片击伤。我身后的排长和弹药手当场炸死了。同乡兼战友权运宏的右胳膊被打得血肉模糊，他还以为我也被打死了，大声哭叫着我的名字，跑到我跟前，看我还活着，说:“赶紧把枪拉下来”，我把机枪拿下来，跳进弹坑。几个人的鲜血顺着我走过的小坡向下流，我的两只脚被鲜血浸透了。刚架好机枪，敌人的步兵就攻上来了。我当机枪手，全运宏用左手给我当弹药手，我眼看着敌人被打的东倒西歪，像“倒麦个子”一样倒下，感到心里一阵解恨。直到战斗结束，才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几处都受伤了。创口不大，未感觉到伤筋骨，就简单包扎了。岂不知弹片已钻进到肌肉里边去了。直至现在到我腿上、耳朵上里面还留下几个苞谷粒大的炮弹皮渣。当时之所以伤不重，主要是我刚好在离爆炸点近的“安全角”里。
权运宏是华县赤水人，他比我入伍早，教给我打草鞋和很多生存方法，总是像大哥一样呵护我。他受伤很重，被抬下了战场，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情同手足的同乡、长兄和战友。
九，死里逃生
一次，在崇阳一个叫河山岭的地方，和日寇战斗竞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奉命退到第二道防线，刚修好掩体，支好机枪，趴下迎敌。突然，我身边弹药手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我扭头问了一句 ，在这时刻，我的背上象被棍子猛地戳了一下，我下意识拉着机枪滚到一边，抬头看见几个日本鬼子从我的侧后方的山上冲下来，手里拿着军刀叽哩哇啦的喊着向我跑来。原来敌人从侧翼突破，绕到侧后包抄我们。我提着枪站起来就顺着河道跑，看到日本鬼子离我越来越近，我想，总不能让鬼子过来用战刀把我给砍了，于是躲在一个大石头后面，架起机枪发现右手负伤，扣不了扳机。就用右手腕压住抢，左手扣扳机。看着敌人倒下了，我又拉起枪继续跑，跑一段再趴下打一梭子。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跑过河道，到半山的一个民居的户外厕所里，看见有一个跟我一样跑下来的伤兵坐在墙根呻吟。我说“还不快跑，日本鬼子来了还不把你砍了”！他说“我受伤跑不动了”，我一看，他的肠子都从肚子流出来了，我想把肠子给他再塞进肚子去，岂不知肠子出了肚子见风就塞不进去了，好不容易装进去，又咕嘟流出来。我用未受伤的左手把他肠子用衣服裹着，解下裹腿把他肚子缠起来，然后，架着他继续撤离。终于看见山坡上露出一排步枪，枪管比日本三八步枪粗，是“汉阳造”。也隐约看到当兵肩膀上黄弹带。认准了是自己人的阵地，就向上喊话，于是我们就被救了。见到自己人我便瘫倒在地，昏过去了。我这次受伤主要有两处，一是背上，子弹从后背打进，从肩部的脖子根出来，我当时要是不回头问弹药手一句，子弹就打到头上了。另一处伤在右手，是在站起来逃离的时候，子弹从手心的虎口打进，把手背的皮肉全掀起来了。我先被送往崇阳附近陆口的野战医院作了手术，后转至湖南东安的后方医院。后方医院有个医生是个外国人，他给我把手上的伤处理好后再三叮咛我，以后别让其他医生再动伤口。后来这只手恢复了功能，没留什么后遗症。
十，抓鬼子俘虏
有一次我带两个士兵，到敌我交叉地区执行侦查任务。到了一个村边，有一个老百姓跑来告诉我们，村里有两个日本兵抓鸡。当时年轻气盛，说“走，去看看”！进村后村和两个鬼子兵遭遇了，我们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把鬼子兵团团围住，打死了一个，另一个上了民房的楼上。我们前后夹击，把这个鬼子兵打伤后给活捉了，老百姓帮着把俘虏五花大绑。老百姓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日本人放了。因为，如果留下活口，这个村子的老百姓就遭大殃了。我们拉着日本俘虏往回走。谁知这个日本兵一步都不走，躺在地上耍死狗。我们就用绑腿带拴着他的腿，两个士兵拽着在地上磨着走。天太热，路不好，拖着俘虏，走不动，又靠近敌占区。没办法，只好用刺刀把这个鬼子兵捅了。
十一，进入团部
大约是42年，排长把我介绍给他军校的教官、时任140师419团3营萧守义营长。又经萧守义营长推荐给团长杨伯超。自此一直在团部服役。 先任警卫班长，后任团部副官，主要还是负责团部警卫工作。四次长沙会战都参加了。虽然不在最前线打仗，但仍然生活在枪林弹雨中，多次经历了死亡的考验。1944年日军第四次进犯长沙，所在部队奉命在长沙以北汨罗湘阴之间，叫作“三姐桥”的地方阻击日军。经过残烈战斗之后，部队伤亡过半，建制残缺不全，幸存官兵疲惫不堪。奉命撤离战场，行军至某山村宿营。我有黎明早起习惯，凌晨在屋外巡视时，突然听到敌机的轰鸣声，迅疾进屋，一手卸下挂在墙上装有关防（大印）和团旗的皮包，一手拉起还在熟睡的团长，迅速跑进距离不足百米的小树林里。刹那间，宿营的房子已被敌机炸成废墟，团长幸免于难了。还有一次晚上行军，我和团长骑马并行，走到一处险要处，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悬崖下是激流，突然团长的马踏空了，团长不知所措，只知紧拉马缰，情急之中我大喊“团长松手”，一把拉住团长衣服胸襟，从马上拖下来。而战马则咵里咵啦的从悬崖滚下河谷。团长又一次死里逃生了。
第四次长沙保卫战之后，撤退到长沙以东浏阳一带和日本人周旋，记得战斗过的地方有金井、团山等地。后来，敌人把我们一个团包围在浏阳山上，敌人全面封锁长达几个月，最困难的是没有盐吃，想尽了千方百计搞盐，甚至拆了破房子，把老墙土用水泡了，熬一点所谓的硝盐。也组织人晚上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到敌战区买盐，但搞回盐成功率是很低的，派出去十个人，只能有三四个人回来。可以说，盐是用人命换来的。一次，派人在山路上挑盐，绊了一跤，把盐洒在了地上，可惜之余，连周围的土石都扫起来了，反复泡水再把盐熬出来。
十二，浏阳突围
虽然战事仍然十分残酷，但抗日已接近尾声，敌人已是强弩之末。在浏阳山上，侦知山下包围圈里有一个汪伪工兵团，团长叫王志贵，不是铁杆汉奸。于是收集了全团缴获的日军装备，组建一个临时突击队，集中了全团精锐，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假扮成日军，在夜幕下对伪军王志贵团实施突然袭击。在伪军对日军反击开始后悄然撤离了。敌伪双方越打越激烈。掌握火候到了时机，派副团长傅鼎成下山和王志贵谈判，收降了这个伪军工兵团。由此撕开包围圈的一个口子，才得以突围到江西。
十三，最后一战
在抗战胜利前夕，日军带着掠夺的钨矿砂等战略物资，从广东韶关向江西遂川撤退，我们沿赣江两岸追着打、截着打、缠着打。双方流的血把江水都染红了。大量日本人尸体顺着江水向下游飘去。这是参加抗日以来最痛快的一仗。
十四，抗战胜利
到达江西吉安时，日本宣布投降了。我团负责吉安警备，杨伯超团长任城防司令。我也负责了一部分日军战俘营的监管，也接受了鬼子包括敌酋的点头哈腰。
终于胜利了，心里高兴难以言表。八年鏖战，艰苦卓绝，终于熬到头了。
我这一辈子什么歌都不会唱，只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因为，这是当时我们的军歌，也是八年浴血奋战的写照。
硝烟远远散去，炮声早已沉寂。但国耻永在，国恨难消。让我们记着那场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抗争。
